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緣木求魚的「革命傳統」教育

——評「井岡山幹部學院」等中共幹部培訓基地的開學

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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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0月14日訊】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日上午,井岡山幹部學院開學暨竣工典禮隆重舉行,該學院首批研修班也隨之拉開帷幕。至此,在前後相隔不到一周時間,三大新建成的「國家級幹部培訓基地」——浦東幹部學院、延安幹部學院和井岡山幹部學院相繼開學,來自全國的五百余名官員分散在這三所學院接受培訓。兼任三所學院院長的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賀國強,親赴三地參加了三所學院的開學典禮,並帶去了最高領導人胡錦濤的賀信。賀信中寫道:「切實把學院建設成為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和基本國情教育的基地、提高領導幹部素質和本領的熔爐以及開展國際培訓交流合作的窗口。」

中共中央一貫重視「幹部隊伍的建設」,計劃從二零零三年起,利用五年時間將全國縣處級以上領導幹部普遍培訓一遍。每年有組織、有計劃地培訓省部級幹部五百人左右、地廳級幹部八千八百人左右、縣處級幹部十萬人左右。而原有的中央黨校和國家行政學院不足以承擔此重負。在此背景下,建設浦東、延安和井岡山三大培訓基地的設想應運而生。這三所國家級幹部培訓基地系中央直屬事業單位,由中央組織部管理、本地省(市)委負責日常事務。三所學院均實行理事會領導下的院務委員會負責制,學院院長由中組部部長賀國強兼任,學院第一副院長由本地省(市)委分管組織工作的副書記兼任。

這三個「國家級幹部培訓基地」的建立,成為時下正在「轟轟烈烈」地開展的「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運動的重要環節。「保先」運動將持續一年半時間,而這三所中共禦用學院也許將會存在到中共潰敗的那一天。儘管民間乃至某些中共官員自己都將「保先」運動譏諷為「保鮮」運動,還有笑話說所謂「保持先進性」無非就是保持共產黨官僚到色情場所時比普通民衆能夠「先盡興」的權力,但是從中央到地方,這種自欺欺人的宣傳教育工程仍在大張旗鼓地進行著。在這個謊言帝國內,大家都在有條不紊地「假戲真做」。

這種以「革命傳統」來教育和拯救全黨的奇妙思路,在高層起主要推動作用的有兩人,即胡錦濤和曾慶紅。作為文革時期清華大學政治輔導員的胡錦濤,在意識形態方面比江澤民更加保守,有著強烈的毛式原教旨主義傾向。剛一掌權,胡便親赴西柏坡「朝聖」,西柏坡是中共進入北京之前的最後一站,中共在此召開了建政前最後一次「分贓大會」。因此,該地在中共的「革命史」上是不可缺少的「聖地」之一。儘管該地的農民至今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中央卻不惜耗費鉅資重新修建領袖們當年的住宅,將此區域作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胡錦濤在西柏坡發表了號召黨員幹部「艱苦奮鬥」的講話,後來被總結為「兩個務必」。此後,胡一手操辦了紀念毛澤東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的一系列隆重活動,並親率全部政治局常委前去拜謁毛澤東的乾屍。此種「怪現狀」,在鄧小平時代、胡耀邦和趙紫陽時代以及江澤民時代均未曾出現過。胡錦濤顯然對毛時代的意識形態情有獨鍾。此次在井岡山和延安創建兩大幹部培訓學院,顯然延續了他企圖以「革命傳統教育」來挽救已然腐敗透頂的黨的一廂情願的想法。

曾慶紅同樣對「革命傳統教育」的功用寄予厚望。作為太子黨的一員,曾慶紅對父親曾山在井岡山和延安輔助毛澤東的「革命經歷」引以為自豪,並認為這些歷史資源可以用來捍衛「全國山河一片紅」。據新華社報導,二零零三年一月九日至十五日,曾率團對延安、井岡山和浦東三地進行了為期一周的考察和調研。消息引述曾慶紅在調研中的講話稱:「中央批准在延安、井岡山和上海建立幹部教育培訓基地,是一項著眼現實、面向未來的決策。這三個地方都具有光榮革命傳統,是我們黨的歷史的閃光點,蘊藏著極其豐富的精神財富,擁有得天獨厚的幹部培訓資源。在這三個基地培訓幹部,一方面可以充分發揮讓歷史告訴現在、讓歷史啓迪未來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發揮使現代承接傳統、使現代繼往開來的作用。」隨後在上海舉行的專題座談會上,曾首次提出將三個基地命名為「中國延安幹部學院」、「中國井岡山幹部學院」、「中國浦東幹部學院」,並確定了「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弘揚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繼承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實踐執政為民的根本宗旨」的辦學方針。

按中央組織部的設想,井岡山、延安兩所學院的定位是:充分利用自己不可替代的寶貴歷史資源,把基地建設成為配合中央級和省級黨校、行政學院的教學安排,面向全國的革命傳統教育基地和激發黨員幹部燃燒革命激情的「加油站」。至於浦東幹部學院,根據上海的特點,其定位為「具有國際性、時代性、開放性特點的新型幹部教育基地和開展國際培訓交流合作的窗口」。中央組織部的官員介紹,中央黨校和國家行政學院已將「黨性分析」和「作風建設」等方面的教學課程放到延安、井岡山兩個學院進行;而「世界眼光」、「戰略思維」等課程的案例教學和情景類比,則由浦東學院來完成。

從胡錦濤到中組部的官員們,都毫不吝嗇地將「教育基地」、「熔爐」、「國際交流的窗口」、「加油站」等美好的名詞賦予三大學院。以「國際交流」而論,面前全球由共產黨掌握政權實施獨裁統治的國家寥寥無幾,也就是北韓、越南、老撾等三五個垃圾國家而已,與之進行交流,如何能達到「國際交流」的水準?以「熔爐」而論,短期集訓無非讓官僚們擴大人脈和關係網絡,為其進一步的貪污腐敗創造良機。以「加油站」而論,據若干落馬高官的供認,即便在被選拔去中央黨校深造期間,他們也不忘攜帶情婦「陪讀」,並大肆進行賄賂和受賄,那麽這也算是一種「加油」的方式吧?貪官們對在胡錦濤和曾慶紅眼裏似乎無比輝煌的「革命傳統」毫無興趣。就在大陸報章大肆宣揚三大學院開學的同一天,媒體亦報導了黑龍江「新中國第一大賣官案」中的兩大案件在北京審理的消息。這兩大案件,一個是黑龍江原政協主席韓桂芝涉嫌受賄案(韓被傳與黑龍江寶馬撞人案有關),另一個是綏化市原市長王慎義和原書記馬德受賄案。

韓桂芝案於二零零四年七月由中紀委移交最高檢反貪總局偵查。經初步調查,韓桂芝在任黑龍江省委組織部副部長、部長、省委副書記期間,利用職務之便,先後涉嫌收受馬德、曹某某、沈某某、某公司董事長姚某等多人多次所送錢款共計人民幣九百五十萬元。馬德在二零零二年被雙規後,供認給韓桂芝送過八十萬元。韓桂芝最初不主張任用馬德,收到其送上的八十萬元人民幣後,立即改變了對他的看法。後來,韓將這筆錢存入銀行,存摺送給了妹妹。目前,韓的妹妹、兩個兒子和兒媳均被雙規。

正在審理的王慎義一案,也與馬德的揭發有關。王慎義被捕前是黑龍江省環境保護局副局長(正廳級)。北京市檢察院第二分院出示的起訴書顯示,王慎義在擔任綏化市市長期間,利用職務之便,在減免涉建專案稅費、決定市政府撥款、任用政府人員等方面為他人牟取利益,非法收受十三人的十七筆賄賂,共計一百八十八點九萬餘元。其中最大的一筆為五十萬元,最小的一筆為一萬元。王慎義任綏化市市長期間,馬德在任綏化市市委書記。雖然同在一個班子裏任職,但馬、王二人素來不和,利益爭奪導致二人矛盾日漸加深。由於建築工程發包暗含經濟利益,馬、王二人都把權力滲透到工程項目中,甚至各自組成了隊伍。在綏化人行道瓷面彩磚工程上,二人的矛盾凸現。最後,馬德和王慎義達成協定,以綏化的中直路為界,東城歸馬德的人承建,西城歸王慎義的人承建。這種劃分勢力範圍的方法,跟香港警匪片中黑社會的不同幫派之間的協定驚人地相似。由此一細節可說明,中共已經墮落為世界上最龐大的黑社會組織。

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發現,那些追求權力的人既可以是好人,也可以是壞人,但權力一旦到手,「往往使人向壞的方向發展,而不是往好處發展。」法國思想家勒龐也指出:「任何一個階級——不管是貴族、教士、軍人還是普通老百姓,一旦大權在握,它很快就會奴役他人。」像韓桂芝、馬德、王慎義等與黑幫老大神似的中共高級官員,一般都到過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這樣的「最高學府」深造,但馬列主義老太太們苦口婆心的教育並沒有讓成為好官、清官。幾句乾巴巴的、教條氏的馬列術語,根本不可能讓他們「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那麽,深造場所從紙醉金迷的北京移師到窮鄉僻壤的井岡山和延安之後,情況會不會有所改觀呢?

中共企圖創建自己的「黃浦黨校」,弘揚自己的「革命傳統」。其實,所謂的「革命傳統」,無非是一班土匪用暴力手段奪取權力的歷史。土匪們呼嘯而去之後,井岡山和延安等「革命老區」依然貧困不堪,與革命之前的生活狀況比起來,不僅沒有根本的改善,甚至還大大惡化了。如今,在井岡山和延安興建幹部培訓學院,胡曾的本意是讓那些生活在燈紅酒綠的大都市的官僚們到艱苦地區去接受「憶苦思甜」的再教育,喚起其「艱苦奮鬥」的熱情。但結果只能是南轅北轍:在一黨獨裁的體制下,腐敗是自上而下蔓延開來的,壟斷性的權力很容易轉化為鉅額金錢。實行幾個星期、幾個月的「革命傳統」的教育,難道就能使得官僚階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不難設想,惟一可能的結果是:隨著兩所學院的落成和啓動,大量腐敗官員雲集,周邊地區的餐飲娛樂、色情、賭博業迅速崛起,「繁榮娼盛」的景象一夜之間「超英趕美」。這倒是帶動經濟困難的革命聖地的一個好辦法,在此意義上,老區人民的生活說不定真的因為這幫財神菩薩的到來而略有改善。所以,創辦學院所最終達成的目標,並不是教育好了來自全國各地貪官們,而是實現了對部分老區人民的「扶貧攻堅」。

三所學院的建立,對數十萬計的各級官僚們實施「革命傳統」的教育,並不能根治目前中共病入膏肓的腐敗現象,並不能給中國帶來絲毫民主的曙光。這種讓人貽笑大方的藥方,真有點病急亂投醫的味道。其實,現成的藥方早已開出——研究過義大利等國根治腐敗、實現民主的歷程的美國政治學家帕特南,在《使民主運轉起來》的中譯本序言中即已指出:「毫無疑問,中國的民主進程將取決於許多因素,例如,經濟發展的速度和穩定性、國際環境、哲學觀、中國領導人的道德素質、技術的變化、政治制度和政府體制的精心設計、富有創造精神的改革者從中國政治傳統中汲取支援性力量的能力等。但是,世界各國的經驗表明,對於民主制度的績效來說,至關重要的要素是普通公民在公民社會中充滿活力的群衆性基層活動。」因此,與其耗費鉅資創辦三所裝模作樣的「貴族學院」,不如像李慎之先生所說的那樣,早日啓動政治體制改革,實施真正意義上的公民教育,讓十三億「公奴」真正成為「公民」。

——二零零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轉自《觀察》網站(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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