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國現行政體的弊病
權力趨向腐敗，絕對的權力絕對地腐敗.
（英文原文為：Power tends to corrupt,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
——[英國]十九世紀歷史學家阿克頓勳爵
中國現行政體已實行了半個多世紀，雖然還沒有前蘇聯存續的時間長，但歷時也不短了。與它先後建立的同類政體大多已作古了，剩下的屈指可數。個中原由，實在值得深思！如果說它在誕生的初期曾經生氣勃勃，那麼到了今天已盡呈衰敗腐化之態。無論是它的黨政體制，還是立法體制和司法體制，都是弊病叢生。尤其是它的司法體制，更是問題多多，民怨沸騰。若不從根本上改革，並建立起憲政民主政體，是不會有什麼好的出路的。
腐敗與現行政制的關聯
僅從一些公開見諸報端的案例，就不難瞭解腐敗已經發展到何等觸目驚心的地步：
原海南省東方市市委書記戚火貴任職6年，竟貪污了1300多萬元錢。
更有甚者，廣西壯族自治區貴港市原副市長李乘龍僅用了4年時間就搜刮了1000多萬元錢財，幾乎是日進萬金。在封建時代，形容官吏腐敗，曾有「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之說（吳敬梓：《儒林外史》第八回）；而今真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還有更厲害的角色：遼寧省瀋陽市的常務副市長馬向東於1999年6月底率兩名高官由港商陪同在澳門豪賭，一天之內就輸掉了3600萬港元（這些錢如果用來安置下崗職工，該能解決多少人的生活困難啊！）。馬向東事發後，瀋陽有七八名貪官因受賄巨大聞風外逃，13名高官被隔離審查。（詳見1999年8月2日《羊城晚報》和1999年第9期《南風窗》雜誌秦朔的文章「夏天：與錢有關的問題」）。
還是在這個瀋陽市，人民檢察院技術處的副處長杜福泰，一直被認為是「優秀檢察官」；結果卻於1999年7月2日在瀋陽市東郊由他購置的一處豪華歐式別墅中，與他的情婦一道被幾個劫財的初中生殺死。身後留下近百萬家產（據計算：他1986年轉業到檢察院，至死時一共13年，開始時每月工資40多元，提為副處長後為860元，他這13年不吃不喝攢起來也不到7萬元）。
原湖北省政府駐港辦事處主任（副廳級）金鑒培僅在1997年2月至1998年8月一年半的時間裏，就貪污、挪用公款1．88億餘港元（合人民幣1．9億多元）用於個人賭博和炒作期指（難怪香港人普遍擔心回歸後大陸官員會把貪污腐敗的惡習帶到香港）。案發前，除歸還4480萬港幣外，其餘全部損失。
原湛江海關關長（副局級）曹秀康任職期間，利用職務之便，收受賄賂折合人民幣243萬元（據說遠不止這些），並造成走私分子偷逃關稅達4億多元。湛江市原市委書記陳同慶就是走私分子的保護傘，在他的支持和參與下，僅其子陳勵生從1996年初到1998年9月，就走私汽車1900多輛，柴油43000多噸，偷逃稅款1．9億元。據已查實的情況，湛江特大走私受賄案，涉及公職人員259人，其中局級幹部16人，處級幹部64人。
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原浙江省委常委、寧波市委書記許運鴻在任期間，利用職權為其妻子和兒子牟取錢物合人民幣近700萬元。寧波經濟犯罪案件共涉及違法違紀人員76名，其中省部級1名，廳局級幹部13名，縣處級幹部26名。這些人所造成的經濟損失達10幾億元之多，如果分攤在寧波500多萬人民的頭上，平均每人200多元。
原河南省新鄉市委書記祝友文任職期間貪贓枉法、營私舞弊；為了掩蓋自己的罪行，竟利用職權指使黨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非法截扣群眾的舉報信件200余封；還非法動用公安機關使用專政手段追查舉報人。
河南省平頂山市原政法委書記李長河在貪污索賄被告發後，竟雇傭殺手殺人滅口，群眾給他起名叫「蠍子書記」。（見1999年10月15日《週末》）
原廣西壯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徐炳松利用職權，通過批土地、工程、貸款等手段共收受他人現金、實物折合財產總計人民幣1600多萬元。
福建省政和縣是全省最貧困的縣份之一。這個縣原縣委書記丁仰甯卻照樣大收「紅包」，因此被稱為「紅包書記」。「升官不發財，請我都不來，當官不收錢，退了沒本錢」是丁仰寧的當官信條。他在政和縣任職僅兩年多，就收受紅包100多萬元，成為這個貧困縣的「百萬富翁」。在丁的「紅包醜聞」中，涉及黨員幹部200多人，其中地廳級幹部1人，縣處級10人，科局級90多人。從此案可以看出權力腐敗已達到何等嚴重的程度。
2000年新年伊始，國內媒體又披露出驚人大案：中央派出由400人組成的專案組，於1月17日抵達福州，對廈門800億人民幣特大走私案進行調查取證。1999年8月，中紀委副書記劉麗英就已率工作組進駐廈門，但涉案人數不斷增多，級別愈來愈高。廈門市副市長藍甫及一批高官在逃。涉案官員已達160人。工作組規定，廈門處級以上官員暫時不得出境。（2000年1月27日《中國合作新報》頭版）
江西省原副省長胡長清利用職權大肆索賄受賄，採取向有關部門負責人批條子、打招呼、下指令等手段，通過為他人解決貸款、建築工程項目、營業執照、赴港定居、汽車過戶等問題，從1995年5月至1999年8月，先後90次收受、索取他人錢物，折合人民幣共計544萬餘元、港幣94萬元、美金8萬元，以及價值97萬餘元的高級手錶、鑽戒等貴重物品；此外還有161萬余元不明來源的財產；且道德敗壞、生活腐化墮落，情節惡劣。頗具諷刺意味的是：這樣的一個「三胡幹部」（胡吃、胡吹、胡來），在剛剛過去的「三講」運動中得到了「政治上堅定，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在政治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的考評。老百姓說，像這樣的「三講」還不如不講。（參見鍾繼軒：《胡長清，讓我們悟出了什麼？》，載2000年第5期《半月談》）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成克傑在任廣西壯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和人民政府主席期間，利用其職務便利，單獨或與其情婦共同收受賄賂款物合計人民幣4109萬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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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案例即使在被揭露出來的腐敗事件當中，也只是極小的一部分，連「冰山之一角」都算不上。類似的事例多得不勝枚舉。
由於制度性的原因，造成不僅高中級官員貪污腐敗，而且上行下效，基層幹部也不示弱，腐敗竟成風氣。例如1998年長江大洪水中簰洲灣大堤決口，洪水過後，當地一些村幹部多報倒光戶（房屋全部倒塌戶）數量，冒領救災建房款。有的鄉幹部在縣城買了新房，而有的倒光戶竟然一分錢也沒拿到。幾十裏長的大堤加固工程也被當地有來頭的人瓜分掉了，縣裏往下發包每方土9.5元左右，經過層層盤剝，多數施工單位只能拿到每方5元多的工錢。「國家的政策為什麼落不到實處？簰洲灣的情況說明，下層腐敗已經像一種可怕的‘電腦病毒’，使那裏維持社會運轉的硬體—行政系統，不能支援軟體—國這家政策的良好運行。」（見1999年8月15日《中國青年報》張金嶺/文）
專欄作家余衛國在題為《五大仇敵》的文章中寫道：「當前阻礙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有五大仇敵，它們是自私、愚昧、懶惰、狡詐和腐敗。」其中，「最大的敵人是腐敗。一個不到6萬人的國家特級貧困縣，吃財政的就有5000多人，有小車100多輛，當地幹部對世界最先進的‘小額貸款扶貧方式’不感興趣，因為那樣的錢要報細帳，且不掌握在他們手上。他們最熱心的‘事業’就是打報告要扶貧款。僅3年中大寧縣被查出的擠佔挪用資金就達1000多萬元。越有權越有錢就越能貸到扶貧款。至於在位掌權的大小官員。婚喪、生子、滿月、周歲、十二歲、祝壽、開業、暖窯給人們發通知，敲詐財物的司空見慣。在這樣的環境下，扶貧焉能不越扶越貧？」「大寧籍老幹部、原國務院計畫起草小組軍工組組長范銘痛心地說：‘解放前沒有一分錢的補貼，大寧還是有名的‘小金殿’呵！解放後，國家年年給，年年吃國家財政補貼，越吃越多，現在竟成了全國有名的‘特困縣’了。」文章作者最後得出結論：「今日的中國確不需要急風暴雨，而是需要深入有秩序地推進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改革。否則，就不可能標本兼治；推進現代化，只是空發道德議論而已」。（1999年8月27日《南方週末》第13版）(待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