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3月11日訊】建設中國「新農村」——這是2006年中國「兩會」及未來十數年中國家新發展的重大方略。但中國的三農問題為什麼50數年以來、一直不能得到歷史性的根本解放呢？中國57年來「三農」的歷史癥結又在何方？21世紀今天，中國已經實施了20數年的「市場經濟」能徹底解決中國「反哺」「三農」而根本解決問題嗎？中國今天發起的「新農村」運動能跨越57年來「三農」而將中國農民帶向小康社會嗎？
經過近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中國9億農民（是指非城鎮人口、「農業戶口名簿」持有者），依然長期、50數年沒有「國民待遇」身份，沒有就業保障、沒有勞動保護保障、沒有醫療衛生保障、沒有土地保障、沒有受教育的保障。中國農民及「三農問題」，是中國原「計劃經濟」留下的歷史老大難問題，是因為中國國家、社會制度人為的將中國公民分為「城鎮居民」與「農村人口」（又稱「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國家供應糧戶口」和「非國家供應糧戶口」），而生成的國家公民身份的「差別」。
講到中國「三農」，必須講土地的問題，而中國50數年「三農」問題的源頭，是中國農民根本沒有土地的「產權」，按照中國《憲法》規定「一切土地歸國家所有」，——這就是中國「三農」的根被徹底懸空，農民、農村、農業——沒有「所有權」的土地，「三農」的本質還有什麼？這是全世界為數絕無僅有的沒有理清土地與「三農」根本源頭制度的幾個國家。幾乎全球的「市場經濟」國家，都是把產權與土地與房屋進行掛鈎，中國50數年「三農」問題長期呆滯，就是因為農民沒有土地的產權。「使用權」是什麼？有主權的意義嗎？
2006年，中國新政大張旗鼓的重新定義和發起建設中國「新農村」運動，但能取什麼樣的結果呢？中國自1982年開始發起的中共中央「一號檔」，到2006年延續了20數年再次以執政黨最高決策、八個「一號檔」都成了中國「三農」的未竟事業，是否再10個、15個、20個「一號檔」的這樣一直發下去？「一號檔」多，一方面是國家的高度重視；而另一方面則是「一號檔」的長期無能、根本無法落實到位！一個國家的國策、方略的長期需要指明到達，又長期無法到達、不作為，這難道還不是源頭國略出現了嚴重的悖論？是否國家源頭根本國策應該重新審視？
「八個」、跨越二十數年的中國最高決策的「一號檔」，都不能根本解決中國的「三農問題」。那麼，今日中國新一論的「新農村」建設，中國50數年的源頭制度和土地方式能否得到更新、正視和理清體制的源頭方向嗎：
一、土地「產權」論
中國農民能擁有自主的土地「產權」嗎？沒有土地「產權」的農民，就永遠沒有主權；沒有主權，就只能擱置「生存權」與「發展權」——絕大多數中國農民，50數年沒有發展壯大、富強起來，這與所有「市場經濟」國家的國家、社會體制有著根本源頭的不同。這是中國需要從國家體制根源上解決的生態環境問題。一個國家社會體制由「計劃經濟」回歸「市場經濟」了，而土地產權是否也該歸還它的主人？——這是「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在國家制度體現在土地上最根本原則的區別。
全球的「高收入國家」、「中上等收入國家」，自所以取得了年人均國民總收入10000美元以上、3000美元以上的財富，就是因為取得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國家「產權」歸位。土地「產權」，是最基本財富之源，國家占絕對大頭，而個人也應該有小頭，否則人們創造的所有財富，以什麼為依託？不管是城市人口或是農民人口，其最大的財富都要以土地為依託，城裏人的房屋要依託地產，農民要依託土地。理順中國「市場經濟」的土地「產權」制度，是中國改革開放、市場經濟能否成功的最後一步關鍵的生死棋。
二、「國民待遇」論
中國農民何時能擁有「國民待遇」？沒有中國的「國民待遇」，讓中國農民參與中國社會的就業、勞動、醫療衛生、受教育等等耗去50數年、整個一生的產出與價值。中國可以徹底打破原「計劃經濟」遊戲規則，可以給予中國9億人口當然的「國民待遇」身份嗎？
「國民待遇」的洪溝，已經在中國合呼法律的存立了57年——這是中國國家的戶口制度人為分出的階級貧富論。
「國民待遇」，是這個國家全體公民的一種生態環境。正是這個生態環境的不公正、不公平，才是中國公民57年至今被割裂成「城鎮人口」與「農村人口」，沒有任何社會保障、沒有任何社會公平環境的農民，怎麼能與這個國家一起發展壯大？新中國的57年以來，長此以往，惡性循環，「三農」之難豈不難於上青天！
三、「第一桶金」論
中國沒有土地的「主權」，中國農民怎樣取得建設「新農村」的「第一桶金」(其實，「新中國」革命之初、毛澤東提倡的「打土壕，分田地」就是「第一桶金」的曆史舉錯)。到21世紀，中國所有城市建設，幾乎都納入了中國國家和地方政府的發展與建設的投資規劃，中國絕對龐大的農村——9億人口生存的農村卻從來也沒有納入基本建設，那麼9億以上人口生存地的龐大農村怎麼辦？中國「新農村」主人——主體的9億農民，從何處、怎樣才能取「第一捅金」而用自己的雙手來建設小康？來親手建設中國未來的「新農村」？
按著數百年來「市場經濟」資本產出的定律：所有的產業和所有人的「第一桶金」都是必不可少的。中國「三農」更是需要，由於57年來、中國絕大多數農民不僅沒有聚集起自己的「第一桶金」，甚至遠被城裏人甩在了近30年改革的最底層。沒有「第一桶金」、甚至生存都受到嚴峻挑戰的中國農民，怎樣奔向「新農村」用自己的雙手去建設中國自己的小康社會？
四、財經危機論
鄉村政權財務危機，據新華社3月4日題為《中國新農村建設「絆腳石」》電文報導，中國國家財政部早在2002年統計，在中國2860多縣政府中，其財政赤字縣比例高達73%，赤字問題占縣級財政支出總量的77%；而全國縣轄鄉、村債務總規模更是高達5355億元，鄉、村兩級公共債務平均每個縣高達2.55億元，暴露了中國縣級政府轄下，巨大的鄉、村財政黑洞。
2006年「兩會」溫家寶總理報告稱：本年度中央向農村轉移支付3397億，要不要填上中國鄉村5355億元的債務？
是年「兩會」政府報告還透露：中國政府用8萬億元建成「新農村」。按著2006年3397億這樣的規模進行投資下去，那麼中國要25年時間才能完成8萬億元的投資規模，但這些投資只包括轉移支付、民族地區、「三獎一補」、農村義務教育、農村合作醫療、農村基礎建設等六個方面。但需要更大投資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就業保障體系等未列入規劃。
五、存廢鄉、鎮論
中國農村最基層的鄉、鎮、村政權建設依然存在體制管理的嚴重衝突。首先、鄉、鎮這級政府構架是廢存問題？若中國政府改革設置是四級（如直轄市的機構設置為：中央，直轄市，縣、縣級區，鄉、鎮等4級構架。或五級，如廣東省、河北省等大多數省份是：中央，省，地級市，縣、縣級市、縣級區，鄉鎮等5級構架。而新疆自治區的設置是：自治區、兵團，副省級自治州〈如伊犁哈薩克自治州，相當於副省級，又管轄自治州和地區、地級市，地區又管轄縣等〉，地區、自治州、地級市、師，縣、縣級區、團場，鄉、鎮等有7級）政府構架，沒有了農業稅那可收，那麼鄉、鎮級政府怎麼辦？最基層的村級是最基層政權機構、還是自治組織機構？鄉村政權的選舉，通常長期由「民政局」組織管轄，與縣、鄉級政府「人大」、村基層村民委員會缺乏對口鏈結的溝通機制。長期致鄉、村政權建設與延續存在嚴重的選舉管理悖論。
2006年3月5日，國家總理溫家「兩會政府」報告說：「農村地區，今年將從中央政府支出中獲得3397億元」——這是中國政府迄今為止，直接反哺中國農民的最大一筆資金。但值得中國57年以來與歷史性徹底思索的是：跨越20數年，中國最高決策的8個「一號檔」為什麼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三農」的歷史貧困格局或生成中國「新農村」的良性生態環境？也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9億農民的根本命運？？反而，中國農民因「讀書」則出現更加貧窮落後（見2006年2月23日《南方周末》封面《鄉村教師含淚供弟上學》文章），中國農民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能建立起中國57年沒有、現在開始建立的中國「三農」健康發展的生態環境嗎？
資本主義最根源性發明創造之一「產權革命」，能運用於中國「三農」未來、改變中國農民的根本命運嗎？
資本主義的「產權」制度，能應用於中國新興的「市場經濟」、農民與土地的「中國特色」——「新農村」建設嗎？否則還有它路來引領中國9億農民、來跨越57年的貧窮落後、到達中國式「新農村」的彼岸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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