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12日讯】在我的印象中，教育自古以来都是施教者和受教者之间“传道、授业、解惑”的一种沟通和交流方式，通过教育主体有益和有效的教育，可以把白痴变成天才，把魔鬼变成天使，把懦夫变成英雄，教育不仅可以提升人的生活水准，还可以提高人的生命品质。
可是这些年大量惨不忍睹的事实，却不能不让我对中国的教育深深的怀疑。明明是一个智力、情感、体质各方面都非常优秀的孩子，经过了所谓的“教育”以后，不仅没有得到提高，反而在各方面都大幅度地下降了。中国的教育甚至还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一个人所受教育程度越高，他的智力水准、道德修道、人文精神、生存技能各方面就越低，对孩子们的教育反而比不教育摧残更大。跟受过正常教育的人相比，受过这种非驴非马的中国教育的人，都表现出一种极大的病态，他们没有自我，没有自信，没有自尊，不会自力，也不懂自律，在社会上，他们像一群怪物：一方面像奴隶一样唯唯诺诺，一方面又像奴隶主一样飞扬跋扈；一方面目空四海，一方面又十分无知。除了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他们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他们既不知道什么是自由，也不懂得什么是民主，不懂得什么是平等，也不懂得什么是博爱，既没有专业知识，也没有生活常识，既没有生存知识，也没有生命知识。
从半个世纪以前，中国的教育就开始走上了一条异化之路，从被教育者的异化，可以看出教育者的异化，中国的所谓“教育”是什么？无非是一种让学生奴隶化、囚犯化、特务化、强盗化、骗子化和废物化的洗脑方式。
半个世纪以来，由于党化教育对教育机构和教育从业人员的制度性强迫，学校的教育功能差不多被取消殆尽了，一切都必须为政治服务，而“为政治服务”，就不能不是李森科式的。党性大于人性的时候，也是人性被取消、被蹂躏、被残害的时候。曾经看过一部美国电影《坎大哈》。在影片里，那些七八岁的阿富汗孩子们刚生下来不久，就被送进清真寺，摇头晃脑地念着连他们自己都不知为何物的《古兰经》，赞美他们认都不认识的“真主”。一起看电影的朋友们纷纷指责阿富汗当局太没人性，竟然不让孩子们上学，把他们送进清真寺。
对他们的义愤，我是无法完全苟同的。我谴责远处灭绝人性的暴行，但绝不会因此忘却身边灭绝人性的暴行。中国人指责阿富汗即使不算毫无道理，起码也是五十步笑百步。的确，中国的孩子们是被送进学校了（这样说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那些因贫困无法享受“义务教育”的农村孩子不能算是孩子），但看看这些孩子们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呢？他们刚开始认识的字是“中国”，而在不知不觉中，“中国”又被偷换成了“党”，而且这个“党”被粗暴地放进课本里面，放进歌曲里面，用孩子们纯真的童音唱着，那唱法就跟那些念《古兰经》的阿富汗孩子一模一样。一路唱了下去，被“党”潜移默化地影响下去，孩子的本真的辨别力就被逐渐瓜分蚕食掉了。既然这个国家是“党”建立的，就连阳光与空气都是“党”恩赐的，你就应该无条件地为它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孩子们幼小的心灵，很早就被埋下了“党国高于一切”的邪恶种子。
邪恶的种子慢慢开始生根发芽。一升入小学，孩子们就被半强迫半诱导地加入“少先队”，如果不加入，免不了会被孤立、被打击，孩子们不得不为了老师的表扬，在蒙昧状态中卷入政治，卷入对“党国”的崇拜。等到升入中学、考上大学，他们又得绞尽脑汁考虑如何加入“共青团”、“共产党”了。事实上，“党”对学生还不只是一种精神诱导，更是一种物质刺激。无论加入少先队，加入共青团，或者加入共产党，都不仅仅是一种荣誉，它还意味着，可以享受到常人所不能享受的种种特权。
等到市场经济成为官民一致的口号时，“金钱万能”的观念从潘朵拉的盒子里释放出来，“读书做官”论还未寿终正寝，臭名昭著的“教育产业化”又粉墨登场了，饱受政治铁蹄践踏的教育又要承受经济魔爪的蹂躏了。“社会主义”时代的学校像军营、像监狱，官僚资本主义时代的学校又多了一重属性，像自由市场，说它是自由市场其实还不够准确，因为除了“金钱至上”的理念渗入血液之中以外，教育根本没有一点像市场经济，说好听点，像强买强卖，说难听点，像卖人肉包子的黑店！
官僚资本主义笼罩下的教育，不仅无用，而且有害。它惟一的用处就是把一个个学校变成半政治半经济的垄断机构，把教师从“臭老九”的悲惨地位，提高到黑老大的空前高度。近些年，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大中城市里，教师已经成为令人瞠目结舌的高收入阶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穷了几千年的教师应该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可是自己的富裕，不应该建立在让家长破产的前提下，遗憾的是，教育机构正是用这种无耻掠夺的方式完成自己的原始积累的。
看看中国的学校、中国的教师是怎样爱财的吧！
一曰巧立名目、费用上涨。学费、书本费、补课费、资料费、考试费、补考费、服装费、餐费、饮料费……如果学生来自外地，还会有什么择校费、转学费、借读费之类。校方能想出多少种名目，就能收多少种黑钱。虽然当局三令五申，可是在基层，教育乱收费屡禁不止，围绕教育产生的琳琅满目的无理收费，不断突破国民承受能力的底线。有多少家庭因为孩子考上大学债台高筑，乃至全面崩溃。更有甚者，在某些地方，一个中等之家甚至不能供养一个小学生、一个中学生！到了二十一世纪初，这种制度性腐败更是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许多学院改大学，院系改学院，中专变大学，无限制的“扩大招生”……如果说过去的教育机构只是帮凶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已经成为赤裸裸的凶手。
二曰不务正业、下海经商。教育机构应该是专门从事教育、文化和科研事业的机构，可是在中国，教育机构都开成了公司，不仅在收取奇高无比的学杂费时完全公司化，而且明目张胆地开公司，把“三产”作为自身的经营方向，“北大方正”、“北大青鸟”、“清华紫光”、“清华同方”……不一而足。在公众眼里，像北京、清华这样的大学，公司开得比学校更有名。至于其他大学、中学甚至小学的校办公司、校办工厂就更是多如牛毛了。学校不在教学上下功夫，却本末倒置把功夫用在了办公司上，这肯定是教育的堕落。
三是由管理混乱，腐败成风。由于校方和所谓教育“主管部门”无法、无方、无序的粗放管理，教师道德日益败坏，随意收取甚至索要学生红包、礼物和礼金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如果说前两种腐败是制度性腐败的话，那么教师们几乎全员上阵的个人腐败则是制度性腐败的衍生物–道德性腐败。在混乱的准市场经济时代，没有制度制衡的腐败一旦爆发，都是歇斯底里、丧心病狂的。我认识北京一所普通中学的班主任，她一个中国新年收到的礼金就达到了五六万元，班里学生平均一人给她送礼一千多元！在学费之余收到礼金的多少，必然导致教育上的不公平，导致不送或者少送礼金的学生受到莫名其妙的惩罚。
而在“正规学校”之外，一些长着两只手、能举起教鞭的人们，也纷纷利用体制的漏洞，纷纷搭上“素质教育”和“文凭热”的顺风车，拼命使自己的利润最大化，电脑班、财会班、厨师班、驾驶学校、武术班、美术班、音乐班、托福班、MBA……上到八十岁，下到八个月，所有渴望学到一技之长的大人和孩子都列在了这些人的瞄准半径之内，他们表面上在“施教”，其实在施暴！
越来越成为天文数字的高收费和乱收费，已经成为一种公害，教育公害！更让人义愤填膺的是，教育机构收了那么钱却并不办实事，与高收费成正比的是，教育品质越来越低。电脑系毕业生不会格式化电脑硬碟，历史系研究生不知道中国有多少个历史朝代，中文系学生不会写新闻稿，生物系毕业生不知道鸡是不是一种鸟，不知道奶牛有没有公母……学生和家长花费大半生积蓄买到的除了愚昧还是愚昧！过段时间就会发生的犯罪事件，诸如刘海洋泼硫酸、马加爵杀人这一系列案件，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旨在“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早已在中国破产！
这几年，经常听到大学生们抱怨他们倒楣，抱怨自己“毕业之日即是失业之时”，以前听到类似抱怨，我还会批评：这全怪你们自己低分低能、高分也低能！现在，我怎么也不忍心批评他们了，因为他们是悲惨的教育受害者。激烈批评这些受教育者的前提，必须一万倍激烈地批判那些毒害和欺骗他们的教育机构，只有学校和教师改变了，学生的技能才有可能得到改变。
再退一步思考，学校和教师本身也是受害者，不可能孤立于政治环境以外，在政治体制彻底改革，学校和教师获得更多的政府拨款、更大的自由与自主权，在他们把“制度党化、思维僵化、学术矮化、心灵沙化”的毒素从体内完全排除出去之前，学校和教师只能是个角像鹿、蹄若牛、面如马、尾似驴的“四不像”。只不过，哺乳动物的“四不像”是吃草的，中国教育的“四不像”，却是吃人的！
越来越多的信号显示，教育已经成为国人日常生活中既惹不起又躲不起的一大公害。谁来治理、怎样治理这日甚一日的公害？这是一个空前严峻的问题。问题之所以严峻，还远不在于教育已经危害到了中华民族的身心健康，真正严峻的问题在于，有关部门、有关方面对这种公害长时间视而不见，长时间粉饰太平，甚至长时间推波助澜！
──转载自《议报》第167期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