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3日訊】互聯網時代的來臨為中共密不透風的意識形態控制鐵牆鑿開了缺口，在文革浩劫煙消雲散的二十多年以後，中國的獨立知識份子並沒有因為之前當局一系列對自由言論的瘋狂壓制和對異議人士的殘酷迫害而停止對民主自由的呼喚。六四慘案後中國社會的肅殺氣氛雖說創造出了不計其數的犬儒百姓，但並不能完全湮滅一些人內心的良知。面對當局色厲內荏的淫威和打著人民旗號的數百萬軍隊，中華大地上依然回蕩著正義的聲音。從天安門母親運動到蔣彥永醫生為六四正名，從孫志剛事件到太石村罷免風波，從兩個月前的汕尾驚天血案再到現在的絕食維權，無不折射出中國獨立知識份子以國家民族的發展為己任而無所畏懼的可貴精神。他們以自己的崇高人格和正義行為在世人的面前樹立起了一尊尊不朽的豐碑，同時也給本以為武力萬能的當局帶來了不住的驚嘆，”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正是這個時代的真實寫照。在當局對傳統媒體已經全面操控的情況下，網絡自然而然要承載著光榮而艱巨的歷史使命。
然而，非常不幸的是，科技的迅猛發展既為人們的生活提供了便利，也為當局封鎖網絡提供了技術支持。一些黑心的西方公司在利益的驅使下，為了討好中共當局而不惜放棄良知善念，致使當局對網絡的封鎖已經是無孔不入。今天的”世界互聯網”已經成了名副其實的”中國互聯網”，那些渴望了解到歷史真相的人們在資訊渠道日益多元化的今天仍然要強忍當局嚴酷的新聞封鎖和言論管制。部分有幸突破封鎖的人在海外媒體表達自己獨立的思想或是傳遞社會信息的時候，甚至被當局以這樣或那樣的罪名關進其專制的牢獄，諸如雅虎式的西方大公司更是恬不知恥地充當著當局迫害獨立知識份子的幫凶，因此，在權力凌駕於一切之上的中國社會，網絡不能不說是讓人歡喜讓人憂。
每一個熱愛自由的中國人，都渴望資訊渠道的暢通和表達渠道的暢通，但這兩項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都難以成為現實。能夠掌握突破封鎖的新方法而登陸到自由媒體的人，在接觸到海外的自由資訊時，無疑會覺得世界赫然開朗，這種難以言表的喜悅是中共所無法給予的。中共在建政之前對民國時期言論狀況的詬病並不意味著之後的中國在它的統治下就能真正實現言論自由。中共前黨棍江澤民在位時所力倡的”輿論導向”和”主旋律”已經明顯標誌著中共對中國人民的巨大欺騙，並侵蝕著其統治合法性的民意基礎。魯迅所處的時代，民間尚能辦刊辦報容許他那如匕首的文字，而我們所處的時代，在國內竟然連發表主張在體制內改革或是解決社會問題的獨立文字的自由都沒有，而且，想看一看海外網站都是登陸無門，障礙重重。在民主潮流日益浩大的今天，這實在是一個民族的奇恥大辱！當今中國，《憲法》上所呈現的東西，看上去，無不冠冕堂皇，天花亂墜，而現實社會卻與之大相徑庭。所謂的《憲法》所賦予我們的諸多神聖權利，幾乎全都被名義上稱《憲法》為”母法”的子法所取締。畸形的法律造就了不少國民畸形的法制意識。為了揚名天下，有些人不惜因幾元錢的蠅頭小利，而與人對簿公堂，迎合當局表現中國所謂的法治，而對於自中共建政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被其集團據為己有的公民選舉權和言論自權，絕大多數人都選擇了視力而不見，忍氣吞聲。在這種體制和社會環境之下，能夠堅持自由言說的人不光需要區別於普通人的良知，更需要不屑於世俗和強權的勇氣。
現實清晰地表明，中國社會距離公民社會還很遙遠，公民價值被廣泛地忽視，公民權利被廣泛地褻瀆，一些人正與時俱進地在當局的極權暴政和愚民教化下走向徹底的犬儒，走向埋葬人性，拒絕良知，漠視道德的墮落深淵！因此，在當下堅持以公民的身份進行維權尤其難能可貴。網絡給中國實現公民社會帶來了希望，當局封鎖網絡的黑手是想把這種希望扼殺於襁褓之中，以維護其獨裁的政治制度，拒絕民主選舉。試問當局：連言論和選舉自由都沒有如何能實現”和諧社會”？絕大多數維權者和異議人士其實都是主張在維護當局的統治和遵守法律的原則下解決社會問題的，但草木皆兵的當局卻將他們統統視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加以打壓。在八十年代胡趙執政時期，中共曾一度汲取文革的慘痛教訓，對獨立知識份子給予一定的尊重，但到了江澤民時代，政治空氣便日益齷齪，儼然回到了風聲鶴唳的十年文革。當局把異議人士說成是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它們對輿論的控制也就順理成章地成了維護社會穩定的”合法”行為。鄧小平提出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後，”經濟建設”和”全民奔小康”似乎成了中共治國的當務之急。其實，僅僅追求生活水平的提高，並不能說明當局把老百姓當人看，因為這只是在宣揚人的動物屬性，而非宣揚人是萬物之靈的人性。不具有最起碼的公民權利的人即使擁有再多的社會財富，從精神上講，他都是殘缺不全的。從來就沒有哪一個共產社會能實現烏託邦式的共產主義，”按需分配”，只是共產黨利益集團內部成員的稀有特權。當局在經濟領域所做的一切努力，其終極目的不是為了人民福祉，也不是為了國家的富強，民族的進步，而是為了追求其集團利益的最大化以及利用經濟增長的面具來裝飾其執政的合法性。
胡溫上任後，所做的唯一一件得民心的事情便是對”三農”問題的重視，然而，這種重視和對其它問題的解決一樣，並非出於他們的政治自覺，而是輿論壓力和當局自身危機意識的共同作用結果。在言論控制方面，胡溫和其前任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近幾年因言獲罪的網絡異議人士數量已經大幅攀升，並正在愈演愈烈。他們對國內媒體的控制也是異常嚴厲，僅2005年遭遇整肅的報刊就有差不多十來家。網絡的出現，為中國的公民社會萌芽提供了一堆新鮮的土壤，而公民社會的種子卻需要知識份子，尤其是自由獨立知識份子的播撒。眼下，中共對人們網絡活動的嚴重干涉和對異議人士的無情打壓向追求民主與自由的人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宣揚自由民主理念的同時，我們更應該身體力行地去維護自己以及他人的合法權益，不斷地向長期封鎖在中共信息監牢中的人們傳授突破封鎖，擁抱自由的方法，爭取在更多人的努力下實現中國社會的民主！
2006年2月10日
原載《議報》第237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