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7日訊】雖然，中共16屆4中全會有一點點像當年的11屆3中全會；雖然，當《求是》雜誌發表主題為《積極發展黨內民主，帶動與促進人民民主》的文章時，我和林牧先生就有了點「春江水暖」的感覺﹔雖然我們對「以人為本」與在「兩個文明」提法中再加上一個「政治文明」等等產生好感﹔雖然對胡、溫親民秀形像亦有所好評──但與此同時，我等比較清醒地認為﹕這僅僅可能是一個轉化過程的開端，也可能是一場權力角鬥的初招。事情究竟是好是壞，還要繼續觀察。
一個在馬列主義一元化意識形態的支配下、憑暴力打定了天下的「革命黨」，其獨斷專行早已成了習慣。它開頭抱自以為是「唯我獨尊」的心態，後來蛻變為腐化的既得利益政治集團。要這樣的專權黨轉變為持多元化意識的現代民主政黨，談何容易！這在很多人看來，幾乎是不可能的。而實踐亦已證明，其可能性確實很少──有的在轉變過程中夭亡了（如蘇共那樣），有的轉變了但沒有取得好的結果（如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那樣），更多的是被趕下台之後四分五裂（如東歐各黨），至今唯一成功了的，還只有蒙共一個。這說明，這種轉變確實是難上加難，但又不意味絕對不可能。即使退一萬步說，專制黨本身轉變失敗了，那亦只是「亡大清不亡中華」﹐而整個事情的過程，總是有利於國家與社會的進展。這是無可置疑的。
這裡的重要性在於，如果「革命黨」（專權集團）能夠成功地轉變為民主政黨，這就會大大減低轉型的成本與民眾的苦痛。如台灣國民黨轉變的成功，也是一個很好的借鑒，雖然它原來只是一個威權黨。所以我們看好這種轉變，並應盡力促使它較為順利地轉化。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如果說，中共像蘇共那樣病入膏肓，那是它咎由自取。同時，這也說明中國人的苦難未盡了了！
關於上述這類問題，在認識上本來應是很清晰的。但是，由於民主運動者是一些來自各行各業的非專業人士，在一些重要政治原則問題上他們往往認識頗為片面、膚淺，從而導致某些言行顯得十分謬誤！例如，當年薩哈羅夫就起勁地反對戈爾巴喬夫擔任蘇聯總統，認為權力太集中，會阻礙民主化進程。其實，在這一問題上薩哈羅夫搞錯了，因為他混淆了憲政三權分立的制度安排同極權政體的黨、政、軍三權分控的假象。前者是民主制度下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是實實在在的制度制衡機制，是至今為止比較科學的制度性安排。而後者，只是極權制度在衰退危機時期的臨時性實用主義隨意安排──實權寡頭從操控軍隊手，達到以軍控黨，再以黨的名義控制一切。這是鄧小平推倒華國鋒之後的「發明創造」。而江澤民自假退之後又可恥地繼承了這一衣缽。但是這次4中全會終於成功地結束了這種非常規的畸型醜陋機制──「持刀垂帘聽政」的「皇婆婆」的統治。人們應當記得，1989年「6．4」屠殺，就是在這種統治下發生的！而江澤民也就是在這場屠殺中上台。由此可知，這次16屆4中全會對中共黨內保守頑固勢力來說，可能是一次嚴重的打擊，甚至亦可能敲響了他們的喪鐘。這是說，他們一定還會作種種垂死的掙扎，人們切不可持輕浮的樂觀心態而失去警惕，雖然中國勃列什涅夫時代大概從此結束了。
把話再拉回來。當年蘇聯改行總統制，正是憲法修改之後向多黨制過渡的必要舉措；而執政黨的首腦成為國家元首和三軍統帥，是符合憲政原則的必要的權力集中。不管什麼政治制度，強有力的體現是其決策統一與指揮集中。而前蘇聯與戈爾巴喬夫變革的失敗教訓之一，就是沒能成功地做到這一點，或者說已經不可能做到這一點！而薩哈羅夫卻還在無意之中拖戈氏的後腿！薩哈羅夫於政治可能不內行，但這時的他已不是單槍匹馬，其週圍已有不少「民主派」在幫助他。難道說這些人都是外行的？我想不大可能是這樣的。所以，這就要探究更深層、更複雜的原因。從後來一些所謂的「民主派」幫葉利欽倒戈氏的舉措中，人們已可窺其一斑。
這次4中全會上，胡錦濤接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作為國家主席，他亦將是國家軍委主席），成了獨攬黨政軍大權於一身者。他免不了地將會受到種種抨擊。而作為專制政權的大權在握者，受到抨擊也是應該的。但關鍵的問題在於，他此後是否代表黨內、外的變革力量﹖在國內、外情勢的促使下，他是否能夠真的啟動政治變革﹖如果實踐證明他這樣做了，那麼，其積極意義就在不言之中了。否則﹐那又是竹籃打水一場空」。那麼，任人如何抨擊也不過分。但我們要清醒地知道，社會上種種尖銳矛盾的問題，一定會反映到黨內鬥爭中來，如中共11屆3中全會就是一個明顯的例證。至於那種空泛地高喊「全民動員，全民起義」等等不邊際的言論，是很背時、教條化、而且於事無補的。豈不知「全民」的含義是包括海內、外﹐體制內、外﹐黨內、外﹐軍內、外的一切成年中國人，而這樣的一切人的起義實際上是不會發生的。實際可能會有的是全民性「起義」，如1989年民運就是一次全民性「起義」（打上引號是為了區別傳統意義上的武裝起義），以西單民主牆為標記的「79民運」與「中共11屆3中全會」上下相結合的磨動，也是一次全民性動員。就拿1998年「組黨」衝禁運動來看，也是一次全國性的進擊，而「全國性」在某種意義上就等於全民性」。
所以，把關注中共黨內鬥爭的人們譏諷為「總抱不切實際的幻想」的人，甚至說成是「盼望出真命天子」的人的那些先生朋友們，是否需要換換腦筋了！
因為，作為民主運動者，必須樹立起一種信心，即那些深深地紮根於自己腦海裡的民主、人權等理念，也一定會深深紮根於一切具有良知的人們（包括戈巴契夫、蔣經國等集大權者）的腦海裡。這就是民主、人權事業必勝的緣由，也是其強大力量源泉之所在。對此，只有那些頭腦裡充滿私心雜念而別有所圖者，才會不置一顧而嗤之以鼻但這些人是不可能成為名符其實、始終堅持的民主運動者的。那些刻意強調「人人有私心」的論者，除了別有用心的「線人」之外，大多就是這種人。這些人由於自身缺乏良知，因而不相信別人會有良知。他們把一切衝突都視為私慾利益之爭。但是，大浪淘沙，泥沙俱下，這不足為怪。只要大家明白了這些，就好辦了。
總而言之，面對複雜而艱難險惡的現實，我們歷來是樂觀的，但卻是切實謹慎的，決不敢馬虎一二。
（2004.9.20於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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