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5日訊】21日離開廣州等車去火車站時，與送我的L女士和X女士聊起中國知識份子和傳媒人的命運，彼此感慨系之。
我忽然想起一個數字，問L女士：“你知道中國知識份子曾有過多少冤假錯案嗎？”
L女士是個史學家，近年的一個研究專題涉及知識份子改造，但我估計她不會知道這數字，因為，長期以來的官方資料，凡涉及這類數位的地方，都會作省略、隱去的技術處理。L女士回答：“右派就60萬哪。”她的意思，僅僅60萬，就是個恐怖得前無古人的數字了，想必冤假錯案總數再不會大得離奇。
我說：“遠著呢。是680萬。人均1.5個以上。”
L女士是個極溫文爾雅的人，舉止端莊，說話平柔，聽了我說的數字，渾身不由一陣緊張，一股紅暈湧上臉頰，聲音也頓時顫抖了起來：“太恐怖了。”
X女士是雜誌編輯，是個性格很直爽的人，她“啊”了一聲，竟講不出話來。
凡中國有點年齡和有點基本歷史知識、經驗的人，誰不知道冤假錯案意味著怎樣的悲慘命運？而冤假錯案數量如此巨大，誰不能想見中國知識份子曾經歷了怎樣悲慘的境遇？
2003年5月，中共中央組織部知識份子工作辦公室編了個《知識份子工作手冊》，由黨建讀物出版社出版。大概是由於知識份子工作自胡耀邦以來一直由組織部牽頭抓，該辦公室為了體現組織部門工作成績，且該《手冊》的發行十分有限度，或許也是一時差錯，破天荒地在第50條“落實黨的知識份子政策解決歷史遺留問題”詞目解釋中，權威性地披露了自1978年至1987年“十三大”前，平反知識份子冤假錯案達680多萬件[注1]。平反了這些，倒過來也意味著，中國1949年至1978年所發生的知識份子冤假錯案，至少達680多萬件，因為，一來並不是所有的冤假錯案都可以平反；二來是否所有平反的知識份子冤假錯案，都歸口進了主管幹部工作的組織部門的統計數位，還是需要推敲。
中國知識份子的數量是多少呢？根據胡耀邦1983年3月13日在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紀念大會上的報告所說，到該年代中國累計大專文化程度以上的知識份子是400萬以上[注2]。從這個數字說，中國知識份子冤假錯案人均至少在1.5個以上。根據宋任窮1981年5月5日在知識份子工作聯繫小組第一次會議上的講話，建國後培養的中專以上知識份子數量為800多萬[注3]。如果加上建國前遺留下來的人數，假設中專以上知識份子總數為1000萬，中國知識份子冤假錯案人均也達到了0.68個，即每三個中專文化程度以上的中國人中，有兩個以上的人在1978年前遭受過冤假錯案，有過禽獸不如的遭遇。
以上只是冤假錯案的數字，至於不被劃入冤假錯案的“案”又有多少，只有天知道了。
此種情況，更甚於希特勒治下的猶太人，因為，猶太人尚有逃跑的可能，還可以有集體的反抗意志，而中國知識份子卻是既不能逃跑，又不能反抗，唯一能做的是互相出賣和集體獻媚、邀寵。就此，我不得不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中國知識份子，魚肉耳！
無論馬克思主義還是列寧主義，乃至史達林主義，階級與階層都是兩個相區別的範疇，其階級和階級鬥爭理論都不承認知識份子是一個階級。在這一點上，毛澤東思想也是如此。因此，根據這些理論進行的階級鬥爭和革命運動，在名義上都不能把知識份子作為與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並列的敵人。但是，這些理論一致否認知識份子作為一個階層的獨立性。
在中國，只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理論的奠基人李大釗，宣言式地確認過知識份子作為一個階級或階層的獨立性，他不僅把“知識階級”與“民眾”作了區分，而且明確了知識階級與民眾之間的關係，認為知識階級是“民眾的先驅”，民眾則是“知識階級的後盾”，而“知識階級的意義，就是一部分忠於民主作民眾運動的先驅者”[注4]。但是，隨著李大釗過早地遇難，他的一系列卓越思想包括這一關於知識份子的思想也過早地遇了難。
對知識份子獨立性的否定，必然就會導出知識份子依附性的結論，即既承認知識份子是個社會階層，但又判定其是一個只能依附於一定階級的沒有獨立性的階層。這樣，知識份子的階級屬性，就取決於了對它的依附狀況的判定，從而決定其在階級鬥爭運動中的地位和身份。由於中共革命在走上武裝革命道路後，與陳獨秀、李大釗創建共產黨的初衷發生背離，成了綱領上的無產階級革命，實際運動中的農民革命，因此，知識份子從一開始就或者屬於敵人（依附於封建地主階級），或者屬於異己（依附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即使不屬於被消滅物件，也僅僅只是屬於團結、教育、改造、利用的對象，而不是李大釗所說的“民眾的先驅”。
這一點，構成了知識份子在現代中國的宿命原點。雖然建國後不存在明確的專門消滅“知識階級”的革命，但知識份子龐大的冤假錯案數字，與一次次潮湧般的消滅封建地主、富農階級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消滅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都有著根本關係。
一當官方自我表彰起對知識份子問題的重視，所上溯的事件，最早就是1936年12月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識份子》的決定。其實，這一檔也極其典型地表露了毛澤東領導的中共對知識份子的基本利用態度。
毛澤東在該檔中，認為“沒有知識份子的參加，革命的勝利是不可能的”，確立了對知識份子的利用立場。毛澤東批評地方黨部“不懂得為地主資產階級服務的知識份子和為工農階級服務的知識份子的區別，不懂得資產階級政黨正在拼命地同我們爭奪知識份子，日本帝國主義也在利用各種方法收買和麻醉中國知識份子的嚴重性”。[注5]
聶榮臻1982年底同《紅旗》雜誌社負責人的談話，披露了該檔出籠的實際情況。他說：“紅軍時期，醫務人員、搞無線電通訊的，差不多都是從國民黨軍隊過來的，這些事工農幹部不會，只能用他們。”“抗日戰爭時期，我們有了根據地、野戰軍、邊區政府，需要建立醫院，辦工業，建兵工廠，修造軍械，還有無線電通訊聯絡，還要辦報紙和廣播電臺等，需要越來越多的知識份子參加革命隊伍。但是還有阻力，知識份子受到歧視。所以一九三九年黨中央才作了《大量吸收知識份子的決定》。”[注6]也就是說，《大量吸收知識份子的決定》這一檔的基礎，並不是因為知識份子是同路人，更不是因為知識份子是“民眾的先驅”，而僅僅是壯大了的軍事革命隊伍和政權實在無法擯棄知識份子，對知識份子有著切實的需求。也因為這樣的原因，中共所需要的知識份子就主要是技術知識份子，是作為工具的實用的知識份子，而不是獨立知識份子。這一點，也成為了建國後長期偏重於理工科出身以及運用性社會人文學科出身的知識份子的傳統。
在《大量吸收知識份子的決定》中，毛澤東不僅從利用角度耐心地解釋了革命對知識份子的現實需要，而且也提出了“無產階級自己的知識份子的造成”，指出做到這點“也決不能離開利用社會原有知識份子的幫助”[注7]，即必須通過利用舊知識份子培養屬於自己的新知識份子。在利用知識份子的過程中，“在這種大量吸收政策之下，毫無疑義應該充分注意拒絕敵人和資產階級政黨派遣進來的分子，拒絕不忠實的分子。對於這類分子的拒絕，應取嚴肅的態度”。[注8]
在利用知識份子的風險性上，毛澤東更是用教誨大家的口吻指明了絕對保險的最後手段。他富有深意地批評地方黨部“尤其不懂得我們的黨和軍隊已經造成了中堅骨幹，有了掌握知識份子的能力這種有利的條件”[注9]。這可以作兩個層次理解：一，黨和軍隊已經由非知識份子做“中堅骨幹”，知識份子除了聽命，沒有其他選擇餘地；二，權力（黨）和武裝（軍隊）掌握在“我們”手上，手無搏雞之力的知識份子在這種“能力”之下翻不了天。
這就是所謂的對知識份子的重視。在這種重視之下，被重視的知識份子實際上就是被重視的奴才，絕不是主人。而奴才，不被經常鞭打，是會不知道或忘記自己的奴才地位和身份的，因此，普遍的冤假錯案就成了必要。也就是說，在確認了知識份子是一個依附階層前提下，對知識份子越是重視，就越會產生製造冤假錯案予以警醒的控制衝動。這在1978年開始平反知識份子冤假錯案後，也是一樣，什麼民主牆、資產階級自由化、精神污染，甚至可笑的“朦朧詩”糾葛……直至今天肆無忌憚的、國家特務化的網路監控，等等，一波連著一波，生生不息，了無盡頭。知識份子要做局外人，只是一廂情願的夢想。
知識份子絕不會因為成為了“我們的”知識份子或“新的”知識份子而改變命運。1950年代，一方面是知識份子改造運動，一方面是大躍進地培養工農出身知識份子，知識份子迅速成為了“我們的”知識份子或“新的”知識份子，但知識份子冤假錯案的製造，也開始形成了忙得不亦樂乎的熱潮。
一個基本情況是：“我國現有的知識份子隊伍，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解放後黨培養教育出來的，百分之七十以上出身於勞動人民家庭。”[注10]也就是說，解放前遺留的知識份子到1970年代只不過40多萬，360多萬是解放後培養的“新的”大專以上的知識份子；120多萬是非工農兵出身，但260多萬是出身工農兵的“我們的”知識份子。但是，680多萬件冤假錯案數既遠遠超過了舊知識份子數，也遠遠超過了“出身不好”的知識份子數，他們在數字意義上承包不了冤假錯案，對冤假錯案，新知識份子或工農兵出身知識份子也是共同承包人。因此，冤假錯案既不是“舊的”冤假錯案，也不是“出身不好”的冤假錯案，而就是“知識份子的”冤假錯案。舊的或新的，出身不好的或出身好的，這種區分只不過是分化知識份子、製造知識份子之間矛盾衝突的手段、陽謀。冤假錯案眷顧的是所有知識份子。只要是知識份子，是老九，就是臭的。書讀得越多，離冤假錯案的距離也就越近。
鄧小平1978年3月18日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說：“在社會主義社會裏，工人階級自己培養的腦力勞動者，與歷史上的剝削社會中的知識份子不同了。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毛澤東同志曾經指出過，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份子，有一個依附在哪一張‘皮’上的問題。在社會主義歷史時期中，只要還存在著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知識份子就需要注意解決是否堅持工人階級立場的問題。但總的說來，他們的絕大多數已經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自己的知識份子，因此也可以說已經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一部分。他們與體力勞動者的區別，只是社會分工的不同。從事體力勞動的，從事腦力勞動的，都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勞動者。”[注11]這一講話是文革後中共關於知識份子問題的轉折性發言。
但是，這一轉折是充滿吊詭的。首先，它透露了一種仍然把知識份子視為異己的思維方式，堅持了即使“工人階級自己培養的腦力勞動者”，也仍然存在著“依附在哪一張‘皮’上的問題”，存在著“注意解決是否堅持工人階級立場的問題”。其次，仍然堅持不承認知識份子的獨立性，把知識份子視作必須無條件服從統治的、沒有自我意志的一群。再次，讓知識份子地位獲得提高，是建立在強行將其納入體力勞動階級範疇基礎上的，是一種他賦的針對奴才的恩賜。再再次，即使知識份子作為依附之物，也可能是牛氓式的依附，因此，知識份子必須忘我，必須失去自己的集體意識或階層意識，徹底消解掉自己，成為與自己本就差異的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最後，即使這樣，只要是社會主義，“只要還存在著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知識份子就始終還是可疑的一群，是必須解決立場問題的異己。
正因為是這樣吊詭的轉折，1978年後，知識份子的冤假錯案並不因此而不再滋長。
L女士喟歎：“想想過去，今天發生的，算什麼啊！”
是的，中共在進步，政府在進步，法治在進步，知識份子在進步。我們為這個國家、民族的每一個微小進步，作著自己不懈的努力，為所有的進步而高興、而珍惜。
但我終於還是解不開深心裏的憂鬱。中國在進步，世界更在進步。而我們為中國的進步，已經付出的和仍然要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舉世未有。在我面前強作快樂的X女士，她的愛人Y先生——一個了不起的傳媒人，此時正因為一個海內外皆知的冤假錯案，在監獄鐵窗後望著一孔藍天，要望八年，今年僅僅是第一年。在世界的進步面前，我們的進步，是火車後的老牛，還是又一列齊驅的火車，還是天空正在超越的飛機？
當蘇格拉底因言論和思想而刑死的時候，中國人是那麼地幸運。老子、孔子、墨子、子張、子思、顏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孫氏、樂正氏、宋鉲、鄒衍、淳于髠、田駢、接子、慎到、環淵、列子、尹文、告子、惠施、公孫龍子、莊周、荀子，等等，那麼多燦爛的名字，幸而為中國這塊土地上的人物，斷斷沒有一個是因為了自己的言論和思想或者文字而刑死的，甚至連坐監的也沒有過。
秦始皇出，乃有韓非子之刑死。秦始皇後，中國這塊土地便成了知識人的絕地，為一句話、一個字砍頭、坐牢，扳斷了手指也不能數清。且一代不如一代，從男人殺到了女人，從有學問的殺到沒學問的。韓非子是為自己的大學問刑死，林昭卻只是為自己並無多少學問的幾句良心話而刑死。一代不如一代的程度，更是到了無數讀書人由自己的恐懼，習慣了做鋼刀下的奴才，從恐懼生出對秦始皇的無限崇拜，用謳歌秦始皇為天下最大的《英雄》的方式，維護自己的奴才狀態，靈魂的深處裏，更是“有一天老子做了萬歲、萬歲、萬萬歲，殺，殺，殺！”意淫得快樂無比。
中國只要有秦始皇，有想做秦始皇的人，有崇拜秦始皇的讀書人，知識份子的命運，便是數千年不變的魚肉宿命。任何一個真實的知識份子，不管他所學什麼專業，所思什麼問題，所說什麼話，所寫什麼文字，都一定是個手工藝者，總會閃出他個性的光輝，而秦始皇們所需要的基本聲音，不管他們怎樣聲稱自己寬容，只會是絕對一統的統制，因此，知識份子們與秦始皇們，註定了是陌路人、異見者。只要中國不是真心實意地嚮往光明，不是真心實意地為子孫萬代獲取做人的幸福，只要仍然整天熱衷於糾纏什麼統治、領導、執政、一統之類，中國的知識份子就不可能徹底擺脫自己的魚肉宿命。
中國知識份子所要肩負的沉重，是世界任何一個國家、民族的知識份子所不可比擬的。
在飛馳的火車上，望著窗外美麗的山林、田地、城市、村鎮，望著這塊偉大而苦難的土地，我又想起了李大釗的被他的後人們所忘卻或沒有膽量回憶起的宣言：
“‘五四’以後，知識階級的運動層出不窮。到了現在，知識階級的勝利已經漸漸證實了。我們很盼望知識階級作民眾的先驅，民眾作知識階級的後盾。知識階級的意義，就是一部分忠於民主作民眾運動的先驅者。”
2004/10/24
注：
1， 見該手冊P93。
2， 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知識份子問題文獻選編》，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版，P4。
3， 同上，P150。
4， 李大釗的這一標誌和開闢中國知識份子獨立性的卓越思想，以短短的四句宣言式的文字，發表在1920年1月25日出版的《新生活》第23期上，題目為《知識階級的勝利》。見《李大釗全集》編輯委員會：《李大釗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9月版，P457。
5， 中共中央組織部知識份子工作辦公室編：《知識份子工作手冊》，黨建讀物出版社，2003年5月版，P1。
6， 聶榮臻：《努力開創我國科技工作的新局面》（1982年11月25日），《紅旗》雜誌1982年第24期。
7， 中共中央組織部知識份子工作辦公室編：《知識份子工作手冊》，黨建讀物出版社，2003年5月版，P3
8， 同上。P2。
9， 同上。P2—3。
10， 《中共中央組織部關於落實黨的知識份子政策的幾點意見》，組通字[1978]31號，1978年11月3日。勞動人事部編《知識份子政策檔彙編》，勞動人事出版社，1983年版，P22。
11， 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開幕式上的講話》（1978年3月18日）。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知識份子問題文獻選編》，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版，P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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