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月9日訊】(亞洲時報記者昝愛宗1月9日撰文)浙江杭州—姚文元本是上海灘一個投機小文人，因為錯誤時間出現在錯誤地點，於是就有了一個幹大事的機會。世事難料，本以為抓住了一時，就可以抓住了一輩子，誰知投機也一時，得勢也一時，可憐文人姚文元成為一時猖狂的政治過客。可是，他當政治過客不合格，最後淪為政治犧牲品。
終年74歲的姚文元，病故於2005年12月23日。十三天之後，新華社發布訃告，稱“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姚文元病亡”，病是糖尿病，亡故在什麼地方，報道沒有交代，電文抬頭是“新華網北京1月6日電”，卻不一定發生在北京。
姚文元原籍浙江紹興地區諸暨人，家小都在上海，發跡也在上海，生前兼任的地方職務便是上海市委第二書記、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相當於今天的上海市常務副市長。
同時，他的最高職務是“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主管宣傳工作。
2006年1月6日，得知這位所謂“四人幫”主犯之一的重要人物去世，我第一想知道的就是他有沒有留下一部回憶錄——他畢竟是當年中國最風光最不可一世的筆桿子，若留下回憶錄可以讓他有機會為自己辯解，也可以讓後人更加充分認識他到底是怎樣一個負面人物？
在姚文元病故之前大半年，另一所謂“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案主犯”、當年的老搭檔、老上級張春橋已於2005年4月21日“病亡”，終年88歲，“訃告”也是新華社統一格式的“北京5月10日電”，交代了張患癌癥，卻沒有交代“病亡”地點。
姚文元其人擅長文學創作和政治言論寫作，早年在上海新聞界工作時擅長投機取巧，無意中，在一個錯誤時間出現在一個錯誤地點，受“伯樂”張春橋點撥，大膽用人，得以發跡。由此，姚文遠就上了張春橋的“賊船”，小錯釀成大錯，最後成為悲劇人物。
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後來，姚文元的罪名之一便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特別檢察廳指控觸犯了當時的《刑法》第102條。此外，他還被指控觸犯了陰謀顛覆政治罪、組織領導反革命集團罪、誣告陷害罪。
1976年9月9日，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最大的保護傘毛澤東去世。不久，也就是“主席屍骨未寒”之時，這四個當時的不安定分子就很快被軍方悄悄地控制起來了，整個中國並沒有發生太大的動靜。
當時的時間為1976年10月6日深夜十一點，受邀前往中南海懷仁堂“開會”的姚文元，突然被葉劍英、汪東興控制的軍方人員“隔離審查”，此後一直關押在全國最大的政治犯監獄——秦城監獄。1981年1月25日，姚文元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有期徒刑20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此判決為一審，又是終審判決，不能上訴。1996年10月，姚刑滿釋放，自行購買火車票從北京回上海。
和姚文元一樣，“上海幫”之一的張春橋也在1976年10月6日晚被“隔離審查”。1981年1月25日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1983年1月減為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張春橋於1997年12月減為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10年；1998年1月保外就醫；2005年，張比姚文元提早八個月去世了。
姚文元其人，最風光是在“大救星”兼“大伯樂”毛澤東在世的時候，一旦毛澤東“撒手人寰”，他和另外幾名政治投機客和冒險家的剩餘日子就不多了。他自1976年10月6日晚被軍方逮捕，他的政治生命其實到此已經宣告結束。
1981年3月，公安部下屬群眾出版社出版了關於審判“四人幫”全過程的匯編《歷史的審判》，其中有一位匿名閱讀者批注了這麼一行字：“先看看《中國一九六七年的七十八天（“二月逆流”紀實》（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年5月出版），爾後再看《歷史的審判》，就更加清楚了。”言外之意，“二月逆流”是當年的導火索，若沒有“二月逆流”，或許以後的歷史都要改寫了。
所謂“二月逆流”，外國記者的報道更為準確：1967年3月18日，法新社駐北京記者比昂尼克在工人體育場發布報道：今天，這裏批鬥台的中央，站著一批中共軍方首腦。正是這些人，在過去的二月裏，執行了“帶槍的劉鄧路線”，為軍隊的領導權同文革派作了堅決的抗爭。他們都是久經沙場的老將，他們身上帶著日本人的子彈、國民黨的刀傷，美國人的彈片﹔他們當中有跛子、瞎子和獨臂者，但是，都沒有一個駝背的。在批鬥台上，他們被強制著深深地低下頭，眼楮裏卻是不屈服的目光。
五百萬人民解放軍正在成為文革派的最大障礙。鬥爭將是長期的……
歷史又翻到新的一頁：1976年10月21日，已成為法新社北京分社首席記者的比昂尼克這樣寫道：“10月6日夜，中共依靠軍隊的鐵碗一舉粉碎了妄圖篡權的‘四人幫’。這是文革以來中國政治舞台上最激烈的一次較量，它的淵源可以追溯到九年前的一次抗爭——一九六七年的二月，中共軍方對極左分子篡奪軍權的陰謀作出了強烈的反應，從而為中共在緊急關頭扭轉乾坤保存了打擊力量。而作為那次鬥爭的著名領導人之一的葉劍英元帥，正是這次粉碎‘四人幫’的領導者之一……”
槍桿子裏出政權，槍桿子裏出審判，槍桿子裏也出絕對真理，正是由於王、張、江、姚均沒有得到權威軍方的支持，所以最後輸得一敗涂地，至死再無抬頭之日。
可惜歷史不允許假如，假如當年沒有發生所謂的“二月逆流”，假如當時已是黨中央大權在握的王、張、江、姚這些文革“既得利益派”，能夠得到軍方絕對支持，日後承擔“四人幫”所謂“篡黨奪權”下場和結果的就有可能是另一派政治對手了，中國的將來或許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成者為王，敗者為寇——任何朝代，民心，其實都是被利用的。所謂打倒“四人幫”，所謂“人民的審判”、“法律的審判”，不過是一場不流血的“宮廷軍事政變”罷了﹔所謂“篡黨奪權”，不過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指控形式罷了，王、張、江、姚分別擔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員、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等職務，他們如何篡自己的黨、如何奪自己人的權，只不過他們是“有紀律無組織”的“烏合之眾”、政治賭徒而已。他們不但沒有在血腥戰場上出生入死的經歷和戰功，也沒有政治謀略，智不足、理不足無以服眾，而且在1967年的時候就過早地暴露了自己奪權的企圖，一旦毛澤東這個保護傘落下，眾叛親離，葉劍英看不上他們，華國鋒更是提防他們，所以他們的下場就是政治敵人的下場：被武裝鎮壓，置於死地，毫不留情。(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