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14日訊】Ⅱ 廉 價 勞 動 力
廉價公民不僅其產品廉價，其勞動力也廉價。近一、兩年工人下崗是最受人關注的社會焦點之一。朱先生信心十足，立志要理順半個世紀遺留下來的爛攤子，由於社會體制本身的缺陷，「補漏洞」方式會使朱先生力不從心，事倍功半。幾十年來一直是老大哥，突然間降格丟了飯碗，心裡難以適應，「我們不知為這個社會創造了多少財富，到頭來留下有權有勢的吃香喝辣，我們卻被遺棄了」，還聽說有人因生活所迫而尋段見，悲劇！在其它國家失業也很平常，沒多久人們會適應的，只是有很多不平。農民不是失業，而是本來就沒有多少事做，農民問題是個永恆的問題，除非一百年後中國是否有可能像西方世界那樣農民只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幾。政府沒有忘記九億中國農民，只是做好事時雷聲大，雨點小，損害農民利益時無風無雷卻大雨滂沱。農民自知身份卑微，只要餓不死凍不死，許許多多的不平他們能置之腦後，如果生存都難以維持，並出現蓋世英雄，幾百年來一次農民革命，至於小打小鬧是野火燒不盡。
二十年來，中國不止一半的農村勞動力出門打工——民工，有的到沿海或是大城市，有的到小城小鎮，有的到工廠，有的到礦山，有的去栽樹，有的去挖煤，有的搞電站，有的修鐵路，有的建房，有的築街，補鞋的、拉板車的、掏下水道的、到飯館裡洗碗的、到城裡當保姆的……只要找到活能掙錢，什麼都干。他們就是中國一個新的階級——民工，這個龐大的隊伍滲透到中國的每一個角落。電影電視反映他們的生活，人們也沒有忘記他們，但幾乎沒有人，沒有集體或組織包括政府去關心他們的權利。中國的民工是世界上最龐大的一個其權利被人類忽視的群體，他們的世界是隨意的、無序的世界。
在揚拱的一家農民吃了晚飯，主人去叫五、六個老鄉來閒聊，他們講述一個剛離開此地沒幾天的林工的故事，使我每當看到林場、看到杉林、看到荒坡，就會閃現那悲傷的故事。
林工三十多歲，從兩百多公里外的某縣來找活路。林場已請當地人把杉苗栽好，林工的任務是看守，以防牛馬踐踏幼苗。那個負責人叫他砍草，年終時另外結算。林工為了能在回家之前多掙點錢，拚命地幹。當負責人下鄉來「視察」時就給他帶來米和油。他們站在山頂上，拿出紙和筆，「你砍的這一片只有二十畝」，「那一片最多不會超過四十畝」，「好好幹，年終時結帳，得一、兩千塊錢回家，你老婆和孩子肯定高興得不得了」。的確，補疤的衣包裡揣上千把塊錢回家，家裡人還以為做夢一般，就像城裡人摸獎得了一部轎車，不過農民的喜悅之情常常是藏在心裡，並不喜形於色。
那幾片山坡究竟有多少畝，林工從哪兒知道，砍了五百畝，負責人說只有兩百畝，他無可奈何，你替他賣力，錢在他手上，他說的就是真理。老闆（負責人）每一個月來一次，並允諾十月份來一次，臘月初來結帳。已到了冬月，糧食早已吃光，草也已經砍完，老闆的車一直沒出現在鄉村公路上。林工走也不是，留也不是，他不想放棄那千把塊錢，也不想借了人家的糧不還而溜走，翹首以待。他又到鄰近的寨子去討糧，老鄉們勸他：「你回家去算了，那些人是騙你把草砍完，他們不會再來的」，林工還抱有希望，等到臘月十幾，還是不見老闆蹤影。他不知道老闆住在縣城的哪個地方，即使知道他也不一定能要得到工錢，「沒在家」是那類人耍無賴的常用而又有效的手段。大家都知道他到村裡討了好幾次糧，他不好意思再去，也不想等死。他空著手而來，差不多一年後，他空著手回去，並且還欠當地人幾十斤糧。
倘若是從勞改農場刑滿釋放，親朋好友也許會來看你，他們對你最大的希望只是你能回家；如果你是年輕小伙或是姑娘，出門打工因找不到工作或是工作太苦而討飯回家，來看你的人會問長問短，感歎：「出門打工不容易啊」！雖然沒有喜悅，但也沒有精神負擔，不怪自己無能，只怪運氣不好，「現在下崗的人那麼多，找工作太難」，回味一下那艱難旅途會產生一種最終戰勝困難的欣慰感；然而這位林工即使鑽到地洞也解脫不了精神痛苦。妻子、兒女知道他找到了活路，正等著他拿錢回來買過年肉，期望越大，失望越大，驚愕之餘，妻子會安慰幾句，可當孩子把手伸進你的衣包：「爸爸，我要糖」，「爸爸，你答應給我買新衣服，在哪兒啊」，怎麼向孩子交待？其實我以及那幾個農民還不知道林工是否回到家。
再跨過四個縣就到某縣城，我在車站附近的旅店住下。幾位石洞鎮的農民與我聊天，他們村有一個同伴到某縣辦林場——世行貸款造林工地打工，「剛過十五就去，家裡的活都是他妻子一個人干，前幾天（臘月十幾）剛回來，去了一年才得一百七十塊錢」。沒有空手而歸，比前面的林工幸運。他去看開往石洞鎮的車，因為還有一個多小時，他到街上想買點東西回家，摸錢時才發現那１７０元錢被偷了，他想起上車去看時有幾個小伙故意來擠他。他回到車上木然地坐在那兒，沒有流淚，可比流淚更痛苦萬分。售票員要他買票，無論怎樣解釋，售票員都要攆他下車，「幹了一年才得１７０塊錢，誰相信你？還說什麼被小偷偷走，沒錢就給我下車」，「窮酸相，幾塊錢都開不起」。受了這番屈辱，他想下去，但晚上吃、住怎麼辦？售票員是個姑娘，但她不理會那一套乞求哀憐，抓住他的衣服：「下去」！要是沒有熟人幫他開車費，他要走到天亮。
一位中年農民到Ｂ縣林場去栽樹，他的運氣好一些，半年時間揣二百二十元錢回來過新年。在本縣縣城住旅社，他沒帶身份證，被查旅社的警察把錢全部沒收，趕出旅社，他只好到離縣城不遠的熟人家去住，第二天借路費回家。沒有身份證，身上有錢就是盜竊嫌疑，錢被沒收就算了，只要不被抓進派出所，收據之類的玩意兒誰敢問，弄不好到了派出所東問西問，屈打成招，關進看守所，等一、兩個月或更長的時間經公安部門或檢察部門「查無實據」才能回家，那還不知要連生多少悲哀。都是９３年臘月十幾，一個在東南部，一個在東部，一個在西南部，地域不同，情形有異，結局都相似。妻子走過去準備幫你擰東西，孩子跑過來問你要新衣新褲，問你要火炮煙花，一年半載的期望終成肥皂泡，窘境還會持續很久很久。
＊ 有荒山的地方政府可以造林，本地農民也可以造林。外地來的農民要是幫本地農戶造林，他們只是開荒，土地擁有者自己栽樹，承包人在杉林裡栽種玉米，順便管理，自種自收，三、四年後杉林郁蔽成林就搬走。農民與農民之間智商差不多，慾望都不高，談不上誰剝削誰，大多時候是互相幫助，兩邊都有利。要是幫林場幹活，情形就大不一樣，雖然國家撥款，但林工上面有包工頭，包工頭上面有大包工，還有林場各式各樣的管理人員，一層一層盤剝，到林工手裡只剩下幾個硬幣，他們都比林工精明，慾望也高得多。栽樹先要整地，即把荒地上的雜木、雜草砍光燒光，每畝地一個人要幹一、兩天，然後挖坑，每個坑約有３０公分深，比水桶略大一點，每畝要挖２５０個坑，放肥料，移栽杉苗……在某林場，我只把挖坑、購買樹苗、移栽三項以林場所付的最低價格計算，至少要花５０元，這裡已把從農民手中租用的土地費，林工整地費排除在外，然而一年多後，我在省報上看到該林場造林時每畝造價才３５元。挖一個坑一毛就花２５元，要是栽一棵五分就又花１２。５元，僅是這兩項就要花共３７。５元。不知道林場是怎樣把價格壓下來。看了報道，有人高興，有人沉默，國家花更少的錢辦更多的事應該讓人高興，然而國家並未少花錢，精明的人撈了不少好處，幹苦力的林工只分得一點殘渣，花的錢越少，林工受到的剝削越深。美國人高工資是美國人民的福氣，中國人做什麼都花得不多是中國民工的悲哀。（林工的生活在《「５８４」工程與農民的怨聲載道》中有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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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臘月份是運輸最繁忙的季節，在外地工作和唸書的學生及出門打工的農民都要趕回家過年。從衣著、膚色、走路的姿態，一眼就能認出哪些人是民工。其它人都是高高興興返回老家，民工卻不一定高興，尤其要那些已成家的中年農民。小伙子、小姑娘們出門打工，只要能混口飯吃，鍛煉鍛煉，父母對他們要求不高；安了家的人他們是家長，贍養父母、撫養孩子是他們的責任。妻子一人忙裡忙外，一個人幹幾個人的活，一年忙到頭；自己出門找活做，掙不上一、兩千塊錢，妻子不埋怨，自己心裡都會難受，更何況那些回到家時身上只有一、兩百或是只有幾十元的人們。有些人索性拋下妻兒老小，自己在工地上過年，要是回家那一、兩百塊錢的路費不是浪費了嗎，寄回去要夠家裡人用一陣子。小孩盼過年，大人怕過年。
臘月二十六，下車時天剛黑，候車室外有幾個婦女和年輕姑娘在招攬顧客，「住不住旅社」？「單人、雙人都有」。我同七、八個民工跟著一個婦女走出車站，拐幾個彎走進一條小巷的一家小旅店。兩人房間每人五元，四人房間每人四元，那七、八個民工要求只住一間四人房，請主人把價格降低一點，男主人不肯，民工說：「我們自己有被子，就鋪在地上睡」，最後七、八個人合住一間四人房，每人三元。能節約一塊好一塊，血汗錢大家都很吝惜。那天晚上，他們肯定兩人擠一床，因為天氣太冷。我出去吃了一碗粉，和賣粉的婦女聊了幾句，回旅居時又和他們同路，那些民工和我一樣，到街上的小攤點隨便吃點東西，否則不會那麼快。在火爐邊同他們聊了一個多小時，正如以前和以後的許多類似場合，只要提到徵稅、罰款、計劃生育、鄉鎮幹部的工作作風……他們有說不完的話，有敘不盡的故事。他們離這兒還有三百多里，有幾個第二天能趕回家，另外幾個還要再住一晚上旅店。他們是到南昆鐵路廣西段去打工。「去鐵路上幹活掙的錢多嗎」？「農民在哪兒都掙不到錢，不管多少，不出來找點活做，吃油鹽都成問題」，「有技術的人一個月能掙兩、三百或是四、五百，我們幹體力活的一個月能掙百把塊就算多的了，有些人才得幾十塊」。他們說有個同伴剛來時苦幹一個月，月底結帳，老闆只給他十塊錢，「他沒有損壞什麼東西，伙食和大家一樣，幹活比別人賣力，不知老闆扣些什麼，因為他不會算帳，只給他十塊錢他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沒有人敢去為他說話，都怕老闆不要，我們得的錢比他也多不了多少」。
每天幹至少十個小時的體力活，除了吃飽飯，每天能掙三毛錢，每小時掙三分錢，與那些「垂死的」資本主義國家「每小時最低工資五美元」相比，大家都是干體力活，你的收入只有他的千分之一，即使是那民工的同伴們，要是他們的收入是他的十倍，與美國工人相比，中國民工的工錢也只是美國人的百分之一或最多不超過五十分之一（把伙食算在內）。怪不得沿海地區已擁有數萬元的農民還要冒著生命危險偷渡到西方。這是半個世紀以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證明了「資本主義是垂死的」真理。
「那個人幹了一個月，老闆只給他十塊錢」，其實那些民工可能還有類似的故事「那個人幹了一個月，一分錢沒得」，或者「那個人幹了一個月，老闆說工錢還不夠支付他的伙食費」，即使有這類我曾聽到過多次的類似的故事，民工們不一定對我這個陌生人講，他們怕我不相信。當一個人借給你三塊八毛錢時，你知道他很窮，可要是他一分錢不借給你，你不相信他沒錢，還以為是他不肯借給你而已；得了十塊錢，說明他的確得很少，可以相信，要是一分錢都不得，你會以為別人在吹牛。這些民工怕我認為他們在瞎吹，只好選那類中級水平的故事。他們用異常的目光注視著我，以為像我這類的「城裡人」「有工作的人」會很驚奇。我已習以為常，因為這些故事太多太多。
南昆鐵路貴州段大部分並沒在原公路附近，尤其是黔桂交界向西延伸一百多里的路段，大部分是荒山野嶺，由橋樑和隧道組成，施工艱難又危險，修便道是修鐵路的一部分。鐵路老闆都是些大老闆或是鐵路工程局，而修便道的老闆大多是本地的承包商，這些承包商上面還有老闆，下面還有包工頭，包工頭再去找民工。一是層層轉包，二是這些承包商或是包工頭本事小，沒能耐從國家那兒去找錢，（搞不到批發，只能搞零售，）只有在民工身上算計，他們手下的民工的日子就過得很艱難。某縣政府官員以縣政府的名義去承包通過該縣的一部分便道，他又把便道分段包給許多小老闆即包工頭，包工頭去找民工來干。鐵路局究竟撥給他這條便道幾百萬還是幾千萬，民工無從知道，他們只是沒日沒夜，一個月接著一個月苦幹。某一個小工程如某一小路段、某一涵洞、某一座小橋竣工時，就到結帳的時候，東扣西扣，有些人是「伙食錢加你的煙錢就已超過工錢了」，有些人得幾十塊，有些人得幾百塊，這是包工頭認為你應得的工錢，可這百把塊錢你只能領到其中的一部分或是「等鐵路局撥錢來再給你們」抑或「等我到大老闆那兒要到錢才能發給你們」。為了那點工錢，他們要去找老闆好幾次，有時老闆在竣工前就已跑掉，有時老闆對這個講：「實在沒錢，我先付給你一部分，但你不要告訴任何人」，又對那個說：「我先拿我自己的錢借給你，不要講出去」。大家知道老闆存心騙他們的工錢，但他們要麼找不到老闆，要麼不能形成一個整體，一幫民工中不一定是同一地方的人，他們各顧各，老闆們能吃誰就吃誰，能吃多少就吃多少，民工們憤慨之餘，有人把工具偷走或砸爛以洩洩氣，有些人與小老闆是同村同寨，「你不給我工錢，我只好去你家拉牛拉馬，賬你自己去同大老闆算」。有些民工火爆一點，忍無可忍，提起匕首，拿著炸藥去威脅老闆：「再不給我工錢就同歸於盡」，也許因此會領到部分或全部工錢。在這無法律無秩序的混沌世界裡，不通過這種野蠻手段你又怎能領到工錢？然而有此等勇氣的人有多少？
只要沒有生命危險，想方設法去賺，什麼道德、良心、諾言都不能賣錢，一萬塊錢的工錢，能扣下幾千就算幾千，原本素不相識，以後也沒見面希望，毫無必要相互之間留下好印象，即使當時一個想吃掉一個，以後各奔東西，誰也不礙誰。有時小老闆也有自己的苦處，他確實沒從大老闆那兒領到錢，有人甚至是先拿自己的錢給手下的民工開伙食費，民工的工錢每人幾百，而大老闆欠他的可能是幾千幾萬。工程要竣工，他就到處去找大老闆要錢，車費花了一大筆，求爺爺告奶奶，實在躲不開，大老闆假惺惺：「我理解你的難處，但上面不給錢，你叫我拿什麼給你」，「下個月我一定補，要不我到銀行貸款也不會耽誤你的」。大老闆軟硬兼施，小老闆不得不就犯，不把工程搞完，他有充分的理由不給你一分一厘，把工程搞完，你也就失去了與他談條件的砝碼。大老闆能拖就拖，拖不下去就：「只有這幾千，還差一部分，要就拿去」，小包工兩頭為難，大老闆不給錢，民工又催他要工錢，他的煩惱不壓於民工。小魚本想吃蝦，免不了有時要被大魚吞掉。我聽到一些同那官員打過交道的人提到他時恨不得吃他的肉，肉沒被吃掉，卻越長越肥。便道修好後才開始修鐵路、修車站，火車通了，大老闆欠小老闆的錢還沒付清，至於民工，他們早就到其它地方接受剝削去了。
＊ 從浙江來的一對年青夫婦，有兩個孩子，一男一女，他們以為到這裡來打工會賺一些錢，一家子全都來，在人稱「百萬富翁」的老鄉手下的手下幹活。老鄉承包一段便道，他「公務」繁忙，很少到工地去，也拖著不拿錢給手下的包工頭，包工頭沒有錢加之東扣西扣，青年夫婦生活過不下去，又沒錢回老家，他們把孩子賣給當地人。他們不像拐賣犯那樣要幾千幾萬，只要幾百元作路費。現代中國賣兒賣女很罕見，這不能全怪小包工、大包工不給他們工錢，也許夫妻倆為了來打工把家當賣掉作路費，也許他們那兒一對夫婦只能生一胎，回去要被罰款，也許他們那兒很窮，出來這麼久空著手回去，怎麼養活孩子？兩個大人隨便到哪兒都能混飯吃，也許他們還可以再生，也許以後他們找到錢再回來看或接孩子回去，浙江的農村並非都像西部的人們所想的那樣富有。無論有多少種猜測，把兒子賣掉換路費回家說明這對年青夫婦已走投無路。
＊ 小張是隧道工，他們那一幫從湖北來以後聚在一起，因為和當地的聯防隊發生衝突，被以非法拘禁罪逮捕。他太憨厚，其它人都放回去，只剩下他和與聯防隊發生衝突的那兩弟兄留下。強龍鬥不過地頭蛇，他又承認了一句「我只打了他一拳」。他們的老闆是一個姓陳的福建人，他們已經打了三個隧道。在找到那幫老鄉之前，他打零工，掙得的錢只夠維持生活，有時一天能掙十多二十元，第二天、第三天就不一定能找到活干，打了一年零工沒往家裡寄一分錢。承包隧道的是大老闆，他們的那些設備價值幾十萬，有些更大的老闆有數百萬，他們能從國家那兒賺很多很多的錢，不像小老闆那樣小氣，只有搾取民工的錢，大老闆手下的民工待遇要好一些。小頭目每月能掙七、八百元，隧道工除伙食外每月也能掙兩、三百元，收入不是很固定，小張幹了一年多隧道工，寄回去二千多元，他們算是較為幸運的民工。
＊ 南昆鐵路總投資１９８億元，平均每米要投資兩萬多一點。每月５００元工資的鐵五局合同工小鄧說：「鐵路隧道撥款每米一萬三左右」，民工小張說：「每米約一萬一、二」，「我們打的隧道幾乎也是人工挖的，打一米隧道，老闆給我們的工錢大約四、五百元，加上鋪砂，把隧道拱好，工錢決不會超過一千」。也就是老闆領到手的錢支付給勞動者——隧道工不到十分之一，其餘十分之九以上的錢被用去買材料，買工具，買汽車轎車。平均每米投資兩萬，花錢最多的隧道撥給一萬二、三，干苦力的民工得不到一千，要不是隧道和橋樑，民工掙得更少。要是馬克思再活一百年，仍堅持按勞分配原則，他會以為這些事情只有外星人才幹得出來。
南昆鐵路全長近九百公里，僅是修建鐵路歷時四、五年，參加建設的官員、技術人員、工人、民工以及有關的人有數以百萬計，有的賺了數百萬元，有的賺幾萬，工人們雖然掙不多，每月四、五百元的收入總比民工強得多。至於從四面八方來的民工，有本事的當了小頭目，能掙幾千上萬元，絕大多數的民工如果兩、三年都找到活幹，也能掙幾千萬把，要是打零工，這裡干兩個星期，那裡干個把月，一年只有半年活，能掙幾百塊回家過年就算碰上好運，有些甚至煙錢都找不到，空手而來，空手而去，儘管如此，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耗資上百億的工程免不了有人致傷致殘，有人丟掉性命，尤其象中國這樣人口眾多，文明程度不高，人權意識淡薄，民工地位低下的國度裡。我聽到不止一個地方來的民工敘述，無論在修便道，架橋還是打隧道，時常有事故發生，只是嚴重程度不同而已。有從橋上摔下而死，有被炸死，更慘的是滑坡或塌方以及隧道崩塌，死的不只是一、兩個。如果是輕傷，老闆花幾百塊錢就可醫好，如果當場死亡，老闆給喪葬費及一些安撫費，倘若是嚴重受傷，老闆至少要花上萬元的醫藥費，還有未來的生活等費。人活下來為了生存，他要和你爭要這要那，碰上這種情況，老闆自己把病人拖走，民工再也見不到。要是隧道崩塌，老闆和其親信進洞，不准旁人接近，半夜拖出來的幾乎全是死屍，洞裡的恐怖情景，除了進洞的幾個人外，雷公也不知，親信們也不敢透露風聲，因為大家都有責任，並且一個來自一方，永不相見，無仇恨也無感情，出門打工為的只是錢。後來他們在敘述故事時只是講：「聽人這樣講」，把「我」變成「他」。如果是鐵路局承建，他們資金雄厚，工人們多少受到過訓練，安全意識強，並且「又不是花我的錢，幹嘛昧著良心幹呢」。工人們在一起的時間都比較長，彼此之間是朋友、同事，他們是一個集體。私人老闆承建的工程不一樣，賺多賺少都是他一個人，民工沒受過訓練，他們又沒什麼地位，對事故的處理肯定草率得多，不可能因為一、兩樁事故就讓他破產。共產黨得了天下，是用千千萬萬人的生命換來的，老闆們賺了大錢，裡面有著許許多多民工的汗，甚至是血。這類死亡事故少見，但絕不能與英吉利海峽隧道相提並論，據報道修這條隧道英方死兩人，法方死七人，英、法都是建國好多個世紀的高度文明的國家，而我們「建國只有五十年」。
國家（也即是人民）花了很多錢，鐵路總算修通了，這是大好事，有人從中得了很多，有人從中得很少，無論國家財富怎樣分配，只要錢不拿到瑞士銀行去存，終歸是中國人的國民財富。當我們慶祝全線貫通的時候，當我們坐在火車上向窗外眺望那一條條隧道，那一座座大橋，我們會為人類所取得的偉大成就感到自豪，然而我們不應該忘記：在南昆鐵路上以及許許多多的地方，中國的民工不知灑了多少血汗，流了多少辛酸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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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兩歲的時候父親去世，三年多後母親改嫁，十歲時我三哥和寨裡的人搬遷到三百里外的另一個公社去居住，家裡就只剩下我和二哥兩人。我們家離寨子有一里路，一百米外是王家，這一大家子三弟兄後來分成三家，阿貫是大伯子家的老二，唸書時我比他高一個年級，念到初一就回家。因為我哥晚上愛出去玩，一個人守家很害怕，就去叫阿貫來一起睡。除了不在一起吃飯，唸書在一起，放牛砍柴在一起，晚上也在一起睡，即使到縣城念高中還是到省城讀書，放假回去也一起，不下一千零一夜。我到縣城、省城唸書那幾年，阿貫就到那些荒山較多的村寨去找活幹，去幫人挖地，去幫人砍草，去幫人開田……他是個老實人，不會談戀愛，他說等我畢業回來後要我帶他到那些寨子找一家作上門女婿，以免留在老家同哥哥、弟弟分那幾塊田地，過一輩子窮日子。８８年我畢業，回到縣城的前兩天也就是我離開學校的那一天，阿貫因染上痢疾而死。
那段時間痢疾傳染，許多小孩因此死掉，我二哥也病人膏慌。阿貫死的那天，我二哥被送進醫院，一個星期後痊癒，花去醫藥費１５８元，一百多塊錢就挽救一條人命。阿貫家很窮，他出去找活的那幾年除了混口飯吃外沒什麼積蓄，他的病拖了很久才去請鄉里一位赤腳醫生來輸幾瓶鹽水，那時已無濟於事。寨裡的人都責怪他父親不去借錢醫他，三個月後，阿貫五十多歲的父親從不到兩米高的樓梯摔下來，沒受什麼傷，臥病在床一個星期後憂鬱而死。
我為失去童年時朝夕相處的夥伴而落淚，為失去這個世界上我最好的同伴而哭泣，阿貫去了，他的堂弟阿利可以填補我心裡的那一片空白，使我減輕了十年來許許多多可能因為思念故去的夥伴而產生的憂傷，然而，是我命中注定要孤獨，還是鬼的世界更需要他們，恰恰十年，我又遭受同樣的打擊。每當要想起他們時，我就想方設法避開，去想別的事或去做其它的事情，然而恰在此時，我無法控制住眼淚掉落在稿紙上，只好讓它流個夠，明天早上再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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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利只有一個讀到小學二年級的哥哥，沒有姐也沒有妹，他的父親（阿貫的二叔）在北京當工人，是那種最窮最沒本事的工人。他的哥哥念小學一年級時，放學集合報數時碰對了幾次，因此升入二年級，讀了五年都沒能升入三年級就只好回家幹活，阿利十七歲念到小學五年級，他不好意思再讀，畢業證都不要算了。小時候我們幾個大一點的小伙晚上時常聚在我家玩，我們就哄他：「那地方有鬼，竹籠裡有狼」，嚇他讓他不敢回家。我畢業時，阿利已是個大小伙，長得很乖，又勤快，人品沒什麼要挑剔的，能講一口流利的漢話，方圓十里的姑娘們毫不掩飾地說：「嫁就要嫁象阿利的那種人」。我的一席話改變了他的人生。我借給他一百元補作路費，９３年新年剛過，他父親把他帶到北京去打工。
他去了北京，一年後我進了監獄，我們都沒能回家，直到９８年新年，他知道我已出獄，從北京趕回家過年。臘月二十幾他先到學校來看我，第一眼我沒把他認出來，因為他變得又瘦又黑，看起來比他實際年齡大好幾歲，並且他心裡好像有個什麼沉重的負擔，與五、六年前活潑的小青年判若兩人。他對我說：「表哥，我們好幾年沒睡在一起了，補課完後你一定要回家過年才行」，可是因為一些瑣屑小事，我沒能回家同他一起過新年。過了十五，寨裡有四、五個男人同他一起到北京去找活幹。不到一個月，他在北京生病。如果在那兒住院，必須先交五千塊錢入院費，哪來那麼多錢？就去把他父親的工資和獎金領了三千元作路費（其父還在老家未返京），同去的兩個親戚千里迢迢把他從兩千公里外的京城送回老家治病。我到小鎮醫院去看他時，他瘦得只剩下骨架了，我鼻子一酸，「要回北京的話，等病好了，多休息一段時間再去」，他說：「病好了也不再去北京了」。我困惑，無論在中國的任何一個地方，總應該比我們的老家好，中國的首都，為何不想再去呢？肯定有難言苦衷。首都並不值得每一個人都嚮往，那不是窮人的首都。醫生說：「病恢復得差不多了，讓他回去好好休養一段時間就會好的，親戚們把他抬回去，一個星期後，阿利就死了。
人，總是要死的，要麼在剛出生幾個月，當人們還沒有來得及和他建立感情時死去，抑或在七、八十歲，人們對他已沒有什麼期望時去世，大家會少一些悲痛，可是當你才二十多歲時，人們對你充滿希望，對你抱有幻想，你的離去叫人怎能接受呢？阿貫去了，他的三叔在外地幫別人挖地時病死在山上的木棚裡，一年後阿利也隨之而去，這一大家人分成三家，每一家都遭到厄運。阿貫死去了兩、三年，他母親看到我回去時還悄悄地哭，現在我不敢回家，不想看到老人們的眼淚，不想激起老人們對逝去的兒子的回憶。我和阿貫睡過的床早已拆掉，我和阿利睡過的床不知拆掉沒有。
農村是農民的天地，在城市裡，苦的、累的、髒的全都是民工來干，低級勞動由低等人來完成。為了掙錢，民工不管工作時間長短，顧不上工作環境好壞，有些因過度勞累，有些人因工作條件惡劣而患各種各樣的病。這些病不是因工傷事故而引起的外傷或內傷，而是潛在、慢性的病，民工自己不一定察覺，即使知道他們也無法加以重視，「先掙錢再去治病」，於是病情越來越惡化，小病變成大病。醫學上沒有幾種難治或不治之症，可民工患的普普通通的疾病也治不好，因為他們沒有錢。高貴的人掉下幾根頭髮都會恐慌，低賤的人死了幾個「沒什麼大不了的」，人的身份、地位越高或是所處的社會越文明，其生命越寶貴，反之，其生命越廉價。阿利回北京時胸口已疼痛，死時胸部有一大硬塊，如果不是結石（粉塵堆積）就是「硅肺」之類的職業病。聽說他曾做過泥瓦工，一定是死於如打砂、做石棉瓦、采煤、挖礦等常會有的「粉塵堆積」似的職業病。
民工們總是抱著希望進城或到沿海地區去打工，要是找到較為穩定的工作，會掙到一些錢，如果是打零工，有些人車費都賺不到。民工的收入時常與知識成正比，堂弟在他同母異父的哥哥的幫助下到北京去打工，他已念到初二，因家裡太窮而輟學。在北京，一邊在一個菜市場做清潔工，一邊讀夜大，也許以後他能在北京站穩腳跟。阿利則小學都沒畢業，只有永遠幹苦力，去了五年，沒有積攢什麼錢，要是他也像大多數民工那樣沒有父親在北京工作，沒有借錢的地方，他只好「失蹤」。「病好了，也不再去北京了」，民工的辛酸多著呢。 堂兄在阿利回來後到一個建築工地上幹活，幹了幾個月，要結算時承包老闆把錢全部捲走，他們幾十個民工只有各走各，大家都很公平，都沒得到工錢，有些人只要能先吃上飯，不得不再去讓別的老闆騙。堂兄後來在賓館裡找到工作——洗碗洗盤，包吃包住，一個月可得三百多元。大男子漢，一天不停地幹十幾個小時，他受不了，「牛馬也會累，何況人呢」，掙足路費，馬不停蹄返回貧困落後的雲貴高原，還是啃泥巴算了。拿著公款去首都「出差」「學習」「考察」的人們，他們一定要去故宮或長城，而民工們最大的願望是在天安門前照一張像。對於公款族，北京是天堂。在中國，詐騙有時是犯法的，而剝削卻沒有違反哪一條法律，中國又沒有最低工資制。老大哥的地位一天不如一天，即使是末等公民——農民，他們的權利有時也會得到保護，可是出門打工的農民——民工，一旦他們離開了根據地，到別的地方去謀生，無論他們受到怎樣的剝削、壓迫、欺騙，從沒有人過問。對下崗工人問題，政府也做了一些努力，雖然不盡人意，人們也理解政府在這方面的難處，理解朱先生的苦心，也理解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下崗是當今社會焦點。農民問題人們偶爾會從中央電視台《焦點訪談》瞭解到一些，但沒有人想到民工有什麼權利。從《打工妹》，《打工仔》，《闖上海》，人們瞭解了民工的一些生活，其實民工本是城市的一部分，誰都瞭解，但又很少注意他們，好像他們不是公民，的確，他們幾乎沒有城市戶口。電視電影之結尾時常是喜劇，現實生活中民工的結局有太多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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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月份，農活不是很忙，我到Ｂ縣某金礦去，當地有一些農民在那兒挖礦，「五塊錢一天，自己帶吃的」，我問：「一日三餐，要是把伙食費除外，你們一天不是只掙兩、三塊嗎」？「天一亮，我們就起來幹三個小時左右，要到十點鐘就煮飯吃，個把小時後又繼續干到天黑；這段時間在家也沒事幹，想到外地去找活又沒車費，也不一定找到，得幾塊算幾塊，總比閒在家好」。至於金礦老闆不知賺了多少，民工們一天幹十個小時掙不到一美元。Ａ縣因雷公潭電站帶來的利潤，國家工作人員工資、獎金都比鄰縣高出許多，農民卻很貧困。Ａ縣某鎮是煤鄉，可這黑色的金子並沒給當地農民帶來好處。從這煤鄉拉一車煤到三百公里外的百色市，一次淨賺一千一、二，然而在煤礦上車時，那些姑娘們上一車煤只得五元錢，只要有活做，苦就苦吧。從外地來的民工說：「車子到了工地把煤卸下，要挑約一百米才到伙房」，「五塊錢一車她們也幹，還高興得不得了，又說又笑，一天掙不到兩塊錢」，要是找不到活幹，「大姑娘去趕集，身上一分錢都沒有」。
當你走在沙漠上，五快錢一杯水，你不得不喝，當你找不到活路抑或哪地方都一樣，幾塊錢一天也不得不幹。為了幾塊零花錢，你一天到晚要幹十個小時，為了養家餬口的那一百元錢，你要付出相當於一千元錢的勞動，你不幹別人幹，找不到活幹的窮人多著呢。幾年、十幾年過去，民工們走了一批，又來一批，有人掙了點小錢，有人空著手回去；老闆原來只有幾萬塊，後來有了幾十萬抑或有人成為百萬富翁，民工不會因老闆發大財而得到什麼殘羹剩炙，他們早已去了不知哪兒了。有福不同享，有難要同當，要是老闆由於經營不善或本沒多大能耐以及別的原因使工廠、企業、公司倒閉，或者承包某一項工程虧損，民工一定會倒霉，會因此損失幾百幾千工錢，毫無疑問，老闆卻可能損失幾萬幾十萬，可是損失幾百幾千的民工回到家時孩子摸衣包，掏褲袋，一無所有，損失幾萬幾十萬的老闆們卻還能抽萬寶路，喝五糧液，吃山珍海味，進卡拉ＯＫ廳，麻將桌上大把大把地甩。
「我出錢，你出力；我承擔風險，你只知道埋頭苦幹；我能把這麼多人組織起來，你只是管你自己；我做的比你做的重要得多……因此我理應多要，十塊錢給你們兩、三塊就算仁慈了」。民工無話可說，並且在理論上、在爭辯中怎樣勝過對方，現實你是輸家，那爭論有何意義？民工與老闆不一定都是對手，有時他們本是同一戰壕裡的戰友，民工與老闆（工人與資本家）的對立程度隨著社會文明的提高而逐漸降低，也許有一天，不再有民工與老闆的明確界線，可是，中國離這一步還遙遠。共產世界大罵「垂死的資本主義」幾十年，罵是罵贏了，精神上勝利了，可現實中你罵的時間越長，與別人的差距就被拉得越遠。你可以去奮鬥，正如許多已成功的先例，從民工變成老闆，這只是作為個體，對於整體來說，民工階層是被剝削的階層。經過千萬年的變遷，成為金子的只是少數，大部分仍是泥沙。
二十年來中國所取得的成就很大一部分是中國的民工苦出來的，儘管在這龐大的軀體裡有許多柱蟲在繼續啃，可數以億計的中國民工用他們的汗水去堵住使它能持續不斷地運轉，使它能繼續增長。城市裡寬闊的街道是他們建造的，這些街道只供城裡人消遣，他們只是過路客；城市的高樓大廈是他們一磚一瓦堆砌起來的，可他們只能住在高樓背後或遠離市區的貧民窟抑或回到祖祖輩輩一直生活的鄉旮旯；城市的垃圾、下水道是他們清掃，人們卻時常抱怨他們就像垃圾；城市也是他們建起來的，建好後城市人就想把他們攆回鄉下，因為「民工使交通擁擠，秩序混亂，犯罪率上升」。他們並不奢望能享受城裡人所享有的福利，只是想找一個立足之地都太難太難，別的不說，身份證、暫住證就使得民工們找活路時提心吊膽，被攆出旅店，露宿街頭，甚至被送進譴送站、拘留所。而幾乎許多文明世界的東西如逛公園、ＯＫ廳、遊樂場、歌星、球星、奧運會、世界盃……一切的一切都只是不苦不累不流汗階級享受，他們的生命也寶貴得多，因為健美操、太極拳、長壽秘訣、健康食譜……也只是城裡人的東西，與農民（民工）沒關係。
社會發展，文明進步，農民（民工）的貢獻比他們從中獲得的利益大得多。他們也是歷史的創造者，他們更是歷史的推動者，同時他們卻是歷史的犧牲者。倘若哪一天中國有獨立工會，下一步就應該有相應的農會，再下一步就絕對不能忘記中國的民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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