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貫中:飽受磨難後的思考(2)

文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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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2月3日訊】母親離世以後的頭幾天,我的情緒極為低落,不知甚麼樣的命運在等待自己。本來,每天傍晚時我總等在門口盼母親回來,可以幫她拿包,幫她脫鞋。只要見到她我就感到無比的安心。想到再也見不到那樣愛我的母親,真似心如刀割。阿婆每天如淚洗面,長歎短吁,對我們說:當年聽你們母親的話,到你們家來,本以為是來享福的,不料會有這樣慘的事情發生。我的前輩子不知作了甚麼孽,老天要這樣懲罰我。我一直以為你們的父母會送我終,誰想你們母親兩眼一閉就去了,你們的父親又不知生死如何,音訊全無,叫我如何是好。家中籠罩著一片愁雲。我聽了阿婆的哭訴,很為她難過,但心中最怕的是阿婆棄我們而去。

  父母對阿婆確實很好,給她作了一年四季的衣服,綢的、棉的、皮的,有幾個箱子。父母又在寧波老家給她買了一塊地,蓋了房子,壽衣壽棺都準備好了。母親的遺言裡也是要阿婆拿走家裏所有拿得動的細軟和金銀首飾回老家養老。況且阿婆在寧波老家還有一個養女,也是外公家的一個丫頭。所以,阿婆如果要走的話,日子不會差到那裏。 然而阿婆雖然目不識丁,卻是個有菩薩心腸的人。她不肯接受母親的安排,堅決不同意送我們進孤兒院,自己回鄉下享福。當時阿婆已六十多歲,卻提出來由她來撫養我們。街道裡的一些幹部一心想將我們趕走,便決定送我們全家去甘肅落戶。阿婆知道這是逼她拋棄我們,但她毅然決然跟我們同往。 年幼的我們那裏能夠充分體會到她的決定包含了何等的自我犧牲,代表了她對我們的何等的愛,只是使我們感到安心許多。

  我們幾個小孩也並不知道何謂甘肅,只知是個十分遙遠的地方。街道找人給我們全家每人做了一套棉衣棉褲,使我們感到很新鮮。上海是沒有人穿棉褲的。我們畢竟年幼無知,竟然穿了棉衣棉褲在弄堂裡走來走去,炫耀自己,引起許多小孩的羨慕。但是有的老人在那兒暗暗地抹淚,說這些小孩就要被充軍到鳥過不停的窮地方去了,還高興成這個樣子,真是罪過。很多人勸阿婆不要和我們一起去甘肅,認為她是自討苦吃,便將甘肅和上海在飲食、氣候和生活條件上的天壤之別告訴了她,認為此去兇多吉少。阿婆便常常在弄堂裡面哭訴,說她如果不跟著我們幾個小孩同往,不是眼睜睜看著這些小孩去送死嗎?怎麼對得起九泉之下的母親呢?鄰居中有惻隱之心的,聽了紛紛搖頭,陪著阿婆歎惜、流淚。

  有個鄰居平時對我們特別好,就對阿婆說,看來只能走這條路試試,看看能否保護幾個小孩和你自己。你去等在區委大門口附近。先不要聲張,見到有比較好的車子進出的時候,你就去攔車,說明自己是某某人的岳母,有事情告訴政府。阿婆便坐在徐匯區區委大院門口外的街沿上。她不聲張也沒有人去管她。阿婆因為父親的關係對車子還是有所瞭解的。她看到一輛好車徐徐開來,上前攔住就放聲大哭。車上下來個年輕人,估計是個秘書,問:老媽媽,你在這兒哭甚麼,為甚麼要攔車?阿婆報出自己身份,並說家中現在有天大的冤枉。上海當時的各級黨政幹部大多來自三野的部隊,參加過淮海戰役。那位秘書聽到父親的名字便知阿婆的身份,就問阿婆家中發生甚麼事了。阿婆訴說了家中發生的變遷,並堅決地說,我要管這幾個孩子長大,家裏面還有點財產,不會給政府添甚麼負擔。現在街道要將我這個老人和幾個孩子送到甘肅去。我沒有罪,幾個小孩更沒有罪,他們只是正好出生在這個家庭。我不懂政府為甚麼要這樣做。秘書就去告訴車上的首長,可能是區長,區委書記之類的。他聽了要秘書告訴阿婆,這件事還要再商量商量,要阿婆先回去。

  估計車上的首長後來不同意街道和派出所對一個老人和幾個小孩的這種非人道的處理。這種做法影響會很壞,和滅門絕後的政策沒甚麼兩樣。幾天之後,派出所的警察突然改變了態度。本來每次來人態度十分強硬,又是要我們早些走,又是要我們把房子讓出來。這時來人對阿婆說,不要哭了,小孩交給你了,你們全都可以留下。於是派出所將我們家裏面的財產編了號。父親喜歡收藏古董、字畫,家裏留有不少,還有一些翡翠,各種玉器,鼎和青銅器等。母親也有一些金銀首飾,四季衣服,德國的望遠鏡等等。他們就一一編號。每個月阿婆可以賣一件東西,作為生活費。漸漸地就坐吃山空了,生活也變得越來越困難。

  阿婆便去各個鄰居家幫忙帶小孩,洗菜,燒飯,作家務,並將一年四季打掃弄堂的工作也包下來。1960年代後政府開始發一些救濟金。我在學校裡因為成績較好還能領到一些獎學金。另外寒暑假的時候我都到工廠打工賺錢。我們的衣服總是打著許多補丁,但阿婆永遠把我們的衣服洗得乾乾淨淨。從小學到中學,因為營養不良,我都顯得極為乾瘦。阿婆說,我能長大成人,真是老天保佑。我漸漸長大,也漸漸懂得阿婆這麼大的年紀撫養我們的艱辛。

  小學快畢業的時候,阿婆已經七十多歲,一天一天衰老起來。她聽了一些鄰居的議論後,便希望我去念技校,早些畢業後,可以幫助養家餬口。鄰居們認為她這麼大年紀,已經為領養我們幾個孩子心力交瘁,我應該考慮早日工作。我當然很愛阿婆,一開始便答應了。一些好心的同學知道後說,以你的成績放棄上大學太可惜。看到他們每個人都懷著遠大的抱負高談闊論,意氣風發,作著對未來的各種美麗的夢,我卻必須早早地決定放棄成為一名科學家的理想,內心十分矛盾。漸漸地我在同學面前也感到抬不起頭來,因為和他們已經沒有甚麼共同的話題。一天,在內心的重重折磨下,我便哭著哀求阿婆,說是否可以讓我去考五十一中學。這是一個五年制的學校,也是上海最好的中學之一。我說只要五年就可以畢業。畢業後,我就可以自學,不用上大學了。我會馬上參加工作,掙工資,你就不用這麼累了。阿婆的內心其實也一直在鬥爭。她看到連常常向我請教功課的那些同學也都說要去上中學,以後要上大學,幾乎沒人願意和我討論考技校的事,心中也為我感到歉意。她也知道我的祖父母,外公外婆,以及父母親都是知書達禮,頗有學問的人。想想自己目不識丁,一輩子受了多少苦。她最後長歎一口氣說,那麼你就不上技校吧。我欣喜若狂。

  考試那天,一位鄰居和我同去考場。這位鄰居的母親是老師,他平日以成績優異聞名。我便與他約定,抄下每題的答案,以便出考場後核對。結果,我們兩人每題的答案都一樣。唯有一道加試題,那位鄰居不知如何解,留了空白。我有些暗暗自喜,並告訴了他解題的方法。發榜前的某個晚上,我已經睡下,學校的校工王叔叔突然來我家,要我馬上去學校。阿婆擔驚受怕慣了,馬上又緊張起來,問他為甚麼這麼晚了,又是暑假期間,還要我一個人去學校。王叔叔是個沉默寡言的人,只說校長急著找我。我便急匆匆趕到學校。

  穆校長一見我便說,五十一中學要你的政審材料,我打開你的檔案袋才發現你的檔案幾乎是空白的。我們趕緊一起把空白處填一下,明天可以及時送去。但是,她問了我幾欄之後,就填不下去了。她問我父親職業,我說不知道。家庭出身,我說不知道。母親為何死亡,我說不知道。穆校長漸漸失去耐心,要我端正態度,不要隱瞞家庭歷史。我對她解釋,母親去世時我才小學一年級。後來雖然可以和父親通信,但父親身陷牢獄,來信從不談往事,我連他形象都無任何記憶,何況他的身份。我的撫養人為阿婆,但她目不識丁,對父母的歷史知道甚少。加上我們已經多年沒有任何親戚來往,無從打聽家庭的歷史。所以檔案一直空白,請她原諒。穆校長說,我可以原諒你,恐怕五十一中學不會原諒一個檔案空白的考生。她並說,你是學校裡惟一考這所全市重點中學的人,從成績看很有希望。你是自己在拆自己的台,也在拆學校的台。我聽了此話後,不禁悲從中來,懇求穆校長能否向五十一中學政審的人好好解釋我家的特殊情況。她長歎一聲,說只能聽天由命。

  我含著眼淚告別了校長,回到家裏嚎啕大哭,責問上天為何將我生在這樣一個家庭中。阿婆在一邊長歎短吁,最後她說,不管你考取甚麼學校,我總讓你去上,才稍微平息了我的悲痛和哀怨。發榜那天,別的同學都興高采烈,互相祝賀考上了理想的學校。那個同赴考場的鄰居當然也考上了自己夢寐以求的學校。我的許多小學同學都考上了聞名中外的南洋模範中學。唯有我掉進一個無論設備還是聲譽都極差的學校,使我羞愧無比。不久,一位和我很要好,考上南模的同學告訴我,另一位考上南模的同學認為我如此的家庭出身,還要去報考五十一中學,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不自量力。聽了這句話後,我怔了半天,感到自己的心似乎被鋒利的匕首狠狠紮了一下。階級路線這幾個血紅的字從此就永久地烙在了我內心的最深處。漸漸地每聽到這幾個字,我便覺得自己是個生死聽憑別人擺佈的賤民。

  由於求學的不易,上學期間,我基本上很聽老師的話。只要老師講的話有道理,我就會極力做到。所以學校裡面的大部份老師還是比較喜歡我的。由於出身的緣故,在政治上我一直受到許多歧視,常常感到無比的壓抑。雖然我是由一輩子勤勞、節儉的阿婆一手帶大的,但是學校領導總要我反覆檢討自己身上的反動家庭的烙印。為了表明自己是個好人,有一段時期我拚命想入團。但是,有一天我和我們學校的團委書記大吵了一場。因為要勤工儉學,我已經很忙,他還讓我學雷鋒,做許許多多的社會工作,使我終日疲憊不堪。例如,因為我是班幹部,便要我在寒暑假主動幫助同學補功課,以便開學的時候他們能夠跟得上。又要我組織數學小組、物理小組等,要當各種社會活動的帶頭人。我又要打工又要去學校做這些事情。只要我有些猶豫,這位團委書記就會對我說,你要入團嗎?入團就要做這些事情。有一天,我實在忍不住,就對他說,我是很想入團的,也是願意學習雷鋒的。但是既然我離入團的距離那麼遠,那我就做個團外人士吧!我不想入團了。不入團的人也不一定都是壞人。他聽了之後大怒,對我訓斥一頓,從此將我列入另冊。最後我始終沒有入團。這件事發生在初二升初三的時候。那以後我對入團的事算徹底想通了:我這麼一個出身的人要去入團,代價必然是很大的。

  所幸這所初中收了許多像我這樣因為出身不好,名落蓀山的學生。加上有幾個老師由於政治背景複雜也被發配到這所學校,所以我們這一屆的學習氣氛很好。例如,我的英語老師獲得過美國兩所大學的博士頭銜。可惜他所學的不是政治,便是法律,在當時的中國不但沒有用武之地,反而被視為反動意識根深蒂固,1957年不明不白地被打成右派。他見我一心向學,暗中對我非常栽培,甚至利用課餘時間對我另加輔導,並讓我在英語晚會上擔任由他精心改編的愚公移山一劇的主角。我還交上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暗暗努力,準備考上一所好的高中,將來可以成為有用的人才。

  考高中的時候,我變得十分識相,不再好高騖遠,總算考上了一個歷史悠久,規模十分宏大,但是大學升學率只有中等水平的一所中學--徐匯中學。我很感謝高中校長的眼光和魄力。1963年階級鬥爭的弦已經越繃越緊,寧左勿右的傾向越發明顯。上海第一流的學校紛紛將出身還不夠好的學生淘汰出來。然而我們的校長竟然把他們大批收了進來,準備打一次升大學的翻身仗。我高中的同學裡有許多就是從五十一中學,南洋模範中學等名牌中學淘汰來的學生。但是學校的政治氣氛越來越濃,動員社會青年到農村去,到邊疆去的浪潮開始席捲全國。我已逐漸成熟,深知像我這種出身的人也許很快就要沒有機會讀書了。』知識就是力量』這句話此時已在我的腦海中深深扎根。因此我加倍刻苦用功。我最大的快樂便是泡在圖書館裡,或者到同學家裏去挖掘藏書。因為沒錢買書,所以養成了借書作筆記的習慣。

  如果沒有文革的話,我不知道學校會不會內定不讓我上大學。因為當時我已經放棄入團的努力。有的老師認為我和領導離心離德。這種評語使我的前程籠罩上濃密的烏雲。一些鄰居認為以我的出身,我已經非常幸運,因為我是五個兄弟中惟一上了高中的人。當時我很喜歡核物理之類,以當年的政治氣候,我想至少不會讓我去上這個專業,甚至可能將我送到邊疆去。我實在不敢想自己會變成甚麼樣的人。我的幾個哥哥連初中也沒上完。我弟弟則初中之後便被送去新疆。弟弟特別聰明,伶俐,又漂亮,又健壯,成績也非常好。但是那時候就是不讓他上高中。他被迫去了新疆,一去就是十幾年。由於他的身材、相貌好,唱歌、演戲的天賦十分突出,很多部隊的文工團想招他。但政審時,總會有人說,怎麼能讓一個戰犯的兒子上我們的舞台呢?只要有人提起這個話題,就沒人再敢要他。他在新疆也受了很多苦。
  (待續) 《觀察》

  作者為芝加哥大學博士,現任三一學院經濟學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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