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7日訊】秋天出生的人
他出生在秋天，一八八一年的九月二十五日。秋天出生的人，沉著地面對凋亡，鎮定地注視荒涼。“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當也是在秋天出生的我來到這裡的時候，棗樹依舊，主人卻不在了。
一九二三年十月三十日，魯迅買定阜成門內西三條胡同“第二十一號門牌舊屋六間，議價八百”。他欠下了一筆債務，卻擁有了一個家。經過半年的設計改建，一九二四年五月遷入居住，直到一九二六年八月離開北京。這是一個小巧玲瓏的小四合院，院裡先生手植的丁香還茂盛著。丁香叢後面，便是先生的“綠林書屋”，又叫“老虎尾巴”——既是工作室又是臥室。在這裡，魯迅寫下了《野草》、《熱風》、《墳》、《彷徨》、《朝花夕拾》、《華蓋集》、《華蓋集續編》中的大部分作品。
故居的參觀者很多，孩子尤多。孩子們的笑臉與笑聲顯然與這裡的氣氛不合。魯迅是孤獨的人，“一者不再與新認識的人往還，二者不再與陌生人認識”，孩子們會不會打擾先生呢?我轉念一想，也許先生樂意看到、聽到這一切，先生的努力，正是讓後世的孩子擁有笑臉和笑聲——盡管今天的笑臉和笑聲與昨天的笑臉和笑聲一模一樣，僅僅屬於童年。
對於棗樹來說，秋天是一個苛刻的季節，“一無所有的桿子，卻仍然默默地鐵似的直刺著奇怪而高的天空”；對於魯迅來說，秋天是一個真正沉下去的季節，像大水缸裡的一粒米，慢慢地沉到最底部。《墳》中的雜文是魯迅雜文作品中最精華的部分之一。秋天，奏響的是失望的序曲。秋天之後降臨的是蕭條而冷酷的冬天。可先生何嘗害怕過失望呢?他要“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孩子們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盡管他自己已然弱不禁風。秋天是熱與冷、明與暗的過度，是頹唐的輝煌，是無奈的掙扎；秋天出生的魯迅則把自己描述成一個站在黑暗與光明交界線上的犧牲者。
魯迅與秋天之間有著某種神秘的聯系。作為一個中間季節的秋，轉瞬即逝，尤其在北京。這個堅硬而明亮的金屬般的季節，卻蘊含著黯淡與尖刻的情緒。中國人的秋天，是孤魂野鬼最多的時候，這才有那麼多的祭祀，焚冥箔，燃河燈，送他們盤纏，為他們照路。先生呢，在秋夜裡，寫文章的時候發現撲在燈罩上的小青蟲，便“點起一支紙煙，噴出煙來，對著燈默默地敬奠這些蒼翠精致的英雄們”。其實，茫茫人世間，先生自己就是這樣一只自取滅亡的小青蟲。“我終於彷徨於明暗之間，我不知道是黃昏還是黎明……”先生與夾在夏冬之間的秋天一樣，感到既困惑又尷尬。
這是一個易老的國度。像李守常那樣保持青春熱血的革命者只能被送上絞刑架——看你還能妙手著文章?看你還能鐵肩擔道義?豐子愷——還不到三十，便蓄起長須，感歎自己進入了人生的“秋天”；而先生的年齡早已超過了錢玄同所規定的“自殺線”，肺病開始蠢蠢欲動。剛搬進新居，他就大病一場，吐血不止，余下的生命便全靠“熬”了。
“綠林書屋”的主人是個千夫所指的“惡人”。他把一切都看作自己的敵人——包括親人，包括時間。牆上，我看到了那副有名的離騷集句：“望崦嵫而勿迫，恐鵜夾之先鳴”。屈原是個悲劇的詩人。先生呢，是悲是喜說不清。他把自己，同時也把秋天看作“中間物”，他這樣歸納道：“一切事物，在轉變中，是總有多少中間物的。動植物之間，無脊椎動物之間，都有中間物；或者簡直可以說，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先生真正了解了秋天，也真正了解了自己。
走出先生的故居，走遠了，還能看到灰牆外落盡葉子的棗樹；沈從文說：“望到北平高空明藍的天，使人直想下跪。”可惜的是，現在北京空氣污染越來越厲害，秋天的天空也陰沉沉的。在這陰沉沉中，我忽然想到，先生是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去世的。還是秋天，是深秋，寒意已濃的深秋。一個秋天出生的人，在秋天裡去了。
看哪，這個人
魯迅生平展在魯迅博物館開幕了，這次展出了許多珍貴的照片，有兩張給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一張是在廈門郊外的亂墳堆中，海風吹亂了先生的頭發，身後是重重疊疊的墳、“我總記得我活在人間”，這真的是人間嗎?我忽然想起《紅樓夢》中所說的“鐵門檻”與“土饅頭”來。臧克家著名的詩句“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有的人死了，他還活著”被無數人吟誦，其實詩人並不理解魯迅，真的魯迅在活著的時候便已自“非人間”死去，世間有誰像先生一樣樂意在墳頭照像?另一張則是魯迅與一群青年在一起，身穿長衫的先生安坐在寬大的籐椅中，雙腿交疊，指間夾一只點燃的香煙，對熱愛文學的年青人侃侃而談。四五個西裝整潔的青年畢恭畢敬地環繞近旁，他們欠坐在椅沿上，如醉如癡地傾聽著。我想，倘若上帝讓我實現一個心願，我的選擇必定是：穿越時空隧道，成為那幾名傾聽者中的一個。
有一次，聽張中行先生的講座。張老作為北大中文系的老前輩，講到三十年代魯迅有一次到北大作講演，“很可惜，那天我不知在忙什麼事，沒能去聽，錯過了與魯迅先生的一次見面。”八十高齡的張老追憶往事，如絲如縷，清晰可辨。雖然張中行與魯迅絕對是兩種人，但是一時之間，我還是被什麼東西打動了：坐在我面前講台上的老人，是一位曾擁有過跟魯迅見面的機會的老人!原先好端端的時空忽然錯亂起來，晃動著的窗玻璃讓陽光也是晃動著，我看到了先生那雙橫眉下的眸子，那雙自兩千年歷史中看出“吃人”兩個字的眸子。
“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經耗費在寫這些無聊的東西中，而我所獲得的，乃是我自己的靈魂的荒涼和粗糙。但是我並不懼憚這些，也不想遮蓋這些，而且實在有些愛他們了，因為這是我轉輾而生活於風沙中的瘢痕。”這是魯迅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夜，回顧自己的生命歷程時所寫下的一段文字。每次讀到這段文字，我都像被石塊砸中腳趾一樣，感受到一種鑽心的疼痛。與我同宿捨的一位“逍遙派”經常用嘲笑的口氣對埋頭寫作的我說：“你整天寫啊寫啊的，有什麼意思，多少人讀呢?”此君家境良好，用度闊綽，女友漂亮，優越的工作也早已找定。雖與我同為中文系的學生，卻從不拿筆寫文章。然而，我無法反駁他，他於我有的一種莫名的威懾力。我只能經營一個蒼白的紙上世界，而他在現實世界中比我舒服得多。他就像參孫一樣，推倒了支撐宮殿的柱子，我對於崩塌無能為力。直到與魯迅的這段文字猝然相遇，先生自己也意識到了文字的“無聊”，如何才能“有聊”呢?先生沒有說，先生講了一個“神”的故事，或者說，一個“人”的故事。
“突然間，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了，他即沉酣於大歡喜和大悲憫中。他的腹部波動了，悲憫和咒詛的痛苦的波。”在《野草·復仇其二》中，魯迅重現了《聖經》中基督耶穌被殺的場面。實際上，魯迅也像耶穌一樣，被懸在不可戰勝的虛空之中，低頭以沉默面對津津有味的看客們。魯迅只會寫作，而看客從不讀書報。對於耶穌來說，“上帝離棄了他，他終於還是一個‘人之子’；然而以色列人連‘人之子’都釘殺了。”對於魯迅來說，他所處的時代太殘酷了，一切超前性的思索和探究都因這殘酷而顯得奢侈，他能夠走出鐵屋子，卻割捨不下鐵屋子裡熟睡的人們。他愛他的同胞，他的同胞卻不愛他。學者林毓生深味魯迅的心思：“魯迅認為中國社會是一只纏結的網。人生於其中，就難逃它的文化影響。不管有意識還是無意識，中國社會的每一個成員都是吃人的。中國人並不存在一種足以改變文化和思想，走向更人性社會的內部力量。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一個人只有變成‘狂人’，才能真正抓住他所在的社會和文化的本質。正因為他覺醒了，他卻被這社會的‘正常人’指為‘狂人’。雖然狂人被描寫成一個特別勇敢的、敢於向整個社會挑戰的形象，但他同時也是個悲劇形象。他的覺醒使他變成無用，使他與社會其他成員不能溝通，他的批評也不能生效。這就存在著矛盾：不覺醒，不從社會影響下解放出來，就不能和吃人主義決裂；而一旦覺醒了，解放了，反而又使他無力改造這個社會和文化。”魯迅終生都沒有擺脫這種無所不在的“無力感”。他的心太累了。
盡管熟睡的人們把他當作可惡的驚夢者，“是的，你是人!我且去尋野獸和惡鬼……”——魯迅本能地拒斥著“人”的命名，把自己比作狼、貓頭鷹、駱駝，正是這些動物的身上，他尋找到了一個更真實的自我。
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裡，讀到孫郁編的《被褻瀆的魯迅》，其中有一篇蘇雪林的文章《吾對魯迅由欽敬到反對的理由》，她這樣寫道：“魯迅一輩子要人歌頌他，擁護他，愈是肉麻濫惡的諛詞，他愈聽得入耳；愈是卑躬屈節的丑態，他愈看得入眼，他嘴裡提倡青年的‘狂狷精神’，實際上則要青年像狗似地對他馴服。”魯迅真的是讓青年成為他的馴服工具嗎？我忽然想起魯迅的一則軼事來：一位落魄的文學青年上門來，魯迅安排他休息，讓後拎著青年那雙破了個洞的鞋子到街上去幫他補。這種“赤子之心”卻贏得了蘇雪林之流的辱罵。對於“純真”和“崇高”，我們的同胞實在是太缺乏想象力了。其實，這種被褻瀆的命運，魯迅早已料到，他曾寫到，自己躺在棺材裡的時候，對盤旋在身邊的青蠅和蚊子的無可奈何。他始終在身上帶著短刀。在北京時代，他把短刀藏在破褥下面，學生中傳說是自殺用的。可是先生自己說，僅僅“用於護身”。去世之前，他做過一個夢，夢見自己在走路的時候，忽然有個壞人從路旁隱蔽處跳出來，被自己回手用短刀給殺了。耶穌是不會殺的人，魯迅卻不忌諱殺人——他知道，就在自己的一族人當中有敵人，絕不可寬恕的敵人，必須用短刀干掉的敵人。因此，他終身帶著短刀。
輝煌的龐培城毀於一座火山。對中國來說，魯迅不是一個“人”，而一座火山。蘊藏在冰冷的雪地下的是灼熱的熔巖。一旦觸摸，便會被燒傷，甚至被熔化。有朝一日，終將洶湧而來，像鐵流一樣，淹沒“死的時代”。
魯迅的偏激
辯證法是雜文的死敵。在一個辯證法被當作匾額高高掛起的國度裡，我很難看到有川菜麻辣味的散文。面面俱到，就好像要求一道菜同時具備川、魯、湘、粵各大菜系所有的味道。那麼，廚師只好什麼佐料也不放。在報刊上，大部分的文章都好像一個人寫的，甲與乙一模一樣，乙與丙大同小異，正如李敖批評台灣政界人士講話的方式：“他們除了各自發音上的不同，沒有任何內容上的不同，這是很可惡的。我們應該有表達個性的語言，但中國的官場和中國的黨棍政客們，都太缺少表達個人鋒芒和立場的講話，幾乎全都濫套。我們應該多鼓勵有個性、有所不同的語言表達。”無一例外地被戴上“偏激”的高帽子。
王小波冒冒失失地闖進文壇，然後如流星一般消失。某些德高望重的老先生卻繼續對他冷嘲熱諷，羅織的第一個罪名理所當然的是“偏激”。這把利刃殺人不見血，表面上看是前輩對後輩的關心和愛護，實際上是以一種僵死的思維來克隆生機勃勃的思維。幼兒園老師要活潑頑皮的孩子不得亂說亂動，手要背在背後，臉要擦干淨；文壇長老們同樣告誡年輕人，不要亂想亂寫，要像我們這樣三思而後說，否則後果自負！說不痛不癢的話語，寫四平八穩的文章，養溫馴可愛的小貓，種不鮮不艷的小花，保安樂祥和的長壽，乃是人間正道。
然而，在我看來，個性、智慧、想象力和創造力與人的年齡不僅不成正比，反而成反比。偏激是雜文的精髓，在我的心目中，專門用來形容青年人的“偏激”卻是一個褒義詞。“世故”的魯迅，有一顆青年的心，他的文章沒有一篇不是偏激的。錢理群、王得後兩先生在編《魯迅雜文全編》一書時，曾用否定性、攻擊性、偏激性、隱蔽性來概括魯迅雜文的特色，而論述偏激性的筆墨最多。魯迅說過：“以為倘要完全的書，天下可讀的書怕要絕無，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每一本書，從每一個人看來，有是處，也有錯處，在現今的時候是一定難免的。”存在於偏頗之中，是真理唯一的存在形式。魯迅雜文中有許多全稱否定，如“中國”、“中國人”、“中國文化”、“儒”、“道教”、“老年”、“導師”等。用學者們的學術眼光來看，這些判斷大都是靠不住的。但魯迅不考慮結論的“永恆價值”，而追求“迎頭一擊”的殺傷力。正如只有霹靂閃電能劃破黑漆漆的夜空，也只有偏激的文章才能打破文明的醬缸，救出在醬缸中掙扎的孩子。魯迅斥責中國的“中庸”之徒及其攻擊偏激時，說：“它卻雖然是狗，又很像貓，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別個無不偏激，唯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臉來。”他在《華蓋集》的《小引》中還說：“這裡面所講的仍然並沒有宇宙奧義和人生真諦。不過是，將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說的，一任它怎樣淺薄，怎樣片劑，有時便都用筆寫了下來。”
“寫下來”的結局是引發一場接一場的筆戰。在一個“面子”王國，“面子”的價值遠遠高於真理。魯迅的雜文對事不對人，而且不像《紅樓夢》苦心設置“賈雨村言”（假雨村言），往往直接點名，即使是他尊重的老校長蔡元培、授業的恩師章太炎、好朋友劉半農、北大同事胡適，有他所不認同的地方，他也“不為尊者諱”地直接點名批評。於是，他人撰文攻擊他時常有“人格陰毒”、“思想偏激”之語。今人站著說話不腰疼，也開始“反思”魯迅的“不寬容”。先生真的“不寬容”嗎？我記得韓毓海曾在一篇文章中憤慨地反問：誰又寬容過魯迅？
生活在這樣的國度，生活在這樣的時代，偏激是不得已而為之的思考方式和言說方式。偏激是一條九曲回腸的山路，一般人是沒有膽量去走的。“要辯證地看問題，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風霜染兩鬢的老人們常說這句話。我卻想，道路固然曲折，前途卻未必光明。魯迅曾告訴他心愛的學生；“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為我常常覺得唯‘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確偏向這做絕望的抗戰，所以有許多偏激的聲音。”我一向覺得，貓頭鷹及烏鴉的叫聲比夜鶯的歌唱更動聽。星斗一串一串地墜落，我甘做被大多數人厭惡的貓頭鷹或烏鴉，在那天邊的黑夜裡，發出嘶啞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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