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9月13日訊】(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臺《時事論壇》節目) 聽眾朋友們大家好，歡迎您收聽時事論壇節目。又到了九月學校開學的時間，據報導今年中國報考大學的考生人數達到723萬，而農村考生首次超過城鎮，達到了考生總數的55%。那麼，對于那些跳過龍門的貧窮農家子弟來說可謂是一半歡喜一半愁。
主持：最近紐約時報報導一位中國的高考生因交不起拖欠的學費而臥軌自殺，這篇報導在西方社會引起很大的反響。今年中國農村考生報考佔的比例很大，您能否就農村考生的情況為我們大家做個介紹。
聖馨：中國人對教育一向非常重視，特別是農村居民覺得讀書、上學、上大學是他們改變命運的唯一道路，所以對農村的家長來講，不管他們自己多麼辛苦，就是一輩子吃苦受累，也要供自己的孩子把書讀完。
主持：萬般接下品，唯有讀書高。
聖馨：中國的傳統社會觀念就是這樣，而且中國基本上來講一直是個一元社會，所有的道路最後都通向一條－當官，你才有其他的社會保障，而受教育是一個最直接的途徑。很多中國人比西方國家的人對教育更為重視。
主持：所以很多家長，尤其農村的家長，真是捨盡全家的一切、所有積蓄、全年的收入供子女上學。
聖馨：對，但最近有很多報導披露，這一段時間因為高考完了，有許多學生陸續收到錄取通知書，因而發生了一連串的悲劇。剛剛您講的是四川省的鄭清民(音譯)，因為沒錢補交讀中學時積欠的六百多塊學費，老師堅決不給他准考證，最後在走投無路之下，去臥軌自殺。紐約時報這篇報導詳細，非常感人，把這個學生的家庭背景都作了採訪調查，講到他家裡貧窮到什麼程度，為什麼六百多塊錢人民幣的學費可以奪取他一條生命，而這筆錢呢，只是合八十塊錢美金，可能對一個富裕的城市家庭來講，孩子一個月的零花錢也不只這個錢。
另外有幾個案例。比如說在陜西省永春縣的一個學生李青培(音譯)，他在接到錄取通知書的前三天，他媽媽知道他考的不錯，可能有機會上大學，因為無法負擔他上大學以後的費用，覺得走頭無路而服毒自盡。瀋陽市有個女孩叫張稀(音譯)，是以615分的成績考上中央民族大學，她母親是個寡母，長期生病，家裡根本就沒有這樣的經濟條件，負擔她女兒一年下來幾千塊錢的費用，她就決定自己去賣腎，來供女兒上學，後來被記者發現，才進行報導。
主持：我們在網上搜索一下，發現像您剛剛提到的，由於交不起中學的學費不給准考證，或已經考上大學付不起學費，家長因供不起學生自殺的、上吊的有很多。
聖馨：對，很多很多，那麼對於這些家庭來講，孩子考上大學的確是一半歡喜一半愁，因為讀書升學是他們改變人生際遇唯一的出路，可是他們又沒有能力走出這一步。像這樣的貧困學生在中國到底有多少？按照中國官方民政部公佈的統計數據，城鎮的貧困人口是兩千一百萬人，這部份人完全靠社會救濟，一個月基本幾百塊錢的活命錢；但農村的貧困人口，沒有解決溫飽的，有三千多萬人，在貧困線以上，也就是年人均收入在856元以下的有六千萬人，合計農村的貧困人口就達九千萬人。而這個數字的計算方法，根據專家說，還是不科學的，因為它沒有扣除農村人口第二年還要再投入生產的費用，如果扣除這部分費用後，農村貧困人口可能高達一億五千萬人。
主持：說到就業人口這些社會問題，跟教育有很大的關係，據統計城鎮的失業人口、農村的貧困人口、加上畢業生畢業後找不到工作，也成為很大的一個社會問題。
聖馨：這個問題是越來越突出了。我們可以想像，中國的貧困人口，按國家的規定，是年均收入在八百多塊錢。可是一個家庭供養一個大學生，每年的學費、生活費、住宿費、雜費等等各項費用加起來，大概要七、八千塊錢，對於這樣的貧困家庭來講，供養一個大學生是不可能。
主持：我看過一個統計數字，在一些貧困地區，中國農民平均年收入在兩千五百多塊錢左右，大學的學雜費及生活費的確是他們負擔不起的。
聖馨：所以說這當中不單是貧困的問題，還有不公的問題。這幾年對於中國到底還是不是一個貧窮國家，有很大的爭議。中國連續幾年經濟增長數據都在8%、9%、10%，甚至超過10% 。這樣快速發展的經濟，如同紐約時報在寫到鄭清民的死的時候寫到，鄭清民是被一輛急速飛駛的火車撞死的，正像中國的經濟一樣，中國的經濟是急速駛過的，但問題是在這樣急速車輪的旋轉下，很多人被拋在經濟發展的時代後面。
主持：但是表面上看，這些年中國的發展是有目共睹的，尤其城市的生活，高樓大廈啊、公共設施啊，但是農民越來越苦，錢都到哪兒去了呢？
聖馨：其實我們看到中國這些年有很多項目都是花了很多錢的。譬如前段時間神五上天，據說花了一千八百億，北京申辦奧運花了兩千億，上海申辦世博花了三百億，這些項目都是需要錢的，不是說這些項目不好，而是說以中國的綜合國力來講，是不是應該犧牲教育，而去爭取這樣的機會。
主持：中國自己說它的教育投入占整個國民經濟總值的2.3%，聯合國說是2%。
聖馨：國際通行的標準基本是5%，有些國家多達6%或7%。當然對像中國這樣一個國家來講，這麼少的教育投入跟整個社會發展是非常不匹配的。
主持：而且2%中還有個有趣的比例：2%裡邊實際上國家的投入佔53%，另外的47%要學校自籌。換句話說，為什麼現在各項學雜費都上漲了，或者用各種名目來收各種費用，大概也是要擠出這47%。
聖馨：其實這幾年中國的教育產業化的確出了問題，整個教育系統為了能弄到錢，不擇手段。有個報導說北航在招生過程當中向學生索賄10萬塊錢，我相信像這樣的事情對中國人來講根本不算是新聞了，教育腐敗的案例已經層出不窮，不單是大學，中、小學向學生、家長索賄、要錢、亂收各種雜費等等的事情太多了。
根據中國審計署剛剛供佈的報告，對全國五十個縣基礎教育經費的調查結果顯示，其中四十三個縣的地方政府、財政部門、稅收部門、教育主管部門擠佔、挪用、滯留各類教育資金達4.45億元。儘管這麼少的教育投入中，其中還有大部分被擠佔、挪用、或借用掉了。這份報告中還指出，五十個縣的基礎教育收費一直成上升趨勢，在2002年收費總額是23. 2億元，平均每個學生是469元。也就是說這些在校學生平均每個人要被勒索469元，對一個貧困的農家子弟來講，這個數字已經相當驚人了。
主持：最近北京大學的學者對未來作了個預測－到2010時中國最大的隱患是貧富不均的問題，而不是其他的社會問題。
聖馨：實際上貧富不均的問題還是要回到中國社會制度本身。所謂的教育腐敗，是整個制度的腐敗，因為制度腐敗，在教育領域裡就一定會突顯出來。我們看到公權力私用，資源的佔有，機會不平均，這一系列的問題導致中國社會巨大的傾斜。這種傾斜也許在今天中國急速的發展當中我們還感覺不到、看不到這樣的惡果，長時間下來，特別是在教育領域的腐敗之下，可能過個10年、8年，這個惡果一定會突顯出來的。
主持：這可能也是陳至立這幾年當教育部長的成果啦。不過，您剛才提到中國社會資產不公，有個統計數據說中國95%的資產掌握在5%的人的手裡，像江澤民的兒子江棉恆有那麼多的公司在控制著中國的經濟，相當大比例的資源。
聖馨：其實中國政府對這一點是非常清楚的。他們自己也有統計數據，講整個中國社會是金字塔形的，佔有絕大部分財富的人，只是金字塔尖兒的那麼一點點，大約3%或5%的比例。像上海、北京、深圳等大都市的繁華也就突出的表現出塔尖上的景象。
主持：您認為如何解決中國現在這種現象？
聖馨：毫無疑問，中國整個的社會制度、政治制度不作調整的話，教育本身的所謂的改革是不可能治本的，不可能脫離、超越這樣的制度，完全獨立於這樣的政治體制之外，這是不可想像的，最後還是歸結到怎樣促使中國整個政治體制的變化。
(據希望之聲國際廣播電臺《時事論壇》節目錄音整理)(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