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12日訊】在我的印象中，教育自古以來都是施教者和受教者之間“傳道、授業、解惑”的一種溝通和交流方式，通過教育主體有益和有效的教育，可以把白癡變成天才，把魔鬼變成天使，把懦夫變成英雄，教育不僅可以提升人的生活水準，還可以提高人的生命品質。
可是這些年大量慘不忍睹的事實，卻不能不讓我對中國的教育深深的懷疑。明明是一個智力、情感、體質各方面都非常優秀的孩子，經過了所謂的“教育”以後，不僅沒有得到提高，反而在各方面都大幅度地下降了。中國的教育甚至還呈現出這樣一種趨勢，一個人所受教育程度越高，他的智力水準、道德修道、人文精神、生存技能各方面就越低，對孩子們的教育反而比不教育摧殘更大。跟受過正常教育的人相比，受過這種非驢非馬的中國教育的人，都表現出一種極大的病態，他們沒有自我，沒有自信，沒有自尊，不會自力，也不懂自律，在社會上，他們像一群怪物：一方面像奴隸一樣唯唯諾諾，一方面又像奴隸主一樣飛揚跋扈；一方面目空四海，一方面又十分無知。除了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他們什麼都不懂，什麼都不會，他們既不知道什麼是自由，也不懂得什麼是民主，不懂得什麼是平等，也不懂得什麼是博愛，既沒有專業知識，也沒有生活常識，既沒有生存知識，也沒有生命知識。
從半個世紀以前，中國的教育就開始走上了一條異化之路，從被教育者的異化，可以看出教育者的異化，中國的所謂“教育”是什麼？無非是一種讓學生奴隸化、囚犯化、特務化、強盜化、騙子化和廢物化的洗腦方式。
半個世紀以來，由於黨化教育對教育機構和教育從業人員的制度性強迫，學校的教育功能差不多被取消殆盡了，一切都必須為政治服務，而“為政治服務”，就不能不是李森科式的。黨性大於人性的時候，也是人性被取消、被蹂躪、被殘害的時候。曾經看過一部美國電影《坎大哈》。在影片裏，那些七八歲的阿富汗孩子們剛生下來不久，就被送進清真寺，搖頭晃腦地念著連他們自己都不知為何物的《古蘭經》，讚美他們認都不認識的“真主”。一起看電影的朋友們紛紛指責阿富汗當局太沒人性，竟然不讓孩子們上學，把他們送進清真寺。
對他們的義憤，我是無法完全苟同的。我譴責遠處滅絕人性的暴行，但絕不會因此忘卻身邊滅絕人性的暴行。中國人指責阿富汗即使不算毫無道理，起碼也是五十步笑百步。的確，中國的孩子們是被送進學校了（這樣說的一個重要前提是：那些因貧困無法享受“義務教育”的農村孩子不能算是孩子），但看看這些孩子們受的是一種什麼樣的“教育”呢？他們剛開始認識的字是“中國”，而在不知不覺中，“中國”又被偷換成了“黨”，而且這個“黨”被粗暴地放進課本裏面，放進歌曲裏面，用孩子們純真的童音唱著，那唱法就跟那些念《古蘭經》的阿富汗孩子一模一樣。一路唱了下去，被“黨”潛移默化地影響下去，孩子的本真的辨別力就被逐漸瓜分蠶食掉了。既然這個國家是“黨”建立的，就連陽光與空氣都是“黨”恩賜的，你就應該無條件地為它獻出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孩子們幼小的心靈，很早就被埋下了“黨國高於一切”的邪惡種子。
邪惡的種子慢慢開始生根發芽。一升入小學，孩子們就被半強迫半誘導地加入“少先隊”，如果不加入，免不了會被孤立、被打擊，孩子們不得不為了老師的表揚，在蒙昧狀態中捲入政治，捲入對“黨國”的崇拜。等到升入中學、考上大學，他們又得絞盡腦汁考慮如何加入“共青團”、“共產黨”了。事實上，“黨”對學生還不只是一種精神誘導，更是一種物質刺激。無論加入少先隊，加入共青團，或者加入共產黨，都不僅僅是一種榮譽，它還意味著，可以享受到常人所不能享受的種種特權。
等到市場經濟成為官民一致的口號時，“金錢萬能”的觀念從潘朵拉的盒子裏釋放出來，“讀書做官”論還未壽終正寢，臭名昭著的“教育產業化”又粉墨登場了，飽受政治鐵蹄踐踏的教育又要承受經濟魔爪的蹂躪了。“社會主義”時代的學校像軍營、像監獄，官僚資本主義時代的學校又多了一重屬性，像自由市場，說它是自由市場其實還不夠準確，因為除了“金錢至上”的理念滲入血液之中以外，教育根本沒有一點像市場經濟，說好聽點，像強買強賣，說難聽點，像賣人肉包子的黑店！
官僚資本主義籠罩下的教育，不僅無用，而且有害。它惟一的用處就是把一個個學校變成半政治半經濟的壟斷機構，把教師從“臭老九”的悲慘地位，提高到黑老大的空前高度。近些年，在經濟比較發達的大中城市裏，教師已經成為令人瞠目結舌的高收入階層。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窮了幾千年的教師應該成為先富起來的那一部分人。可是自己的富裕，不應該建立在讓家長破產的前提下，遺憾的是，教育機構正是用這種無恥掠奪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原始積累的。
看看中國的學校、中國的教師是怎樣愛財的吧！
一曰巧立名目、費用上漲。學費、書本費、補課費、資料費、考試費、補考費、服裝費、餐費、飲料費……如果學生來自外地，還會有什麼擇校費、轉學費、借讀費之類。校方能想出多少種名目，就能收多少種黑錢。雖然當局三令五申，可是在基層，教育亂收費屢禁不止，圍繞教育產生的琳琅滿目的無理收費，不斷突破國民承受能力的底線。有多少家庭因為孩子考上大學債臺高築，乃至全面崩潰。更有甚者，在某些地方，一個中等之家甚至不能供養一個小學生、一個中學生！到了二十一世紀初，這種制度性腐敗更是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許多學院改大學，院系改學院，中專變大學，無限制的“擴大招生”……如果說過去的教育機構只是幫兇的話，那麼現在，他們已經成為赤裸裸的兇手。
二曰不務正業、下海經商。教育機構應該是專門從事教育、文化和科研事業的機構，可是在中國，教育機構都開成了公司，不僅在收取奇高無比的學雜費時完全公司化，而且明目張膽地開公司，把“三產”作為自身的經營方向，“北大方正”、“北大青鳥”、“清華紫光”、“清華同方”……不一而足。在公眾眼裏，像北京、清華這樣的大學，公司開得比學校更有名。至於其他大學、中學甚至小學的校辦公司、校辦工廠就更是多如牛毛了。學校不在教學上下功夫，卻本末倒置把功夫用在了辦公司上，這肯定是教育的墮落。
三是由管理混亂，腐敗成風。由於校方和所謂教育“主管部門”無法、無方、無序的粗放管理，教師道德日益敗壞，隨意收取甚至索要學生紅包、禮物和禮金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如果說前兩種腐敗是制度性腐敗的話，那麼教師們幾乎全員上陣的個人腐敗則是制度性腐敗的衍生物–道德性腐敗。在混亂的准市場經濟時代，沒有制度制衡的腐敗一旦爆發，都是歇斯底里、喪心病狂的。我認識北京一所普通中學的班主任，她一個中國新年收到的禮金就達到了五六萬元，班裏學生平均一人給她送禮一千多元！在學費之餘收到禮金的多少，必然導致教育上的不公平，導致不送或者少送禮金的學生受到莫名其妙的懲罰。
而在“正規學校”之外，一些長著兩隻手、能舉起教鞭的人們，也紛紛利用體制的漏洞，紛紛搭上“素質教育”和“文憑熱”的順風車，拼命使自己的利潤最大化，電腦班、財會班、廚師班、駕駛學校、武術班、美術班、音樂班、託福班、MBA……上到八十歲，下到八個月，所有渴望學到一技之長的大人和孩子都列在了這些人的瞄準半徑之內，他們表面上在“施教”，其實在施暴！
越來越成為天文數字的高收費和亂收費，已經成為一種公害，教育公害！更讓人義憤填膺的是，教育機構收了那麼錢卻並不辦實事，與高收費成正比的是，教育品質越來越低。電腦系畢業生不會格式化電腦硬碟，歷史系研究生不知道中國有多少個歷史朝代，中文系學生不會寫新聞稿，生物系畢業生不知道雞是不是一種鳥，不知道奶牛有沒有公母……學生和家長花費大半生積蓄買到的除了愚昧還是愚昧！過段時間就會發生的犯罪事件，諸如劉海洋潑硫酸、馬加爵殺人這一系列案件，已經一次又一次地證明，旨在“傳道授業解惑”的教育早已在中國破產！
這幾年，經常聽到大學生們抱怨他們倒楣，抱怨自己“畢業之日即是失業之時”，以前聽到類似抱怨，我還會批評：這全怪你們自己低分低能、高分也低能！現在，我怎麼也不忍心批評他們了，因為他們是悲慘的教育受害者。激烈批評這些受教育者的前提，必須一萬倍激烈地批判那些毒害和欺騙他們的教育機構，只有學校和教師改變了，學生的技能才有可能得到改變。
再退一步思考，學校和教師本身也是受害者，不可能孤立於政治環境以外，在政治體制徹底改革，學校和教師獲得更多的政府撥款、更大的自由與自主權，在他們把“制度黨化、思維僵化、學術矮化、心靈沙化”的毒素從體內完全排除出去之前，學校和教師只能是個角像鹿、蹄若牛、面如馬、尾似驢的“四不像”。只不過，哺乳動物的“四不像”是吃草的，中國教育的“四不像”，卻是吃人的！
越來越多的信號顯示，教育已經成為國人日常生活中既惹不起又躲不起的一大公害。誰來治理、怎樣治理這日甚一日的公害？這是一個空前嚴峻的問題。問題之所以嚴峻，還遠不在於教育已經危害到了中華民族的身心健康，真正嚴峻的問題在於，有關部門、有關方面對這種公害長時間視而不見，長時間粉飾太平，甚至長時間推波助瀾！
──轉載自《議報》第167期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