【大纪元5月27日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5月26日报导) 在中国政府强调要诚实公布萨斯疫情的同时，中国的媒体也似乎出现了某些令人鼓舞的迹象，然而在另一方面批评人士认为，萨斯疫情不仅没有使中国政府放松、反而更加紧了对媒体的垄断和控制。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公司驻北京记者齐福德注意到，中国政府在萨斯疫情期间对媒体的控制似乎比过去放松了很多，中国的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采访时也能提出比过去更尖锐的问题，报导中也能对政府不透明的制度提出批评。
齐福德说：“我觉得大陆的媒体在非典方面放松多了。(当局)对报纸和杂志的控制，可以说放松得多了。也很明显，很多记者、评论家都利用这个机会，对处理萨斯疫情不好的政府某个部门，或者官员提出批评。他们不仅批评政府处理非典的情况，而且是批评整个制度，整个不透明的一党制的政府制度。”齐福德还说，在中国政府加大新闻透明度的同时，中国的普通听众、观众、读者对中国政府以及媒体的期望值也在提高。这会进一步促使政府对老百姓更加负责，媒体在新闻报导时更加公开和透明化。
*传达管道一致*
然而，旅居美国的新闻批评人士张伟国则认为，中国政府从4月20号以前全面封杀，到4月20号以后一轰而上地进行报导，充份反映出中国政府一直在垄断和控制舆论宣传，媒体无法提供独立、客观的报导。
张伟国说：“在4月20号以前也好，4月20号以后也好，到现在为止也好，所以疫情的消息来源，只有一个，就是政府的。媒体只不过是怎样配合政府，来做舆论的引导。作为媒体来讲，它并没有真正体现自己去客观真实地去报导新闻的功能。看不出有什么开放或收紧的变化。”
中国国务院在5月21号公布施行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对建立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制度做出了规定。《条例》指出，“没有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包括新闻机构都无权发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消息。”此外，中共主管宣传工作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5月1号发行的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求是”杂志上发表文章，强调要加强对新闻界和互联网的管理。
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康晓光认为，中国政府处理这次危机的方法和手段，从隐瞒疫情到公布事实真相，沿习着控制消息源的传统作法，而且媒体所传达出来的声音也都是一致的。他认为，萨斯疫情并没有真正导致中国的新闻公开，政府的行政透明度增加，公民的问责权利的增加。
康晓光说：“即使是新闻报导的有关数字增加了。但是新闻的信息源还是牢固地控制在政府的手里。而且，到目前为止，国内的媒体上还见不到任何批评的声音。也没有指责抱怨的声音。基本上或者是报导一些抽象的数据，或者是鼓舞士气的宣称性的报导。我并没有看到在新闻上有什么突破性的东西。还是丁关根时代吧。”
*新闻透明化的定义*
北京自由撰稿人刘晓波也认为， 政府控制媒体的后果不仅在老百姓当中造成前所未有的恐慌，导致生命和经济蒙受巨大的损失，而且更丧失了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威信和公信力。刘晓波说， 在国内外的压力之下，中国政府虽然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新闻的发布方式也做了一些改变，并且在萨斯疫情期间，又罕见地报导了海军潜艇等事件，但是现在很难说，这种改变在萨斯疫情过去之后，是不是真正地延续下来。
刘晓波说：“在这种强烈的国内外的压力之下，政府要对它的信息透明度，新闻的发布方式等等做出了一些改变，但是这种改变等萨斯一旦过去之后，是不是真正地延续下来，目前在还很难说。”
刘晓波还强调，中国所谓的新闻透明化，只是官方垄断下的透明化，并不允许民间有独立的新闻、信息来源。中国政府通过出台相关的法律，对造谣，传播不实信息，都施加非常严厉的限制和惩罚措施，从而就能把发布萨斯新闻的媒体和信息渠道牢固地控制在官方手中。
*萨斯加快媒体改革设想*
不过，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希光教授说，中国政府在处理萨斯疫情过程中，不仅对一度隐瞒疫情的作法勇于承认错误，接受国际社会的批评和监督，而且，因应萨斯疫情的需要，加大了媒体的开放步伐和透明度。
李希光说：“中国的媒体一直在走向开放的。不要以为萨斯迫使中国媒体开放。很多外国记者在说，中央电视台是不是萨斯频道，我说，不对。中央电视台早在半年前我就参与它的节目策划的。准备在今年5月1号(开通24小时的新闻频道)，正巧碰上了萨斯。所以这一切都是在计划中。我相信，胡锦涛和温家宝 政府有一个明确的媒体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方向。这不是因为萨斯的问题，只不过是萨斯使他们提前、加快媒体某些改革的设想。”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公司驻北京记者齐福德还表示，尽管中国在媒体开放方面出现了进步的迹象，但中国媒体必须进一步开放。
齐福德说：“我觉得对中国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更开放的媒体是个好处，而且会给中国带来很多的好处。官员不能掩盖不好的消息，必须对老百姓更透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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