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4日訊】今年中國知識界發生了兩件事，先是北京大學新聞系副教授焦國標在網上發表《討伐中宣部》一文，接著是《中國青年報》名記者盧躍剛發表《致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趙勇的公開信》。這兩件事針對的目標是一致的，都是反對近年來中國政府日益加強的媒體控制。
專制政權必選擇愚民政策
所有的專制國家都毫無例外地選擇愚民政策，因爲無知的人民容易被專制者玩弄於股掌之上。而愚民政策一般都包含兩個重要內容：一是通過教育對民衆灌輸中共的意識形態，包括經過美化的中共歷史與「愛党」「愛領袖」教育；二是控制媒體，美化現實與政府，掩蓋社會陰暗面。用中國政府的行話來說，叫做「多做正面報道，少做或者不做負面報道」。在專制統治下，操縱輿論就能操縱人的思維和行動。
前蘇聯從列寧到史達林，一直都將媒體當作宣傳共産主義意識形態的機器。蘇共的這一統治經驗，儘管被民主世界視爲邪惡之至的「洗腦」，卻被中國政府全盤照搬，且「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簡言之，在八十年代以前，中國的新聞媒體控制主要依靠意識形態控制，到「文化大革命」時期，因「思想罪」迫害人的慘劇更是越演越烈。在毛澤東時代兩度擔任過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的陸定一，因其在「文化大革命」中備受折磨，曾在晚年反省說：「我當了十多年的中宣部部長，只幹了一件事：整人。整完了這一批，再整另一批。」在中共官方的宣傳裏，「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與「新聞自由」一直被貶稱爲「資產階級的腐朽文化價值觀」，這種影響至今猶存，只是不再在官方媒體上公開出現而已。但每逢整肅思想異端時，這套老調還是免不了重彈，尤其是官方會議傳達中央精神時，這套說詞總要出現。
政治問題非政治化處理
從九十年代開始，中國政府控制新聞主要依賴於更精巧的技術控制，其手法比當年的蘇共做得更隱蔽、更巧妙，也更成功，且不容易被國際社會覺察。比如將對新聞媒體的控制管理用法律、法規及法規性政府文件的形式「制度化」，故意模糊這種法律本身就是「惡法」，卻給國際社會造成所謂「依法辦事」的錯覺。中宣部在發佈各種禁載通知時，也不再像「六四」以前那樣公開下達文件，而是通過電話通知、內部會議等形式。這些會議公佈的內容不許記錄，不許錄音，不許外傳。其目的很清楚，「防止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獵名」（獵取名譽）。
江澤民統治後期，更是確立了一條「政治問題非政治化處理」的原則，對所有「政治思想罪犯」與「良心罪犯」，不是羅織貪污腐敗及各種刑事犯罪罪名，就是用所謂「危害國家安全罪」、「泄露國家機密罪」及「陰謀顛覆政府罪」等入人以罪，使「思想罪犯」與「政治罪犯」連爭取社會同情的可能都徹底喪失。
混合部份真相的謊言
在有關政治的社會新聞報道方面，則採用「攪渾水」的方式，向公衆公開發佈一些「混合著部分事實真相的謊言」。這種混雜著部分真相的宣傳，確實比完全的謊話更能迷惑人。在嚴厲控制對政治問題發表意見的同時，政府開放了社會生活領域。在性、吃喝玩樂、休閒等所有與政治無關的領域，現在的中國比所有西方國家更爲開放。通過這種「引導」，中國社會已經高度商業化與庸俗化。大多數中國媒體完全跟著時尚走，少數有社會責任感的媒體只能在政治高壓下艱難求生，且面臨隨時被取締之險。這種商業化與庸俗化使中國人對政治的熱情逐漸衰退，對金錢的追逐則漸漸成爲人們生活的主要目標。
監控公民行動的「金盾工程」
人們曾經對互聯網促進新聞自由方面寄予很高期望，但中國政府在監控互聯網方面的進展，卻比中國人學習使用互聯網的速度更快。從開始建立世界上最龐大的「防火牆」（fire wall），到耗鉅資建立旨在全面監控公民行動的「金盾工程」，中國政府只花費了短短幾年時間。近年來國家安全局特務系統公開監管互聯網，並隨時逮捕一些國安部門認爲散佈「危害國家安全」言論的人。在互聯網引入中國之前，中國控制新聞還主要局限於平面媒體（紙質媒體），這種控制對人權的傷害還不易爲外界所感知。但互聯網進入中國之後，中共政府對媒體與輿論的控制就不得不從「黑箱操作」進入半公開化狀態。
主導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認知
因爲中國實行嚴格的新聞管制，人們只能聽到一種聲音，這就使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認知被中國當局主導而不自知。中國政府在媒體上營造的「中國」，與生活於農村地區及中小城市的中國人感知到的中國差距相當大，而國際社會瞭解到的中國，其實就是中國政府在媒體上刻意營造的「繁榮中國」。不少學者、商人，以及其他想瞭解中國的人士，都被中國政府公佈的統計資料與它發佈的社會狀況，被它每年都無數次誇耀的「一枝獨秀的經濟增長」與「GDP神話」所激動。
這種將人民當作「動物」畜養的方式，早就應該讓思維健全者感到羞辱。焦國標與盧躍剛這種反抗，應該得到更多的知識份子支援。只有知識份子的精神不被閹割，各階層人群能夠自由表達意見時，中國社會才能稱得上健康發展，中國人民才有希望養成健全人格。
《爭鳴》雜誌2004年8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