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1日訊】生，或者死，這是一個問題。
含辛茹苦幾個月，卻拿不到工錢，生活陷入絕境，激憤之下連殺四人，甘肅農民工王斌餘案引起輿論的廣泛關注，一個本來在司法上毫無懸念的死刑判決，在輿論的追問之下卻顯得可疑起來。
對王案的討論，涉及司法與媒體的博弈，民意與法律的衝突，個體公正與整體公正的較量。也許，這些討論最終無法挽回王斌餘的生命，但這並不妨礙這次討論的價值，隨著討論的深入，公衆關注的焦點從司法公正轉向了社會公正，轉向了關注中國數量龐大的農民工整體的生存狀態，還有在此背景下社會和諧遭遇的嚴重挑戰。
根據國家統計局資料，2004年全國農民工的月平均工資爲539元，而同期的城鎮職工月平均工資是1335元。這組資料意味著，2004年全國因爲雇傭農民工一項就節省了11462億元的工資開支，相當於當年中國GDP的8.5%，這大體相當於中國當年的經濟增長率，可以說民工的勞動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儘管農民工在城市工作和生活，可他們的孩子卻不能在城市上學、家庭不能團聚、沒有社會保障、沒有醫療服務、沒有就業培訓、缺乏社會支援。這就導致他們的基本權利屢遭侵害，甚至剝奪了他們在城市的生存與發展機會。
1980年後出生的打工仔打工妹越來越多，相比他們的兄長父母等老一代民工，我們稱他們爲新生代民工。現在的打工仔打工妹們已經不再是20多年前的那些茫然、木訥，僅想出來掙點活命的錢的農民，他們是現代傳媒和通訊技術教育出來的新一代工人階級，他們有更強的城市生活動機，更不能容忍社會不公和身份歧視，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往往會採取一些比較激烈的對抗性行爲，來直接或間接地表達他們的不滿。
事實證明，如果“他們”過不好，“我們”——所謂的城裏人也過不好，也許，我們原本就不該分彼此。
■本刊記者 黃廣明 發自深圳
被忽視的中國奇迹的創造者
“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員、學術界和新聞媒體，人們在談論深圳的輝煌成就時，總是提到總設計師的英明，歷任領導的審時度勢，毗鄰香港的地緣優勢，中國的大環境如何有利，”劉開明說，“卻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千百萬外來工，其實正是他們，爲這個城市的發展做出了最大貢獻與犧牲！”
2005年8月26日，是深圳經濟特區成立25周年紀念日。但一位元深圳人卻對官方紀念方式的某種缺失表達了不滿。
40歲的劉開明博士是非政府組織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ICO）所長，也是其附屬的外來工社區學院的負責人，2001年3月成立的這家機構一直關注中國外來工的生存狀況和再教育，關注和諧勞資關係的建立。
談到外來工爲深圳、爲中國經濟所做的貢獻，劉開明首先一字不頓地給記者復述了一系列數位：
國家統計局公佈，2004年全國農民工月平均收入539元，而同期城鎮工人是1335元，也就是說，因爲雇傭農民工，雇主每人每月可以節省796元。全國因雇傭農民工而節省的開支相當於當年GDP的8.5％，這大體相當於中國當年經濟增長的速度，這還不包括福利、保險的節省，可以說是農民工的勞動推動了中國經濟的發展；
深圳市總人口有1200多萬，其中戶籍居民只有171萬，外來人口中80%是農民工，深圳64%的稅收靠製造業，而製造業裏85%的員工是農民工；
深圳就業的戶籍人口不到100萬，其中有10萬左右是公務員，另外相當部分是各類企業的高管、國有壟斷企業員工或個體、私營企業主。深圳80%的稅收是農民工所在産業創造的。但是，農民工很少享受他們所創造的稅收——2004年深圳稅收1183億元，地方財政開支425億元，這些錢基本上花在了171萬深圳戶籍人口身上，其中10萬左右的公務員受益最大；
深圳是全國少有的幾個收外來工子女借讀費的城市。算一筆賬，深圳800萬外來工，子女在深圳的不會超過100萬，只要財政拿出10億，即每位身上攤上1000元，就可解決全部外來工子女上學的問題，同時可以促進民辦教育事業的發展。10億元，對深圳來說真是九牛一毛。須知，市政府一個幼稚園每年財政補貼就有幾千萬元；
中國農民工群體有1.2億人，其中進入製造業的占30%，占全國出口加工製造業就業人數的68%，中國的進出口額11547億美元，主要靠製造業，推動中國經濟快速增長的人正是農民工，沒有這個群體的發展，就沒有中國的可持續發展。
20多年來，中國農民工爲國家經濟的迅猛增長做出了巨大貢獻（由於不享有中心話語權，他們所做的貢獻往往被社會所忽視），但農民工自己卻受惠不多，猶如他們在城市建起一座座富麗堂皇的高樓大廈，最終卻必須離去，讓別人來享用。
外來民工的嚴酷生存現實
哈爾濱市最近接連發生兩起進城農民工討薪不成釀成的慘劇：湖北農民胡興英向工頭任某討要4000元工錢未果，憤而將油漆潑向自己與工頭後點燃，結果胡興英經搶救無效死亡，工頭任某被嚴重燒傷。就在胡興英不幸死亡的第三天，從瀋陽來哈爾濱市打工的曹慶也是因爲自己與工友的工錢要不回來，一氣之下把一瓶汽油倒在自己身上點燃自焚。
據全國總工會不完全統計，到2004年11月中旬，全國進城務工的農民工被拖欠的工資約有1000億元。爲了索要農民工的1000億元欠薪，整個社會至少要付出3000億元的成本。
外來工合理的工資報酬權屢屢受到用人單位的侵害，這主要表現在：一是同工不同酬，外來工雖然從事的是與城市人同樣的工作，卻拿著不一樣的報酬；二是加班不給加班費或少給加班費；三是拖欠甚至拒付工資。
近年來，國內因拖欠農民工工資而引發的糾紛大量增加，其中不乏命案，最近引起廣泛關注的甘肅民工王斌余殺四人案不過是最新一例。
除了拖欠工資外，農民工合法權益被侵害還表現在工作環境惡劣、缺乏勞動保護、超時疲勞工作現象十分嚴重，以及由此引發的職業病和工傷頻發。2002年廣東省勞動和社會保障廳的有關資料顯示，珠江三角洲的外來工每天工作8小時或以下的僅占三成，其餘七成超過8小時，10-12小時者占3成多，12-14小時者占四成多，每月沒有休息日者竟占到四成七。同時，他們加班並不一定能拿到加班費，因爲一些經營者把加班當成了盤剝農民工的又一手段。不同所有制企業的外來女工的工作疲勞度存在較大的差異。相對來說，國有企業的女工工作最輕鬆，只有3.8%的人認爲“非常疲勞”，覺得“比較疲勞”的也不到三成。在私營企業打工的外來妹工作最辛苦，六成多的被訪者下班後覺得“非常疲勞”或“比較疲勞”，比國有企業高出三成。
1998年11月1日到18日，深圳一家毛絨布織造公司擋車工劉濤，加班時間達到78小時，平均每天4個多小時，20日那天，她因爲勞累過度而暈倒，被飛快轉動的機器吞掉了雙臂。在衆多的個案調查中，發生工傷事故的三個最重要原因是工作時間太長、機器失靈和工人沒有安全防護知識，其中連續工作時間太長是工人生命的最大殺手。
出人意料的是，有調查顯示，許多工人還是想加班，常見的說法是，“因爲不加班工資很低”，由此可見，雇主把單位時間的勞動報酬壓到最低，迫使工人選擇用加班形式多掙一點錢。此外，對工人封閉式的管理把各個工廠與外部世界隔離開來，工作之外單調而貧乏的業餘生活，使他們能夠忍受加班的疲勞。
有學者指出，農民工的心理特徵正像邊緣性人格障礙症患者一樣，現實對欲望的無法滿足帶來了他們對現實的憤怒，農民工在對城市、農村雙向逃避的同時，也有對城市、農村的雙向對抗，如對現實社會的反感、不滿及敵對情緒，背離傳統道德，代之而起的是欺詐、行騙、及時行樂等極端個人主義等。這一觀點似乎在對農民工犯罪問題上得到了回應。
學者呼籲，應給予農民工更多的社會支援，增強其耐受、應付和擺脫緊張處境的能力。建議有關部門加強管理，改善農民工的生活條件，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從而有益於他們的身心健康。
根本解決之道：
讓農民成爲市民
“外來工現在考慮最多的不是工資多賺100元還是少賺100元。2001年中國城鎮職工平均工資爲每月800多元，東莞的外來工已經可以達到這個數位，”劉開明說，“如果外來工在城裏可以過上小日子，孩子可以在城市上學，家人能夠在城市團聚，能夠在城市裏看病，能夠獲得各種社會保障，可以在城市安定下來，這個意義遠比多賺一兩百元工資要大。”
“如果阿星與他的父母、姑姑住在一起，就有一個社會支援網路、制約系統，阿星就不可能殺人。遺憾的是，阿星的父母在深圳工作了十多年，仍然不能在深圳定居，社會體制不能給他們穩定感。”
深圳市官方幾個部門組成的外來工管理課題組於湖南、四川訪談在深打工返鄉的“打工者”。許多外來工聲稱，他們很希望留在深圳，但在目前的制度、政策環境和低劣而不穩定的生存狀況下，他們不能不選擇離開，因爲在深圳戶口解決不了、工作不穩定、錢不好掙、幹活太辛苦、生活條件差、經常受欺負、人身安全無保障。
社會學家們的調查顯示，由於農村依舊貧困，返鄉的外來工大多數仍然會尋找機會外出打工，打工幾乎成爲他們改變命運的惟一途徑，但城市又不允許他們定居下來，於是，農民工就只能在城市與鄉村之間進退，並隨著民工潮的漲伏而鐘擺式地在城市與鄉村間來回擺動。
“由於個人能力、受教育程度、綜合文化素養、發展機遇、勤奮程度、職業性質而産生貧富的不均以及收入的差異，是經濟發展初級階段正常的社會現象，但如果貧富懸殊與身份差異是因爲制度設計的不合理而造成的，就是社會的不公正。”
民工問題的根本解決之道，是讓他們分享經濟發展成果，建立社會支援體系，讓農民工轉化爲城市市民。目前，以戶籍管理制度爲標誌的城鄉分割制度，是農民流動和城市化適應的最大障礙，也是中國城市化進程的最大障礙。
深圳人經常談論救助內地貧困地區的失學兒童，然而在這個城市裏就有很多失學兒童：即使父母已在深圳工作了10多年，每年爲深圳創造經濟財富、繳納利稅，但他們不享有在深圳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
城市不是農民工的家，他們當然也不會全身心地愛護這個不是家的地方。各種犯罪和不文明行爲就是農民工過客心態的體現。
根據國家統計局2004年資料，中國現有進城農民工1.2億人。他們主要是來自中西部貧窮的農村地區，只接受過初中教育且年紀在30歲以下的年輕人，其中82%的人到了廣東、浙江、上海、北京、江蘇、福建和天津等經濟發達地區，僅廣東就占47%，主要分佈於製造業（30%），建築業（23%），社會服務業（10%），住宿餐飲業（7%），批發零售業（5%）。他們已成爲中國産業大軍的主力，占全國加工製造業總數的68%，占建築業的80%，占第三産業的批發、零售、餐飲業的52%以上。2004年，中國的國內生産總值(GDP)達到136515億元人民幣，外貿進出口總額11547億美元。而創造這一經濟奇迹的主要是密集於出口加工製造業的外來農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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