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2月14日讯】中国的1957年，在人类历史上是什么样的一个年份，用不着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去说了。那年我才十五岁，但我和全国五十五万右派一道，经历了一生中最悲惨的遭遇。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得从土地改革说起。土地改革划成分，我家被划为地主。我们一个六十户人家的江南农村，被划为地主、富农成分的有二十八家，有三分田的地主，有光脚板的富农。土地改革过去就过去了，俗话说，做个粑粑去跳井，不死还要吃。父母本来就是穷苦人，划为地主无非再做一次穷苦人，承受能力还是强的。父亲除了种田，还买了一头小毛驴，用它驮运煤炭，由母亲和大嫂做成煤块，然后到市场出售，赚的钱用于贴补家用。这时，我大哥已经有三个孩子，他的工资只够维持一家生计，供给我读书是不可能的。我二哥当时还未成家，他愿意承担我的学费。个中也发生了他要和家庭划清界限的问题，这个问题由于我父亲当机立断，直接找到我二哥单位的领导，单位的领导当场表态，指出供给兄弟读书是我二哥的责任，不能与划清界限扯在一起，请我父亲放心，他会责成办理。此事得以圆满解决，我二哥也脱了与剥削阶级家庭划不清界限的干系。
我父亲当时在修水库，劳动表现好，还编了一些歌颂劳动、歌颂共产党的快板，在水库工地的晚会上表演，得到领导的肯定，报请县人民政府批准，给我父亲摘了地主帽子，在当时能够享此殊荣极少极少。
1957年夏季，我大哥所在的学校有三名教师被划为右派，他是其中一名，另外一名是一个富豪子弟，虽然只有高小学历，但文学、历史方面的造诣极高。他还没有结婚，未婚妻尚在学习，费用全由他承担。他划为右派后，未婚妻离他而去，他经受不起这一打击，吊死在我们村里一棵桑树上。还有一位是英雄，为民除害，打死过一只豹子，打豹英雄，也吊死在我们村里一棵桑树上。我大哥发配到离家三十里的另一所完小，我父亲给予他生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父亲去看望大哥，常常受到一位姓曹的学校领导的斥责和侮辱，父亲归来，总要描述一番曹某獐头鼠目的尊容，然后发出人在矮檐下，低头又何妨的慨叹。
农村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比机关上的反右来得晚一点，一个高级社的社长，一个民兵队长，对我父亲摘掉帽子的自由度早就恨之如骨，因为那是县里领导摘的，无可奈何。机会来了，根据各方面的揭发，收集了我父亲大量的反攻倒算的言论。比如我父亲说：“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吃不完穿不完。”被歪曲为“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红薯拿来当口粮。”我父亲小学文化，但出口成章，风趣幽默，从他的言谈中断章取义，易如反掌。一场声势浩大的斗争大会在村里展开了。< BR>1957年9月16日的晚上，我在睡梦中被母亲叫醒，说我跟人家吵架，要我去检讨。在斗争大会的口号声中，强制我和父亲跪在地下，接受批判。我被揪出来，其发难者是叫花子老张。所谓叫花子老张其实根本不是叫花子，是国民党的旧军官，解放前夕化装为叫花子，在我们村里成功地隐蔽下来，参加土地改革，分了土地、房屋。一直到1970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经过外调，查明了他的真实身份时，夫妇双双服毒自杀。
我家的自留地与叫花子老张家的自留地比邻，暑假中我带着侄儿侄女摘辣椒，受到叫花子老张的女人的无理指责，我文绉绉的回击了一句：“你这个家伙，怎么血口喷人？”于是我被戴上“侮辱贫下中农”的帽子，交群众斗争。后来的实践证明，按照共产党的理论，我侮辱的应该是阶级敌人，但也没有给我平反。我父亲被重新戴上地主帽子，村里给我所在中学打了报告，要求将我押送回村劳动改造。
我带着无尽的羞辱回到学校，我失去了往日的笑容。班主任杨老师找我谈话，我在他的宿舍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个不停。杨老师在19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坠楼自杀，据目击者说，牛井供销社院子里的砖板地上，脑浆溅了一地。杨老师自杀之前，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在他宿舍里哭诉受到政治迫害的悲惨画面，是不是在他的眼前浮现过。< BR>2000年我回到中学参加校庆，没有见到一点关于杨老师这位元文革受难者的资料，我向一位元老师了解他的死因，他激动地说：“当时清理阶级队伍，中学的老师住在供销社的楼上，铺的是揽敞铺，我与杨老师床挨床。一天夜里他对我说这一次他恐怕过不去了。解放初期年青好奇，被人传授过一种剪纸艺术，剪过‘朱毛必死’、‘介石回北平’，肃反时作过交代，这一次一定会翻出来。我安慰他，翻出来的可能性小，你已经交代过了，不能以此定案。过了两天他就坠楼自杀。后来我和其他老师努力争取给以他平反昭雪，当局却以‘没有整他，他自己惊’，未纳入平反昭雪范围”。还是这位在你宿舍里哭诉受到政治迫害的十五岁的少年，把你的死记在这里，也许能给你的灵魂得以些微的安宁。
紧接着就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对我的围剿，同学们不屑于叫我的名字，直呼“小右派”。我充分估量了我的承受能力，我一份也没有看过，听天由命吧，我全身心投入毕业考试的准备中。由于我的顽固不化，数理 化，文史地各门功课均在九十分以上，语文成绩名列全年级三个班第一名。考也白考，1958年的升学考试，连试卷都没有批阅。我和大部分成分不好的同学收到一张不录取通知书。
其实我算幸运了，只是中学不划右派，如果划，我自然是这所学校学生中的第一号右派分子。村里要求将我押送回村劳动改造没有得逞，据说是当时分管文卫的副县长一句话救了我，年纪太小而作罢。我这个小右派，众所周知。1968年我到外村上门，生产队队长和会计串通一气，在我的转户口的证明上写上“在中学划过右派”，要让我到贫农成分的家庭上门也不得安生。
我去找我的中学校长，他当时是走资派，为我开了证明，证明我没有划过右派，当时中学不划右派，生产队干部可以凭道聼涂说，口耳相传，毫无文字依据给一个人做政治结论，黑暗到何种程度。1978年给右派摘帽子，我上门的生产队的干部通知我到公社开会，可想而知，尽管我没有戴上右派帽子，但在人们心目中我就是一个右派。
小右派这个沉重的十字架，我一直背到右派改正，遗憾的是，我没有资格享受右派改正的待遇。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和我大同小异的受难者，恐怕还多得很，但愿能够写出来，给后人看。
(12/14/2005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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