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1日訊】今天，我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我們的生存維度到底是什麼呢？
從「君天下」到「黨天下」無疑是一個時代的進步，因為天下由一個人專屬，發展到了由一個集團專屬，用美國著名政治經濟學家奧爾森的話說，在統治者者與民眾之間的「共容利益」得到了較大的擴張。然而，「打江山」、「坐江山」的專制主義思維並沒有隨著王朝皇權政治的覆滅而消亡，而是繼續寄生在「黨天下」的軀體中陰魂不散。由於專制主義思維和強大威權的慣性作用，真正廣泛的共容利益還無法形成，並取代小集團的狹隘利益。這與民主政體下統治者和各階層之間所存在的廣泛的共容利益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因為，在民主憲政制度下，統治者的權力來自於人民的授權，受到多方面的監督和制衡，行使權力是有著嚴格的界限的；不僅統治者內部的權力通過分權形成相互制衡避免任何一方權力獨大，而且外部還有獨立的司法體制和自由的新聞媒體進一步加強了對統治者權力的監督和制衡。
偉大的古羅馬法學家西塞羅說過：「為了得到自由，我們才是法律的臣僕。」那麼，我們為什麼要選擇、服從黨的領導？我們的自由和權利能夠由此而得到切實保障嗎？現實是，黨的領導是一切，一切歸黨的領導，任何人質疑不得，批評不得。這就是最大的「政治」，必須堅持這一「絕對正確」的政治方向，而且這一條款還被載入了憲法，在當今世界上確立了獨一無二的「黨權憲法化」，以防旁人置喙。於是，在這一「政治方向」之下，政府是不能公共化的，人大是不能硬起來的，司法是不能獨立的，新聞是不能自由的，軍隊是不能國家化的，公共精神生活是不能暢所欲言的，批評家是沒有飯吃的，知識分子是不能獨立地擔當公共利益代言人的，網絡上的言說是不能碰處處設置的禁區的，言論與出版、結社與集會、遊行與示威等政治權利只能是躺在憲法的棺材裡不能隨便使用的。在這一「政治方向」下，違憲審查的主客體發生嚴重倒置，當權的官僚們搖身一變成為違憲審查的主體，高高在上，毫無限制地行使警察權力，而監控的對象變成了普通的老百姓，從事自由寫作的作家，民間維權人士，持不同政見者，網絡上自由言說的網友，說出真話反抗謊言的血性人士。在這一「政治方向」下，權力的中心也自然成為代表「真理」、闡釋「真理」的中心，權力的掌舵者同時擔負著教化全民的神父職責。權力披上了道德的神聖外衣，有權者有權給無權者講道德，無權者無權說出自己的道德。於是，黨權政治就演化為一種帶有政教合一色彩的准神權政治。而小民們只能是戰戰兢兢，噤若寒蟬，恭聽聖諭，規規矩矩，否則一不小心就會誤入虎堂。憲法沒有為我們捍衛權利和自由提供有力的明確的屏障，反而是裡邊確立的那一「政治方向」成了牢牢壓在我們自由呼吸的脖子上一把無形的枷鎖。
到底是這一「政治方向」更加重要，還是我們的權利和自由更加重要呢？我堅決不認為，這一「政治方向」就是永遠正確合理的，執政黨的領導永遠是絕對的，永遠是神聖的，永遠是無條件的，永遠是一勞永逸的。我們並不反對一黨執政，但是我們堅決反對隨意侵犯我們的自由和權利的「一黨專政」！一黨執政與「一黨專政」有著本質區別，一黨執政是法治下的執政，執政權限有限，受到法律的約束，以保護公民的權利和自由作為行動的界限；而「一黨專政」是高於法律之上的，不受法律的約束，並且把法律作為自己進行統治的工具。對權利和自由進行「專政」，無論多麼冠冕堂皇，在我們心中是永遠也不能被視為正當的。因為我相信在這個「絕對正確」的「政治方向」之上，還有一個更加「絕對正確」的原則，那就是──我們的權利和自由不受到侵犯。
是的，這也正是我們的生存維度，假如我們喪失了這一維度，我們就無可避免地陷入到被奴役、被愚弄的狀態中。我們的尊嚴也將不覆存在！
我們本來就是卑微地活著，但是台灣民主鬥士柏楊先生教導我們，「讓我們有尊嚴地活著。」身價卑微不等於人格卑微。我們的人格絲毫也不比官僚們的人格低。我們衷心希望能在這萬馬齊喑的大中華發出一些真實的聲音，哪怕是異端的聲音。做一輩子「沉默的大多數」太窩囊。眾人諾諾不如一士諤諤。魯迅先生說過：「總可以說些較真的話，發些較真的聲音。只有真的聲音，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因此，非得發出些較真的聲音不可！只有真實的聲音才是中國社會的福音，才能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
我們堅守自由主義信念，相信「批判正是科學的生命」，相信無論任何事件，我們都應該聽到不同的聲音；無論多麼「正確」的結論，都應該允許不同意見存在。求同存異，和而不同，共同發展，這才是民族前進和發展的真正動力所在。一個多元共處而自由並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格局正是今天的中國所急需的。我們期待用自己的努力來創造出這樣一個多元、開放、活潑的社會格局。
（2006年4月10日作）
轉自《民主論壇》(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