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12日訊】中共四九年建政前後的農村土改是第一波大規模殺戮運動。是中共濫殺無辜的開始﹐是中國各族人民災難的開始﹐是中國歷史被扯入五千年來最為黑暗﹑野蠻﹑倒退時代的開始。中共早在流竄割據時期即已在農村實施殺戮﹐煽動﹑制造民間對立﹐籍以劫掠糧餉﹑裹脅丁壯﹐以應內戰奪權之需。其在建政後則挾持國家﹑人民﹐傾其全力在農村進行以殺戮﹑鎮壓為主要手段的所謂土改﹐實為分化﹑攏絡並以恐怖震懾人民﹐籍以維護其以暴力奪取之非法治權。正因此罪惡目的數十年間運動不斷﹐殺戮不止。文中所述許鐘英夫婦之遭遇為此罪惡運動之個案實例。然“個案”絕非一人一家之不幸﹐ 實為全民之災難。暴政罪惡﹐由此可證﹗
[一]
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半個世紀過去了﹐在歷史這僅是瞬間﹐在我可是一萬八千多個日日夜夜生命中漫長的疼痛啊﹗時間會磨蝕記憶﹐遺忘會悄悄走近﹔但心的創傷不會愈合。我要將這些往事用文字記錄下來﹐雖然不堪回首。重提這段往事定會將未全愈合的傷口重新撕裂百次千次﹐但我要寫下來﹐一定要寫下來﹔因為這不是我一人﹑一家的沉重與疼痛。我不能﹑決不能遺忘﹗人啊﹐記住﹗為了不讓悲劇重演﹗﹗
那一年﹐我還沒來到這個人世，如果可以說是人世的話，我是在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五一年的初春出生的。大約在四﹑五歲﹐也許六﹑七歲有了記憶﹐稍懂事時起才點點滴滴﹑朦朦朧朧知曉一些。直到我十六歲﹐按照傳統說法十六歲已成大人﹐爺爺才給說了些大概。只是說我是被收養的﹐原是別人家的孩子。又過了兩年多﹐我上農村插隊﹐我的叔叔，不﹐應稱呼為養母，一位原是左派的右派分子﹐特地從農場趕了回來﹐給我述說了這一切。幾年前﹐我已經知道是被收養的﹐但叔叔所說的這些無異五雷轟頂。讓我震驚得突然眼前發黑﹑身體﹑大腦空空洞洞﹐沒有呼吸也沒有思想﹐沒有任何感覺﹐在醫院躺了幾天﹐回家又躺了一個星期。
在農村插隊的幾年間﹐我曾去故鄉幾次﹐但去又如何﹖所見的無非滿目荒涼﹑一派破敗﹐離開時﹐我還是個小不點兒﹐出生不滿百日﹔重回時已是二十歲的“知青”。按照叔叔描述的路徑尋尋覓覓﹐舊宅猶在﹐半已坍圮。鄉親料還有人活﹐但二十年過去了﹐誰會對那些破亡家庭的陳年舊事感興趣呢﹖﹗這塊江南魚米之鄉的沃土和世世代代在這兒耕耘的人﹑以及他/她們的心靈﹐早已被踩入第十八層地土﹐都已堅硬無比。我只能在荒野無人處盡情哭泣一場﹐為我冤死的年輕父母親﹐也為我自已。
“叔叔”只是爺爺奶奶教給的稱呼﹐習慣而難改口了。其實“叔叔”是女性﹐是收養我的爺爺奶奶的獨生女兒。那年她剛從大學畢業。一個未婚女孩怎能領養孩子呢﹗爺爺奶奶希望她像男人一樣能撐立門戶﹐就這樣﹐她就成了我的“叔叔”。那一年﹐叔叔和她的幾個同學被派到我家鄉﹐要在土改運動的階級鬥爭中改造思想。
[二]
你父親姓許名鐘英﹐死時二十﹐也許二十一歲。那時都是講虛歲。叔叔就是這樣開始敘述的﹐沉重﹑緩慢。你的母親比你父長三歲﹐是十三﹑四歲進門的童養媳。是鎮上一家糟坊業主的女兒。你家原是村裡的大戶人家﹐但早已破落。許鐘英是遺腹子﹐其父早就離世。其母年青寡居﹐幾年後卻死于土法墮胎。許家就靠許俞氏﹐你的曾祖母﹐一個寡老太支撐。後來許鐘英在上海一家綢緞莊做事。約在四九年冬回家成婚。不多久老人故世﹐許鐘英失業家居。
我是在五零﹑五一年去那參加土改的。江南魚米之鄉﹐這裡幾個村的農戶大都小康之家﹐人均耕地比別處略多些﹐也沒有特別窮苦家庭。工作組下來後﹐我們日夜不停地“訪貧問苦”模情況。地主﹑富農任怎麼也難以劃定。沒有地富就沒鬥爭對象﹐運動沒法開展。當時﹐江南地區很多地方都是這樣。所以有“江南無地主”之說。土改干部被召到專區集訓。例如“啥人[讀‘寧’]養活仔啥人”這支江南小調加方言的歌就是這時產生的。上面一再批評﹐申斥我們“右傾”﹑沒“階級鬥爭觀念”﹑有“立場問題”。還派我們到蘇北貧困地區去學習﹐參與鬥爭大會﹑公審大會。穿破衣爛杉和當地貧農一起去控訴﹑鬥爭地富。到刑場看行刑﹐和行刑戰士一起從崩裂的腦殼裡掏白花花熱呼呼的腦漿吃。所有這一切﹐都是為了“堅定階級立場”“鍛煉鬥爭意志”“對階級敵人恨得起來”。可是﹐這在我身上卻適得其反﹐將我原有的“革命思想”“理想”“觀念”連同我的革命熱情完全催毀了。我拒絕去刑場﹐我不願意看殺人。當他們敘述如何吃喝人腦時﹐我嘔吐﹑哭了。我當然挨了批評﹐小組﹑大組批了幾次。什麼立場不穩﹑缺乏階級仇恨﹑小資產階級感情濃厚—–而且在運動結束時寫上了書面鑒定。這還跟我後來的右派帽子有關。
回來後﹐上面派來了新工作組長﹐讓鄉農會主任當了副組長。工作組沒日沒夜下群眾宣傳動員﹐發現﹑培養積極分子。挨家挨戶做發動工作﹐大力推動群眾參與運動。大會小會開了無數次﹐動員了幾個青年人當了積極分子。鐘英家先被劃為地主成份﹐因為他們夫婦二人有地七畝八分。加上祖塋地﹑祠堂公田的份額﹐人均地較高。是地主﹐自然要鬥要揭發﹑控訴罪惡。可才二十歲的人﹐才成年就去上海﹐回鄉不到一年。這樣的“地主”有什麼可揭發和控訴的呢﹖分掉他部份田地還有可說的道理﹐將他夫婦“掃地出門”﹐不給一點活路就太不人道了。啊﹐我這兒又說了“人道”這個詞兒﹐在那時是犯大忌的﹐是立場問題。就為這兩個字我曾挨過多次批評。
無可揭發﹐無可控訴。鄰里鄉親只是默默以對﹐暗地裡還頗為同情﹐有人還為之說好話。可是“控訴”“鬥爭”是運動中的一場大戲﹐是定要上演的。這時鄉農會主任外出轉悠了半天。當晚不知從那兒冒出了一批“貧僱農”﹐直上其門﹐一條草繩套上頸項﹐將這夫婦兩人拖了出來。主任將隨身帶來的大鑼錘得震天价響。將聞聲而來的村民驅集到鐘英家門前。那伙隨來的“貧僱農”一哄而上﹐推推搡搡﹐將這夫婦押解到人圈裡﹑站在凳子上﹐“鬥地主”的鬧劇隨即開演。這些臨時演員十分賣力﹐有聲嘶力竭喊叫的﹐有呼天嗆地哭訴的﹐也有滾翻在地干嚎的﹐更有上前拉扯撕打的。雖然很有點“轟轟烈烈”﹐可畢竟是烏合之眾﹐臨時湊合客串﹐除了幾句空洞的“僱工”“剝削”﹐實在沒什麼可揭發的。鄉親鄰里個個心知肚明﹐私下議論紛紛﹐有的在低聲咒罵這伙“死鬼”“不得好死”﹐也有對農會主任冷言冷語地譏諷。倒是不少小孩被眼前的小丑演出逗得直樂﹐學喊叫﹑哭鬧和哄笑。
衣衫扯爛了﹐頭髮扯亂了﹐滿身污泥﹐頭臉滴血。夫婦倆相扶離開了家﹐離開他祖輩傳下的世代居住的老瓦屋﹔被趕進了老墳塋地的半截破屋裡。兩手空空﹐什麼也不許帶走。這就是“掃地出門”﹐將這兩個“大孩子”趕上絕路。我于心不忍﹐在工作組會議上﹐我提出不能將他倆與老地主﹑惡霸地主等同對待。結果又是劈頭蓋臉地批評﹑指責﹕“同情地主”“立場不穩”“階級觀念模糊”等等。面對這些﹐我無力招架﹐無言以對﹐可在心裡打了個大大的問號。後來工作組允許他們回去拿了些衣物炊具。看他們長大的鄰里鄉親暗暗地給送些吃用雜物﹐讓他倆勉強地活了下來。
說說﹐叔叔的眼框裡蘊含淚珠﹐輕聲嘆息﹑微搖頭。看得出她內心很痛苦。我勸她不要為我難過﹐休息下再說。她說﹕“你還小﹑不全懂﹐我是為我自已。”她的這句話一直留存我心底。她的心胸是博大的也是深奧﹑複雜的﹐我那時確實不懂。直到生活又給了我太多的磨難﹐我才有所領悟。她站起身在室內走動﹐我給絞了把熱毛巾﹑續上了茶水。
雖在上海住過幾年﹐畢竟還是大孩子﹐生性又較內向﹐這一晚上的折騰真把他嚇懵了﹐幾天不思吃喝只是呆呆地望祖塋出神。叔叔恢復了平靜﹐又述說，已經懷孕的阿芳﹐就是你母親﹐她很堅強﹐沒流一滴眼淚。幾次到工作組要衣物食糧。她堅持說自已沒做壞事﹑沒死罪﹐不能餓死她。工作組也沒法反駁﹐只好准她回去拿些衣食雜物。倒是那個農會主任對她又趕又罵的﹑凶得很。
有一次主任罵她“地主婆”“不要臉”﹐阿芳冷冷地回了一句﹕我沒偷過一針一線﹐也沒偷過牛。就這麼輕輕一句讓主任愣住了﹐待回過神來正要發作﹐阿芳已經走了。
關於這個主任倒要說上幾句。後來﹐你父親的死多半是他下的毒手。他是在日偽時期遷來的外省人﹐也不知他的尊姓大名﹐大伙都叫他“雞毛”﹐他是整天走街穿巷收購雞鴨毛為生的。也有人說收雞毛是裝門面的。他做過牛販子﹐更長時是偷牛賊。偷牛是只在別處偷﹐不在本鄉本地干的，這可能是個“行規”。但偷雞摸狗﹑順手牽羊是隨時隨地的。如果有人家走失了雞鴨﹐那多半做了他的下酒菜。你如果上他門找﹐他就會指牆角的雞鴨毛說﹕你認認清楚﹐哪是你的﹐我賠。他有一手絕技﹕幾根黑糊糊的手指在牛腹下搔搔弄弄﹐那牛就會被牽走﹐牛原本只認飼主的。農民對干這勾當的是很鄙夷的﹐尤其是殷實農戶。可時代變了。因窮才偷﹐他“雞毛”可是響噹噹的無產階級﹐是革命的基本群眾﹑依靠對象。區﹑鄉政權建立初﹐他天天幫跑腿﹑幫炊事班打雜。這樣﹐既混飽了肚子﹐又當上了積極分子。他向幹部同志要了頂舊軍帽戴﹐腰裡綁上條舊皮帶﹐到處走動。他干舊營生時練就的嘴皮子功夫也很有用武之地。別人的思想他常反映﹐村裡的情況他常彙報。這種積極分子的活干得又多又好﹐當然坐上了農會副主任的椅子。在當時的農村這可是夠壓死人的官位。做了主任可不能呼作“雞毛”了﹐偷牛的勾當也沒人提了。他不喜歡這個“副”字﹐這樣他在人們的面前就是“尤主任”。土改了﹐大家也就叫他“主任”﹐只是那些孩子仍是“雞毛”“雞毛”的叫。
那晚上演的鬧劇﹐工作組內有不同看法﹕多數組員認為這是作假﹐是不嚴肅的。但是上面卻大加贊揚﹐作了肯定。說這有利教育群眾﹑發動群眾﹑開展運動。還要求再籌辦一次﹐搞個現場鬥爭會﹐聲勢大些。讓全縣土改幹部﹑積極分子來學習取經。這麼一肯定﹐運動就愈發上了邪路﹐完全違背了平均地權﹑讓耕者有地的初衷。對此﹐我很反感﹐但又無能為力﹐還不得不跟下去做工作。這讓我處在十分尷尬和為難的境地﹕內心不滿和消沉﹐臉上卻要若無其事。但是﹐工作組領導已看出我的問題﹐找我談話﹐批評。言談之間﹐他對開現場會也有不同意見﹐但作為專職政工幹部﹐他只能服從組織決定﹑完成任務﹐沒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對許鐘英﹐他認為地主既然是階級敵人﹐過左一點沒什麼。工作中左一點才不犯錯誤。他還說運動才起步﹐狂風暴雨還在後頭。我們要打翻整個舊世界﹐這是革命﹐是一定要死人的。不要心軟﹐小心別把自已墊了進去。我知道這最後句話可能是對我的警告﹑或者說是“挽救”。我不得不振作起來投入工作。
現場鬥爭大會開得很熱鬧。從外區外鄉押來了十幾個地主﹐連同本鄉本村的﹐臺上臺下黑壓壓一大片。村小的操場上也快站滿了。場面和聲勢是夠大的。外區外鄉來的積極分子大多上臺控訴了。尤主任上次帶來的那批“貧僱農”“積極分子”又上臺表演了一番。嘴裡控訴的仍是那幾句﹐但動拳頭的更多了﹐因為尤主任說過﹕上面的幹部同志喜歡看武的。這次﹐尤主任也親自出馬表演了一番。畢竟是主任加上“老油子”，群眾新給的稱呼，訴苦到動情處居然眼淚﹑鼻涕地號哭起來﹐竟指阿芳控訴說﹕這個地主婆冤屈我偷﹑偷﹑偷﹑偷—–他自知說溜了嘴﹐已停口不及﹐一時“偷”不下去了。臺下不知誰幫他接上了﹐高喊﹕偷牛—–偷牛—–也有人喊﹕偷人—–偷人——還有幾個孩子的聲音﹕偷﹑偷﹑偷﹑偷地學他口吃的樣子。外來的干部當然莫名其妙﹐但群眾是遠近皆知的﹐自然引起一陣哄笑。這一有趣的插曲﹐也是人們對此人的鄙夷﹑不屑。被鬥對象多﹐時間太長﹐群眾走了不少﹐只好匆匆收場。在這些地主中有定為反動地主的﹐有定為惡霸地主的都被慘鬥﹑狠整。鐘英夫婦沒怎麼遭大罪。但是鐘英的情緒仍無改變﹐仍是不言不語﹐整天坐看祖宗墳塋出神。
阿芳則整天忙這半間破屋﹐補破堵洞﹐籌措衣食﹐她清楚地意識到噩運已無法逃避﹐看來是只能在此打發日子了。只要雙手一停下來﹐她就站到丈夫身旁說上幾句﹐想解開他的心結。早在多年以前﹐她就像姐姐那樣對他百般護持的。雖然只讀過幾年小學﹑略識文字﹐只能寫得簡短的家信。但鄉間質樸單純的生活風尚﹐民間傳統保守的道德觀念﹐加之小手工作坊家庭和童養媳的出身﹐才成年即與祖婆婆勤儉持家。所以從小就養成吃苦耐勞﹑柔順又堅強的個性﹐雖思想觀念難免保守﹐但具有舊時中國女性的傳統美德。左鄰右舍﹑近親遠戚對阿芳品性為人都持肯定﹑讚揚態度。
鐘英家幾代男性早亡﹑人丁不旺。江南農村的富裕地區婦女不下農田[水稻田]﹐所以她在農忙時是僱工的﹐這是老人在世時直到如今的慣常作法。也是江南農村常有的。僱工則來自鄰里鄉親中勞動力富余之家﹐也帶有關顧孤寡弱小的好意。何況一村同性原是世代相助的。少年時就與祖婆母起早摸黑﹐植桑養蠶﹑養豬養雞辛勞過來的阿芳﹐如今成了個地主婆﹑成了人人可以唾罵﹑踐踏的壞人。這是她萬萬想不到﹑也想不明白的。她只明白自已以及她的丈夫不是鬥爭會上那些人控訴的壞人。她的祖婆母﹑未曾見過面的早死的公公﹑婆婆都不是壞人。雖說農忙時是僱了工﹐但都是按本地規矩魚肉酒飯對待的﹔工錢也是按收成付給白米。僱工犯法﹖不僱工等餓死﹖她深知自已的善良的丈夫也是這麼想的。現丈夫被這聲勢洶洶的場面嚇懵了﹐她心痛﹑急。她深深愛自已弟弟似的丈夫。她當然不會象城里時髦女子那樣表白內心深切的愛意﹐但她明白肩膀上的重擔﹕祖婆母生前的囑咐﹐胎胞裡的孩子﹐還有沒有生路﹖生路又在哪裡﹖沉重的壓力﹐艱難的日子﹐憂鬱和焦急﹐讓才二十四歲的她﹐鬢角出現了絲絲白髮。
又開了幾次鬥爭控訴大會﹐這是運動的應有戲目。但群眾還是不冷不熱。上面一再批評我們工作不力﹑階級鬥爭抓得不狠﹐以致群眾階級覺悟不高。要求加大力度﹑加快進度﹐要狂風暴雨式的開展階級鬥爭。在組員們飽受批評提高覺悟之後﹐將村裡男女青年集中學習﹐大力培養積極分子。對中年農民中的落後分子進行批評﹑或打擊。又經過排隊﹑挖掘﹐增劃了地﹑富和上中農人數。這一增劃起了很大作用﹕人們向工作組靠攏了﹐積極性提高了﹐揭發﹑反映別人情況的多了﹐參加控訴鬥爭的也多了。這大概就是“階級鬥爭一抓就靈”的道理。這樣鐘英和阿芳的日子也就越來越不好過了。
群眾動員起來了﹐運動深入﹐強度大了﹐進度加快了。地富和群眾的成份劃定了。接要進入分田分地分房屋浮財了﹐這正如我們組長說的“狂風暴雨還在後頭”。這段時間﹐我和全組同志一樣忙忙碌碌。積極投入工作後自己感到處境有所改善﹐批評少了。但在對待鐘英和另一戶地主的住房安置和浮財處理上﹐我與組長的看法有分歧。我再次提出鐘英家不應劃作地主。就算是地主也應與老地主﹑惡霸地主區別對待。組長認為我提的問題早被否定﹐並批評我“屁股坐在地主的板凳上”﹐“危險得很”。我明白﹕這話和以前的“別把自己墊了進去”同是對我的警告。組長批評時臉上帶笑容﹐我也沒多在意。本來嘛﹐不同意見的討論﹑甚至爭論﹐在同志間是很平常的事。但他卻用書面嚮上作了彙報。
[三]
這幾天﹐幹部和群眾都在田頭查勘﹑核對與登記土地﹐忙分地的準備工作﹐村子裡相對平靜些。阿芳這時分娩了。說是早產了三十幾天﹐是由同村同姓的本族姑祖婆婆接的生。早產兒是個羸弱的男孩，這當然是你了﹐在那時那樣的處境出生﹐真是一無所有﹑毫無準備。你﹐林南生﹗還記得嗎﹖進中學時你曾嫌這名字俗氣﹐鬧要改名。爺爺不同意﹐還罵了你。現在你該明白﹕這是“臨難而生”的諧音﹐你生不逢時啊﹗說到這兒﹐叔叔有些激動。我正想接口說話﹐她示意叫我別說。沉默了好些時﹐恢復了平靜。她微笑﹐但很認真地對我說﹕可是﹐現在不同了﹐你已長大了﹐待你完全明白了自己的家世後﹐可以恢復原有的姓﹑也可改名。這時﹐我真想對叔叔說我永遠不會更改姓名﹐我永遠是林南生。叔叔又阻止說﹐別忙﹗以後再說﹐你的家世還沒說完吶。
你媽在這個時候懷孕生養也正讓她受夠了罪。自種荳菜﹐自織土布和存糧都在老屋封存﹐這已全然不屬於自己的了。來日如何打發﹖自己和丈夫已是如此﹑只能活一天算一天﹐可是孩子呢﹗連糊口都困難的阿芳分娩後幾天就無奶水﹐孩子直餓得嗷嗷哭鬧﹐天天哭鬧得聲嘶力竭而睡。為人父母的心也似乎在孩子的哭聲中被撕裂﹐但無力無助亦無處可以求告﹐只能和才出生的孩子一起哭泣。接生的婆婆是天天來照護阿芳和孩子的。好心的老人只好抱孩子東家﹑西家地向奶婦乞求幾口奶水﹐熬些米湯或麥糊喂養孩子。有幾家老血親實在不忍看這三口子餓死﹐也常暗暗送些米麵荳菜﹑舊衣雜物﹐你就是這樣艱難﹑勉強地存活過來的。你真該感謝那幾位長輩老人家﹗土改高潮時﹐給地主送吃的可不是小事﹔她們是瞞兒子媳婦給阿芳送衣食的。如果沒這幾家老親關顧﹐你也許活不過百日。二十年過去了﹐不知這幾位老人家還在否﹖
為將運動推向下一個高潮﹐我們被召到縣裡學習。小組會上討論如何正確理解和執行政策問題時﹐我提出對地富要不同情況不同對待。與工作組長又起了爭執﹐他還是“左比右好”“左一點才不會犯錯誤”﹔又批評我立場有問題﹐站在地富立場為地富利益說話。這一次﹐我們爭論得很厲害﹐有點各不相讓的味道。當晚﹐王政委，部隊團政委轉任的縣委書記，找我談話。他說搞革命不能心軟手軟﹐不要怕搞死人﹐在戰場上槍子兒還認政策﹖戰場上死那麼多人﹐你說哪個是該死的﹐哪個是不該死的﹖問題是你站在敵方﹐還是我方。老天爺﹗原來他還在打仗啊﹐怎能給他說清楚呢﹖接他話題一轉說﹕你們知識分子立場不穩﹑腳丫子一滑就倒向階級敵人一邊﹐敵人沒打倒﹑自己先倒下去了。危險哪﹗你不要怕“左”﹐“右”才可怕呢。“左”了﹐不過多丟幾個敵人的腦袋﹐要別人的命﹔“右”了﹐可能賠上你自己的命﹗
這些老區的軍政幹部﹐說到底是怕“右”﹑不怕“左”。“右”之所以可怕﹐在于因“犯錯誤”遭自己人整肅而“可能賠上自己的命”﹔也就是組長嘴裡的“把自己墊進去”。“左”反正多掉幾顆別人的腦袋﹐只要先給定個“階級敵人”的性質。這是種怎樣的心理啊﹖自私﹗殘酷﹗冷漠﹗陰暗﹗可這是在講革命道理﹐學習﹑討論“革命”和“政策”﹐堂皇的“神聖革命”掩蓋的竟是這樣的心理﹗而我必須按照他們的心理來思考和認識﹔必須聽從他們的意見進行工作﹔必須遵循他們習慣的作法不心軟﹑手軟﹐不怕死人。一句話﹕要左﹗或者說“寧左勿右”。天哪﹐我能這麼做嗎﹖應該這麼做嗎﹖當年參加地下活動﹑鬧學潮﹑反專制獨裁﹐我所為何來﹗﹖這是當初冒險犯難﹑偷偷刻寫油印的文字所說的“革命”﹖回想那爭相傳閱時的激情和感受﹐我可何以自處啊﹖新政權建立﹐我歡欣雀躍﹑主動熱情參與土改﹐實行先行者的遺願﹕耕者有田﹑扶助農民﹑振興農業。可是﹐定要按比率劃地富﹐將無辜供上革命祭壇作犧牲﹗我反對任意處置﹑迫害無辜﹐我同情弱小﹑主張公義﹐卻不能容于我所熱忱追隨的黨和革命﹗我要求進步卻必須墮落﹐我希望革除專制獨裁和野蠻行徑卻必須革除我心中的正義與良知。
學習結束了﹐政委在總結報告中將我作為反面典型公開批評。話還是那麼幾句﹐無非是借此教育別人。不﹐是要籍以對別人施加壓力。讓人人“不心軟手軟”“不怕搞死人”“不把自己賠進去”而搞“寧左弗右”殘酷鬥爭﹑迫害無辜。經過集訓﹐階級覺悟又提高了﹐鬥爭意志加強了﹐對階級敵人的仇恨更強烈了。工作組回到住地就要進行分地分房與分浮財了。我和劉副組長被留下作檢查﹐劉“思想搞通了”認錯﹑悔改﹐過關了﹐我被多留了兩天﹑奉命寫書面檢查。
[四]
在鬥爭地富大會上﹐對下一階段的分地分房分浮財作了動員。對一些富裕中農﹑發牢騷﹑消極逃會的人也順便“敲打敲打”﹐抓了群眾中的階級鬥爭。動員大家投入分地﹑分房﹑分浮財。不知是階級覺悟提高了﹐還是事關自身利益﹐群眾積極性大為提高﹕參加大小會議的多了﹐到會早了﹑認真了﹐跑工作組的多了﹐鄉裡村裡階級陣線分明了﹐鄉親鄰里不再是單純的鄉親鄰里而以階級成份區分了。過去那種鄉誼親情﹐同族同姓﹐老親遠戚﹐鄉里鄰舊等等關系﹑情份﹐很快淡薄了﹔除了一些老人外﹐在中﹑青年中﹐不屑一提了。似乎就在一夜之間﹐人的內在質素起了突變。我不太明白﹕這是文明的進步﹐還是後退﹖村裡的氣氛似乎有些詭譎﹕亢奮﹑緊張﹑懼怕﹑慌亂的神情擺在不同的臉上。
土地﹑房屋明擺在日頭底下﹐幾畝幾分﹑幾棟幾間的明細帳冊擺在工作組的臺上。田地有肥沃貧瘠﹑遠近之分﹐房屋有新舊好壞區別。於是﹐爭執迭起﹑吵鬧不休。花了好多個日日夜夜﹑口干舌燥地做說服工作。在這些日子裡。階級敵人被放在一邊﹐阿芳也過了些平靜的日子﹔鐘英仍是不言不語地發呆。阿芳總是抱孩子和他說說話﹐想給他些寬解。孩子哭了﹐鐘英有時也會哄哄﹑抱抱。這對年青地主夫婦的眉眼間有時似乎舒展了細些。也許他倆從孩子身上看到一絲希望。
可是現實卻是更加嚴峻和殘酷。田地房屋分好後﹐要分浮財了。米麥棉荳﹐種籽肥料﹐農具水車﹐家具衣﹑各項雜物早已全部封存原處﹐早與原主無關。但江南魚米之鄉﹐農家亦多小康。除了明擺的﹐還有否暗藏的﹖如金銀首飾﹑銀元錢鈔﹑契約債紙等等。或埋地下﹐或藏廊檐。於是﹐人們又想起了地主。集中鬥爭﹑分開審問。這就比分田地房屋等艱難複雜多了。大會小會﹐文勸武逼。工作組﹑積極分子﹑相關人員﹐個個忙得廢寢忘食。有個泥瓦工說到某地主建屋奠基時﹐在灶基下埋下了什麼物件。於是扒平灶頭﹑挖開地基﹐終於取出件重甸甸﹑黑油油的“寶貝”﹐原來是尊非金非銀﹐是鐵製的“鎮宅將軍”。諸如此類插曲有過多起。 也確有從地下挖出些銀元﹑田契之類。雖然所值有限﹐卻大大鼓舞人心﹕逼供在先﹐挖地隨之。但挖地越多失望越多﹐失望之余自然要在地主身上發泄。
鐘英在上海做事過﹐被認定家有暗藏。一批又一批人馬反復查問﹑逼供。不言不語更被懷疑﹐逼迫無效﹑自然拳腳相向。狂風暴雨﹐無日無之。阿芳﹐常年當家主婦更是逼問對象﹐身體﹑心靈受盡折磨﹐連懷抱孩子也挨餓受凍當年祖婆母自己當家﹐離世時又猝然而去﹐未有一言半語留下。面對輪番逼供﹐阿芳也確實無可交待。可是“利”字當頭﹐那些人寧信自己的想像也不願相信阿芳的話。
鐘英家曾兩次遭受盜劫。在抗戰勝利前夕﹐一伙土匪在他家翻箱倒櫃地鬧騰了半夜。屯裡的米糧﹑箱裡的衣裳﹑連同雞鴨豬羊洗劫一空。後來知道那伙強盜是汪偽軍崗樓裡來的﹐他們還劫持了一條農村碾米﹑抽水用的機器船﹐從水路過來連劫了幾戶。另一次在民國三十七年冬天﹐一伙十幾人﹐來去猝促主要目標是糧食。他們肩扛擔挑﹐一年收成顆粒無存。這伙人也像種地的﹐人人帶槍﹐全是北邊口音。後來傳說是北邊的“遊擊隊”。按常理說兩次遭劫傷了元氣。可是一心等待多分些好處的那些人，以前也曾同情過，卻認為“強盜不去窮人家”﹐還是死死認定“沙子也要榨出三兩油”。特別是身任副組長的尤主任幾次出馬狠狠逼問。
對這種“榨油式”的作法﹐我認為“不妥當”“不必要”“無效果”。為了避免對立﹐我未正面反對。但是等于沒說﹐沒人肯聽。組長和尤主任自不必說﹐幾乎組內所有人都持“左一點好”。我十分奇怪﹗“好”在哪﹖“好”在不人道﹖“好”在傷人害命﹖“好”在真能從沙子裡榨出油來﹖老天﹐我明白了﹗他們的“好”是“好”在讓自己不犯錯誤﹐能自保安全﹐自保上升。他們﹐還有她們﹐都已在這個革命實踐中認同了“寧左弗右”。他﹑她們為了不“把自己墊進去”就得“左”﹐反正“左”不過多讓別人掉腦袋。可憐復可悲啊﹗我無話可說﹐我只能長嘆息﹗
我終於明白了﹕我的幾乎所有的同志﹐他﹑她們在多年的黨內生活中﹐在自相絞殺的內鬥中﹐之所以能夠活到今天﹐就是依靠“寧左弗右”這個魔法。這是他們從“同志”的尸身血泊裡總結出的教訓﹐並奉之為金科玉律﹑行事準則。從閩贛深山﹐長政路上﹑陝甘邊區一路走來﹐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曾使多少無辜者被“寧左弗右”吞噬啊﹗殊不知施予者人亦施與。今天以“寧左弗右”吞噬別人﹐明天是否也會被吞噬呢﹖當你﹑我﹑當大家都認同與施行這一“魔法”自保時﹐無異于給自己套上了絞索﹗
我又不禁陷入沉思﹕我們當初熱切嚮往﹑拼死爭取的民主自由呢﹐它又在哪裡﹖我們曾在“地下”秘密刻印﹑冒險傳閱的那些光明磊落的“宣告”﹐以及冠冕堂皇的“主張”呢﹐它又在哪裡啊﹗多少人犧牲在戰場﹐又有多少人死在自己同志的手裡﹖這一切是為什麼呢﹖難道革命就是殺戮﹖殺敵人﹐也殺無辜﹑甚至殺自己的同志﹖難道這就是革命的“神聖”﹖
[五]
可是﹐“明白了”又如何﹖“陷入沉思”又如何﹖我還不得不提起精神積極工作。不得不對某些“左一點”視若無睹﹑或附和﹑或默認。我不能也不敢明確地說出反對意見。不得不按照組織決定﹑領導意見去做﹐即使虐殺無辜也得貫徹執行。這樣就讓我處于尷尬境地﹐表裡不一﹐口是心非﹗這就可以“不把自己墊進去”。這是十足的自私和墮落﹐但不如此就不能自保﹐我只能在這兩者中選擇。這又是何等背謬﹑乖舛啊﹗
鬧騰了多少天﹐尤主任他們也筋疲力竭了。油是榨出了些﹐但比預期的少得多。失望之余﹐大伙還是不肯歇手。尤主任提出了許老太大殮的那口棺材。他已經了解得很清楚﹕上好的陳木山材﹑地道的福建生漆﹐前前後後髹了十次。他們竟然打起死者的主意來了。
尤主任帶十幾個“榨油”積極分子來到許家祖塋動手刨土。一時引來很多趕熱鬧的大人﹑孩子。聞訊而來的許姓族人一見“雞毛”帶頭刨墳﹐情急之下出手阻止。由爭執﹑拉扯到相互鬥毆。喧囂響聲將呆坐的鐘英引了過來﹐混亂中被打倒在地。隨後趕來的阿芳急急救護﹐也被打翻在地。孩子已被人抱但已受驚哭鬧不止。待到工作組長到來方被阻止。鬥毆兩方都有人受傷﹐尤某傷重﹑且未達目的心有不甘﹐反誣鐘英報復。原是謊言﹑無人相信。挖人祖墳﹐在江南民間本是以命相拼的大事﹐但時值運動﹑尚未挖成﹐也就無人追究。我問組長﹕死人是否劃成份﹖組長說這在老區是很平常的事。別說墳沒扒掉﹐扒光了也沒啥。還說尤副組長階級立場堅定。
挖墳事件當晚﹐鐘英夫婦跪在老人墳前哭告。夜半時分﹑聲聲淒戚﹐雨聲風聲﹐哀哀動人心魂。不言不語的鐘英在墳前竟也自言自語說了不少話。不料從此整日不停喃喃自語﹐且神情﹑目光變得更為呆滯。有時還會走到已不屬於自己的老屋後自言自語﹐漸漸地更顯現出精神錯亂現象。
人世間的事情真是變化無常。挖墳事件後﹐尤某在人們的口中從“主任”又回到了“雞毛”。雖然受了點傷﹑吃了些虧﹐除了工作組長外沒人對他肯定和同情﹐別的組員也不太跟他搭理﹔村民更是對他饜惡﹐不再像前些時那樣“尤主任”“尤主任”了。但是“雞毛”本性難移﹑賊心不改﹐總想製造些事端籍以 立功﹐想報復。所以村子裡一時也平靜不下來﹐雖然已將臨近運動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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