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8日訊】（中華網4月18日報導）中國導演是最特殊的一個群體，雖然他們總處于聚光燈下，可很少有人來真正關心他們的生存狀況，他們永遠處于耀眼的明星光環之下或者風光的影片宣傳中，只有當他們累倒、病發，我們或許才會去看他們工作的強度、艱辛和困擾的問題。今天，我們展開調查，研究方法未必系統，權當一次提醒，希望，從今天起，導演們的真實生存狀況能引起社會的關注。
被訪者NO.1：楊亞洲
49歲
作品包括《沒事偷著樂》、《美麗的大腳》、《空鏡子》
“為了不睡著，我只能走著路看片”
楊亞洲自從憑《美麗的大腳》拿了“金雞獎”最佳導演，排著隊來找他拍片的人就絡繹不絕，但他表示：“為了我心愛的事業，還是得愛惜自己的身體，不能一年接太多的片子。”
對于陳逸飛的驟然去世，楊亞洲震惊又惋惜。陳逸飛在電影《理發師》中用了兩個人，一個是演員劉冠軍，一個是攝影師王曉明。這兩人都与楊亞洲有關，因為他們都是楊亞洲在拍戲時用過的得力干將。去年牛振華過世，我就特別受触動，也給我提了個醒，我們只是因為愛這行才這么拼命，但如果是因為愛，應該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
楊亞洲其實也是個拼命三郎，雖然這种累并不以意志為轉移。“導演最缺睡覺，通宵不睡是常事。他向記者講述了在拍攝《美麗的大腳》時的一個故事。
那是拍攝的最后一天，他早上4點起床，花兩個小時車程赶到拍攝地，拍到晚上10點再回到駐地，收拾行李物件，連夜赶到80公里外另一個縣的影院(因為他們所在的縣沒有影院)看樣片。凌晨1點開始看，這時，他和工作組的成員已經目困得不行了。其他人紛紛趴在椅子上睡著了，他為了不讓自己睡著，不敢坐著看就站著看。“我父親是軍人，小時候他常給我講戰士們站崗時太累可以站著就睡著，我不相信。可那次，我信了，人在極度疲倦的情況下站著真能睡著。最后，我只好走來走去看片，順著走，再倒著走，就這樣看了5個小時樣片直到清晨。為了赶回北京的飛机，我們又立即出發往銀川赶，結果路上，我們另一輛車還發生車禍，傷了兩人，我是導演，我不能不管啊，送他們去醫院，确認沒事后，已是中午12點，這時飛机已經延誤，只好改乘火車回北京。就這樣連軸轉。”
楊亞洲說自己身體底子其實挺好，因為以前堅持打籃球，而且不喝酒，五六年前煙也戒了，也不靠喝咖啡苦撐，但現在做導演，真是沒時間繼續鍛煉身體，“不是懶，有時間只想補覺。我老說，現在發胖，是因為累，一天十几個小時的工作量，得靠飯來補，而且老吃盒飯，能不胖嘛！”
被訪者NO.2：路學長
41歲
作品包括《長大成人》、《非常夏日》、《卡拉是條狗》
“中暑后休息一會繼續拍攝”
路學長的作息在圈子里算正常的：3點睡覺，10點起床。當然，如果碰到工作就沒法預計了———拍戲的時候，本身拼的就是體力和腦力，整天超負荷工作，曾經連續5天只睡2-3小時，在40攝氏度高溫下一拍就是一天。
他表示無奈：“沒辦法，導演白天要拍戲，只能利用晚上的休息時間來想第二天的戲。既然選擇了導演這個辛苦的職業，就得認真做下去。”
拍戲的時候，由于神經高度緊張，從來不會想到自己的身體問題。于是，當拍攝《非常夏日》的時候，他中暑了：“當時我們正在高速公路上拍，拍攝車上沒有遮陽棚，溫度高達40攝氏度，我中暑昏過去了。”可是，為了怕耽誤拍攝，路學長沒有去醫院，只是取了一些解暑藥吞下，休息了一會后繼續拍攝。
“雖然知道要在适當的時候保重身體，閑下來還應鍛煉一下，但真的工作起來根本由不得自己，平時也沒有恒心好好保養身體，這种作息時間是改不掉了。”他說。
如果純粹做導演，只對電影的藝術質量負責的話，這么壓力就沒有現在這么大，也不會這么忙了。但現在導演要親自找資金，碰到劇本不好還得改劇本，有時還難免會遇到一些人事上的糾紛。好在現在制片主任會幫助導演處理掉一些資金方面的瑣碎事情，這總算省下了不少心。老導演就好多了，他們不用考慮太多資金的問題，壓力會比我們小很多。”路學長大倒苦水，談起剛剛過世的陳逸飛他說：“其實他比一般導演更累，因為除了導演，他還是投資方与制片方，不僅要考慮到投資的壓力，還會在資金運轉等方面糾纏掉不少精力，這樣很容易過度勞累。”
被訪者NO.3：周曉文
“導演更多是心累而不是身累”
50歲
作品包括《最后的瘋狂》、《瘋狂的代价》、《秦頌》、《天龍八部》
周曉文与別的導演不同，不屑于多談導演工作在身體上的勞累，他說：“導演這一職業毫無疑問很累，但身體再累也累不過煤礦工人或地質隊員吧？我一向認為導演的累更主要是心累，尤其是現在拍片子，壓力太大了。現在不比以前國家投資拍片，那時候，只要國家定了這個項目，一切都很單純簡單，各司其職，劇組按部就班，該吃飯吃飯，該睡覺睡覺。導演除了導好戲，一切后勤的事都有人幫助打理。現在呢，是私人或企業投資拍片，投資方會有要求，制片人有要求，發行方也有要求，他們意見還不一定一致，全壓給導演來負責、協調。導演還被要求用最少的時間辦最多的事，你說導演們能不心累嗎？身心俱疲就是這樣的，長此以往，誰能撐得住？全是在拼，拼誰精力足。”
周曉文說自己也有几乎所有導演都習以為常的生活習慣：抽煙、喝咖啡、吃安眠藥。“懶得鍛煉，沒人監督，不自覺，也從不主動去體檢，有病才去看。不過，這次陳逸飛的事，給我敲響了警鐘，真是想不到，去年10月碰見他還活蹦亂跳、紅光滿面的，說走就走了。這么玩命干嘛？簡直成‘亡命徒’了，唉……”
被訪者NO.4：徐靜蕾
“胃痛到被救護車救走”
作品包括《我和爸爸》、《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
徐靜蕾演而优則導，才拍了兩部影片，還算個新人導演，但她一部接一部的頻率已算高產，目前她又在准備她個人的第三部長片。當她還在電影中扮演“青春玉女”時，真沒覺得身體有多不好。“胃病一直有，可說實話，當導演后，工作更辛苦、壓力更大，吃飯、休息更不規律，病情加重了。”有時候，她會看著鏡子對自己說：“你看你老得這么快，臉色這么差，還非要做導演，圖什么？”但她說她的一個朋友笑她：“其實只是到年紀了，而且你從小就臉色不好。”于是她也就不自怜了。
拍攝《一個陌生女人的來信》時，她有一次胃痛到被救護車接走，“真是這輩子第一次乘救護車。前一天就開始疼，忍著，胡亂吃一些胃藥，繼續工作，但到第二天也沒見好，實在撐不住了，才去醫院。”后來，一向怕去醫院的徐靜蕾經朋友介紹到上海某醫院做了個徹底的檢查，查出胃潰瘍、胃粘膜萎縮、胃竇炎。所以，這次听聞陳逸飛的噩耗，她緊接著就接到媽媽打來的電話：“你也要當心啊，你看導演當得累成這樣……”
不過徐靜蕾倒是認為沒有一項工作是不累的，但干什么都不值得去拼命，“沒了身體什么都沒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要是怎有什么事情，自己沒什么，家里人多傷心啊。”
被訪者NO.5：李少紅
“27小時連續工作心臟病發”
作品包括《尋槍》、《可可西里》
李少紅最新影片就是去年上映的《戀愛中的寶貝》，回憶起拍攝這部電影時的情景，她還心有余悸。
當時已是深夜2時許，她在山東煙台的外景地工作室，體力不支頭暈目眩，身邊無人的她掙扎著爬出房門，被值班的服務員發現送往煙台市人民醫院，診斷為心臟病。《戀愛中的寶貝》的拍戲進程也一度擱淺。主要原因在于《戀愛中的寶貝》開机后，就一直在赶戲，平均一天拍戲16個小時，李少紅每天堅持在片場，有一天在北京拍攝時連續工作27小時沒有睡上一會儿。當時又逢夏天，連續緊張的拍攝和持續的高溫，讓李少紅終于體力不支，累倒在片場。不過病還沒好，李少紅又繼續帶病執導大場面。
她表示，導演的工作性質就是這樣，拍攝進度不會因為你個人的因素而放慢，自己在那么多的工作實踐中，早已習慣了。她在工作中，更不會因為自己是女流之輩而降低難度。
被訪者NO.6：陸川
“因為《可可西里》35歲開始謝頂”
作品包括《尋槍》、《可可西里》
拍完了《可可西里》，陸川經常說這么一句話：沒進可可西里之前，我還是個熱血青年，現在已經變成中年禿頭了。為了拍攝這部挑戰生命極限的電影，他几乎把命都搭進去了。
陸川想起，當時進入可可西里、五道梁周邊地區拍攝重頭戲，海拔達4500米-5000米，天气惡劣多變，气候异常，劇組大多演職人員包括陸川在內高原反應強烈，身體不适，頭疼、頭暈嘔吐、缺氧、感冒發燒，晚上缺氧睡不著覺，甚至有的人出現肺部感染、心臟病等疾病。劇組在11月轉場來到冷湖之后，已經是嚴冬季節，大隊深入當地雪山無人區，在零下20攝氏度的風雪中拍攝，劇組成員上上下下至此早已身心疲憊，陸川當時也已經撐不下去，但作為導演，他想自己不能倒下，所以他不管多苦、多累都堅持著。
陸川說過一段很感人的話：“我沒法告訴你那時候拍攝有多么絕望，計划每天列出來都完成不了，天災人禍每天不斷。你越拍越絕望，人的體力極度透支。現在看片子，我都在想，天啊，怎么拍的？！那种暴風雪，人站在那儿，上半身若隱若現，下半身根本看不到。如果說拉一條船靠100個纖夫的話，位置上我可能排第一個，但我考慮更多的是方向，而不是這個船的重量。在我當時的位置，只是先關注如何把這個團隊帶到最后，哪還有時間想自己？”
最后當這條船最終駛向胜利時，他才發現自己已經謝頂，患上了心臟病，“導演就是這樣，辛苦的時候從不會想到要付出身體的代价什么，但到一部戲完了，可以休整一下，卻發現已經傷痕累累。但就看你怎么看待生命，認為什么是最值得的。”
“以前接受采訪的時候，經常有人問我，從小就想做電影導演了吧？我說，沒那回事。為什么？因為我小時候看過我爸拍電影，覺得很可怕，我在攝影棚里坐了半天，什么事也沒發生。用我們的行話說，就是四五個小時過去，一個鏡頭也沒拍。不瞞各位說，我做了導演以后有過14個小時一個鏡頭也沒拍成的經歷，最近拍《無極》就有，而且不止一次。可見做電影導演真是個苦活儿。但是，看我爸爸拍電影的時候，所有人又都是興高采烈瘋瘋癲癲的樣子，那時我真不懂為什么，后來我懂了，你迷上了電影，你這個人就完了。有時候，我覺得電影導演很像舞台上大幅度做著無實物動作的現代舞演員，我們仿佛在苦苦鑄造什么，鑄造的東西卻看不見，那其實是一個夢想，一個可以裝進膠片盒子的夢想……
電影是什么？對我們這些電影導演來說，是我們心中一點永遠的惦念，是眼中酸酸的淚，有時是一塊永遠也搔不到的痒痒肉，是我們煩惱和歡喜的全部……
有一首歌的名字叫《孤獨地与你結伴同行》，我想這就是我們同電影之間關系的寫照，讓我們繼續孤獨地与電影結伴同行，找尋夢和渴望。”
(有部分刪節)
困擾中國導演的四大問題
問題一：沒有相關電影攝制法規
在中國，沒有相關的電影電視攝制法令法規，導致攝制人員無法可依。當電影拍攝也從計划經濟轉變到商品經濟，其實并沒有完成成功跨越，一切尚處于初級階段。有太多外界因素干擾導演，給他們形成藝術以外的壓力。周曉文說：“在國外，比如美國，就有電影法，各崗位權責分明，一開始，投資人、制片人會和導演一起商量，拍不拍這部片子由出錢的人說了算，一旦定了，導演就負責到底，其它方面不會有太多干預。但中國就不行，導演要兼顧各方利益要求，而且提意見的人還特別多，許多時候，在藝術創作中，違反創作規律的事頻頻發生。如果拍不好，最后全怪在導演一人頭上，你說導演壓力能不大嗎？現在，誰來全面負藝術上的責任，是模糊的。我也不知道中國這方面相關的法律什么時候出台，能不能出台，但我個人認為，如果不出台，中國導演的生存狀況就無法根本改變。”
問題二：中國還是導演中心制
按理說，現在的中國電影應該進入制片人制時代，但楊亞洲認為，制片人制离中國還有一段距离，由于舊的體制不能一下子改變，中國仍處于導演中心制時代，導演成了個大家長，事無巨細，樣樣都要管，服裝、化妝、燈光、攝像、道具……都得操心。由于分工不明細，導演承擔了太多本職以外的冗務，集壓力于一人之身。拍攝時，導演又要想著觀眾，又要想著投資方，還得兼顧讓政府喜歡，最后還得通過審查。可謂勞心又勞力。那么，中國導演到底有無必要這么賣命呢？楊亞洲說得實在：“不得不玩命啊，因為不這樣付出，你就出不來，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在中國當導演，必須有一副好身板儿。”
問題三：投資方總想少花成本多辦事
導演樣樣都要管，但最終是出錢的人說了算，因此大多數導演心情并不舒暢。因為很多投資人都從商業的角度考慮問題，甚至總是功利地希望花小錢辦大事，用最短的時間拍最好的片子。這對導演其實是最大的傷害，既剝奪了他們充分的藝術創作時間，也對他們构成了強烈的壓力。
問題四：中國導演酬金沒有保障
周曉文和楊亞洲都提到，中國導演是攝制組里相對掙得最少的，他們的投入產出比最低，付出最多，卻一定不是劇組中拿得最多的人。“甚至有時候還會遭遇拖欠，我認識一個還算拍過不少戲的導演，他說他拍戲拍到今天，就沒拿過一回完整的酬金，總是被克扣一些。”周曉文說：“因為導演不像演員，演員是拍攝前拿錢，而導演因為總要等到制作完后期才拿錢，有的老板就會覺得都把你用完了，也就沒必要多給你錢了。”楊亞洲非常羡慕國外按小時給導演算酬金，他也感嘆中國導演的回報太低，与知名演員沒得比。付出那么多，還得不到相應的回報，也會造成導演族群心理失衡，給他們的心理健康罩上陰影。(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