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2月14日訊】中國的1957年，在人類歷史上是什麼樣的一個年份，用不著我這樣一個微不足道的人去說了。那年我才十五歲，但我和全國五十五萬右派一道，經歷了一生中最悲慘的遭遇。
要說清楚這個問題，得從土地改革說起。土地改革劃成分，我家被劃為地主。我們一個六十戶人家的江南農村，被劃為地主、富農成分的有二十八家，有三分田的地主，有光腳板的富農。土地改革過去就過去了，俗話說，做個粑粑去跳井，不死還要吃。父母本來就是窮苦人，劃為地主無非再做一次窮苦人，承受能力還是強的。父親除了種田，還買了一頭小毛驢，用它馱運煤炭，由母親和大嫂做成煤塊，然後到市場出售，賺的錢用於貼補家用。這時，我大哥已經有三個孩子，他的工資只夠維持一家生計，供給我讀書是不可能的。我二哥當時還未成家，他願意承擔我的學費。個中也發生了他要和家庭劃清界限的問題，這個問題由於我父親當機立斷，直接找到我二哥單位的領導，單位的領導當場表態，指出供給兄弟讀書是我二哥的責任，不能與劃清界限扯在一起，請我父親放心，他會責成辦理。此事得以圓滿解決，我二哥也脫了與剝削階級家庭劃不清界限的干係。
我父親當時在修水庫，勞動表現好，還編了一些歌頌勞動、歌頌共產黨的快板，在水庫工地的晚會上表演，得到領導的肯定，報請縣人民政府批准，給我父親摘了地主帽子，在當時能夠享此殊榮極少極少。
1957年夏季，我大哥所在的學校有三名教師被劃為右派，他是其中一名，另外一名是一個富豪子弟，雖然只有高小學歷，但文學、歷史方面的造詣極高。他還沒有結婚，未婚妻尚在學習，費用全由他承擔。他劃為右派後，未婚妻離他而去，他經受不起這一打擊，吊死在我們村裏一棵桑樹上。還有一位是英雄，為民除害，打死過一隻豹子，打豹英雄，也吊死在我們村裏一棵桑樹上。我大哥發配到離家三十裏的另一所完小，我父親給予他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氣，留得青山在，何愁沒柴燒。父親去看望大哥，常常受到一位姓曹的學校領導的斥責和侮辱，父親歸來，總要描述一番曹某獐頭鼠目的尊容，然後發出人在矮簷下，低頭又何妨的慨歎。
農村裏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比機關上的反右來得晚一點，一個高級社的社長，一個民兵隊長，對我父親摘掉帽子的自由度早就恨之如骨，因為那是縣裏領導摘的，無可奈何。機會來了，根據各方面的揭發，收集了我父親大量的反攻倒算的言論。比如我父親說：“共產黨的恩情說不完，吃不完穿不完。”被歪曲為“共產黨的恩情說不完，紅薯拿來當口糧。”我父親小學文化，但出口成章，風趣幽默，從他的言談中斷章取義，易如反掌。一場聲勢浩大的鬥爭大會在村裏展開了。< BR>1957年9月16日的晚上，我在睡夢中被母親叫醒，說我跟人家吵架，要我去檢討。在鬥爭大會的口號聲中，強制我和父親跪在地下，接受批判。我被揪出來，其發難者是叫花子老張。所謂叫花子老張其實根本不是叫花子，是國民黨的舊軍官，解放前夕化裝為叫花子，在我們村裏成功地隱蔽下來，參加土地改革，分了土地、房屋。一直到1970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經過外調，查明了他的真實身份時，夫婦雙雙服毒自殺。
我家的自留地與叫花子老張家的自留地比鄰，暑假中我帶著侄兒侄女摘辣椒，受到叫花子老張的女人的無理指責，我文縐縐的回擊了一句：“你這個傢伙，怎麼血口噴人？”於是我被戴上“侮辱貧下中農”的帽子，交群眾鬥爭。後來的實踐證明，按照共產黨的理論，我侮辱的應該是階級敵人，但也沒有給我平反。我父親被重新戴上地主帽子，村裏給我所在中學打了報告，要求將我押送回村勞動改造。
我帶著無盡的羞辱回到學校，我失去了往日的笑容。班主任楊老師找我談話，我在他的宿舍裏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哭個不停。楊老師在19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墜樓自殺，據目擊者說，牛井供銷社院子裏的磚板地上，腦漿濺了一地。楊老師自殺之前，一個十五歲的少年在他宿舍裏哭訴受到政治迫害的悲慘畫面，是不是在他的眼前浮現過。< BR>2000年我回到中學參加校慶，沒有見到一點關於楊老師這位元文革受難者的資料，我向一位元老師瞭解他的死因，他激動地說：“當時清理階級隊伍，中學的老師住在供銷社的樓上，鋪的是攬敞鋪，我與楊老師床挨床。一天夜裏他對我說這一次他恐怕過不去了。解放初期年青好奇，被人傳授過一種剪紙藝術，剪過‘朱毛必死’、‘介石回北平’，肅反時作過交代，這一次一定會翻出來。我安慰他，翻出來的可能性小，你已經交代過了，不能以此定案。過了兩天他就墜樓自殺。後來我和其他老師努力爭取給以他平反昭雪，當局卻以‘沒有整他，他自己驚’，未納入平反昭雪範圍”。還是這位在你宿舍裏哭訴受到政治迫害的十五歲的少年，把你的死記在這裏，也許能給你的靈魂得以些微的安寧。
緊接著就是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對我的圍剿，同學們不屑于叫我的名字，直呼“小右派”。我充分估量了我的承受能力，我一份也沒有看過，聽天由命吧，我全身心投入畢業考試的準備中。由於我的頑固不化，數理 化，文史地各門功課均在九十分以上，語文成績名列全年級三個班第一名。考也白考，1958年的升學考試，連試卷都沒有批閱。我和大部分成分不好的同學收到一張不錄取通知書。
其實我算幸運了，只是中學不劃右派，如果劃，我自然是這所學校學生中的第一號右派分子。村裏要求將我押送回村勞動改造沒有得逞，據說是當時分管文衛的副縣長一句話救了我，年紀太小而作罷。我這個小右派，眾所周知。1968年我到外村上門，生產隊隊長和會計串通一氣，在我的轉戶口的證明上寫上“在中學劃過右派”，要讓我到貧農成分的家庭上門也不得安生。
我去找我的中學校長，他當時是走資派，為我開了證明，證明我沒有劃過右派，當時中學不劃右派，生產隊幹部可以憑道聼塗説，口耳相傳，毫無文字依據給一個人做政治結論，黑暗到何種程度。1978年給右派摘帽子，我上門的生產隊的幹部通知我到公社開會，可想而知，儘管我沒有戴上右派帽子，但在人們心目中我就是一個右派。
小右派這個沉重的十字架，我一直背到右派改正，遺憾的是，我沒有資格享受右派改正的待遇。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和我大同小異的受難者，恐怕還多得很，但願能夠寫出來，給後人看。
(12/14/2005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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