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6日訊】美國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中國項目主任、高級研究員裴敏欣今年三月在哈佛大學出版《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掉入陷阱的中國轉型：發展專制體制的局限）》以及在《Foreign Policy （外交政策雜誌）》發表《The Dark Side of China’s Rise（中國崛起的黑暗面）》，揭示了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來最深層的癥結。最近他在北京、上海、香港等地連續舉行了幾場講座，筆者作為聽眾，根據現場記錄和網上有關資料作如下綜合報道。
經濟和政治改革掉進「陷阱」
過去二十年中，中國經歷了資本主義革命巨變，現今的經濟總量是二十年前的六倍。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在全球經濟中還微不足道，如今它已經是世界第三大貿易大國。但是，如果以為這些耀眼的經濟數據能給中國帶來了更多的民主的話，那就錯了。不管「經濟發展引起政治改革，導致民主化」、「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會引起政治漸進改革」理論，還是東亞現代化模式，在中國找到的都是負面証據。這是為什麼？
國家核心壟斷，市場經營效率低下，經濟利益靠國家支配，這就不僅是政治轉型墮入「陷阱」，經濟轉型也墮入「陷阱」的緣故；即一黨專政導致的掠奪型的「陷阱」。八十年代中期，中國領導人認真地討論並制定了民主改革的藍圖。今天，政治改革成了禁區。發端於八十年代的加強人大、鄉村選舉以及建立現代司法制度等，自從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屠殺以來，不但停滯而且後退。這有三方面原因：
一，在專政體制下經濟發展為非法執政提供了「合法性」的「証據」，從而為反對政治改革製造了最佳藉口。二，在專制體制控制下，巨大的經濟增長，政治權力得以轉變成經濟利益，並對經濟資源實行控制。統治精英們知道，現在失去的不僅僅是政權，而是失去經濟資源。經濟發展了，稅收多了，反過來又為統治集團的提高控制能力創造了條件。三，統治集團為適應新形勢有組織的政治反對派進行有選擇的鎮壓；拉攏收買社會精英如知識分子、專業人員及私營企業家，形成了新的社會精英聯盟。八十年代知識分子良心劉賓雁、方勵之沒有了，知識分子從中共的對立面，成了九十年代後中共堅定盟友，工農這兩個傳統的盟友被中共拋棄，成了邊緣化、赤貧化的弱勢群體。
可見在專政體制下經濟發展對民主化是有害的，起碼在短時期內是如此。知識精英一旦與政治精英和經濟精英結合成利益同盟，社會發展就失去了動力，發展就陷入了「陷阱」。
漸進改革的政治邏輯及其失敗
漸進改革忘了為什麼要搞漸進改革。漸進改革的政治邏輯是在後意識型態的政權裡進行的，統治精英為了政權的安全，採取了兩個措施：一靠強有力的社會控制，即使用暴力。但僅靠暴力不夠，還要有一個「利益聯盟體」，通過對經濟資源的支配，讓忠實追隨者得到實惠，把追隨者牢牢地綁住。這樣政權便穩固了。
漸進改革有個內在矛盾。按理經濟改革的市場化越高越好，因為這是提高效率的唯一途徑。但市場化使後意識型態國家政治精英的生存受到威脅，於是他們就抵制市場化，因市場化削弱了權力對資源的支配。因此「漸進改革」成了共產黨唯一的選項：完全不放不行，但不一下子放，要慢慢放：不放的部份是大塊，是核心；這樣仍然可以支配和控制資源，才能上下其手。仔細觀察發現，放的都是租金不豐厚、競爭厲害、利潤薄的行業；最終控制的、改不下去的肯定是租金最豐厚部份，如金融、保險、電訊、鋼鐵、運輸、能源、自然資源等資本密集的行業。
為阻止這些行業開放，統治精英會顯得異常誠實，他們公開承認：「這觸及到我的部門利益啦！」經濟利益一牽涉到政權穩定、生存問題，誰也就不敢拍板。從理論上解釋，中國經濟改革就是要改革最有影響的行業，如果有改革的勇氣，就要開放銀行金融業；把幹部任用權由中組部移交給董事會。但是計劃經濟是中共政權的生存基礎，所以共產黨就是抓住不放；銀行是私人金庫，批個條子十億、五億，也不用還。這就是交易，分配利益，形成了政治聯合體。
另一面，漸進改革之行業內部利益與政權利益是完全相衝突的，行業只看個人、小集團的短期利益。這就是為什麼越是壟斷行業，腐敗越嚴重，漏洞也越大。除銀行體系外，糧食流通體系也非常腐敗，壞賬幾千億元。漸進改革是後意識形態政權的生存之道，但又與行業內的人有利益衝突，於是漸進改革也改不下去了，實際上漸進改革也沒有成功的例子。對經濟自由度所作的調查中，有關法規、國際貿易、金融政策和法律構架的最新數據顯示，中國在一百二十七個國家中排名是倒數第三，低於東歐國家、印度、墨西哥及所有東亞鄰國，僅高於緬甸和越南。
轉型時期會出現掠奪型政權
國家既可能是發展的推動者，又可能是對社會掠奪者。在專政體制下權力缺乏制約，國家容易成社會的掠奪者。
一，從產權理論、委託代理人關係來解釋，轉型過程中產權分配，一旦出現產權下放，精英掠奪就會出現。二，轉型過程中由於權力下放後上級對下級監督失靈，中國政府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最大的問題還是出現在委託代理這一層面上，主要是監督成本過高。三，在轉型過程中，突然出現退出機制，則影響成員對集團的依賴和對將來的預期，使成員在最短時間內把投資回報最大化，把對政權的投資提前兌現。最大化之後就退出，甚至退到美國、歐洲去了。四，總體意識型態變化，地方政治精英利益最大化就是對社會實行掠奪，產權下放，他們掌握資源多了，加上監督機制失靈，掠奪的風險很低。根據中組部問卷調查，基層官員對共產黨基本意識形態根本不瞭解，連四項原則內容都不知道，更談不上對共產主義有什麼信仰。這種心理變化、體制約束失靈，權力分散，從而導至瘋狂的掠奪性行為。
集團性犯罪腐敗、結構性腐敗最具危險性，這是把政府的公權小集團化了。黑龍江省徐桂芝案，涉及四百多名官員，包括省長、副省長、省檢察院長、高級法院院長以及十三個省委領導中的八個。瀋陽、福州等三十多個縣和地區的市委書記、市長等官員的名字出現在涉及謀殺、勒索、賭博、賣淫的黑社會團夥的薪水單上；湖北襄樊市一個案件中七十多個官員涉案，其中縣市一把手三十多人。成建制腐敗的國家政權一旦掉入陷阱，就出現巨大的「治理赤字」。教育、衛生、環保一系列都出了問題，因為統治精英只為自己服務，而不為大眾服務。打破這個困局幾乎毫無辦法，為了巨大利益，為保護分利集團，中共總是強詞奪理地說它如何偉光正，証明現狀是如何最合理。
改革已無法爬出「陷阱」，這就是中國今日的困境。
轉自《動向》２００６(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