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11日讯】今天，我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生存维度到底是什么呢？
从“君天下”到“党天下”无疑是一个时代的进步，因为天下由一个人专属，发展到了由一个集团专属，用美国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奥尔森的话说，在统治者者与民众之间的“共容利益”得到了较大的扩张。然而，“打江山”、“坐江山”的专制主义思维并没有随着王朝皇权政治的覆灭而消亡，而是继续寄生在“党天下”的躯体中阴魂不散。由于专制主义思维和强大威权的惯性作用，真正广泛的共容利益还无法形成，并取代小集团的狭隘利益。这与民主政体下统治者和各阶层之间所存在的广泛的共容利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为，在民主宪政制度下，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于人民的授权，受到多方面的监督和制衡，行使权力是有着严格的界限的；不仅统治者内部的权力通过分权形成相互制衡避免任何一方权力独大，而且外部还有独立的司法体制和自由的新闻媒体进一步加强了对统治者权力的监督和制衡。
伟大的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说过：“为了得到自由，我们才是法律的臣仆。”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服从党的领导？我们的自由和权利能够由此而得到切实保障吗？现实是，党的领导是一切，一切归党的领导，任何人质疑不得，批评不得。这就是最大的“政治”，必须坚持这一“绝对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这一条款还被载入了宪法，在当今世界上确立了独一无二的“党权宪法化”，以防旁人置喙。于是，在这一“政治方向”之下，政府是不能公共化的，人大是不能硬起来的，司法是不能独立的，新闻是不能自由的，军队是不能国家化的，公共精神生活是不能畅所欲言的，批评家是没有饭吃的，知识分子是不能独立地担当公共利益代言人的，网络上的言说是不能碰处处设置的禁区的，言论与出版、结社与集会、游行与示威等政治权利只能是躺在宪法的棺材里不能随便使用的。在这一“政治方向”下，违宪审查的主客体发生严重倒置，当权的官僚们摇身一变成为违宪审查的主体，高高在上，毫无限制地行使警察权力，而监控的对象变成了普通的老百姓，从事自由写作的作家，民间维权人士，持不同政见者，网络上自由言说的网友，说出真话反抗谎言的血性人士。在这一“政治方向”下，权力的中心也自然成为代表“真理”、阐释“真理”的中心，权力的掌舵者同时担负着教化全民的神父职责。权力披上了道德的神圣外衣，有权者有权给无权者讲道德，无权者无权说出自己的道德。于是，党权政治就演化为一种带有政教合一色彩的准神权政治。而小民们只能是战战兢兢，噤若寒蝉，恭听圣谕，规规矩矩，否则一不小心就会误入虎堂。宪法没有为我们捍卫权利和自由提供有力的明确的屏障，反而是里边确立的那一“政治方向”成了牢牢压在我们自由呼吸的脖子上一把无形的枷锁。
到底是这一“政治方向”更加重要，还是我们的权利和自由更加重要呢？我坚决不认为，这一“政治方向”就是永远正确合理的，执政党的领导永远是绝对的，永远是神圣的，永远是无条件的，永远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并不反对一党执政，但是我们坚决反对随意侵犯我们的自由和权利的“一党专政”！一党执政与“一党专政”有着本质区别，一党执政是法治下的执政，执政权限有限，受到法律的约束，以保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作为行动的界限；而“一党专政”是高于法律之上的，不受法律的约束，并且把法律作为自己进行统治的工具。对权利和自由进行“专政”，无论多么冠冕堂皇，在我们心中是永远也不能被视为正当的。因为我相信在这个“绝对正确”的“政治方向”之上，还有一个更加“绝对正确”的原则，那就是──我们的权利和自由不受到侵犯。
是的，这也正是我们的生存维度，假如我们丧失了这一维度，我们就无可避免地陷入到被奴役、被愚弄的状态中。我们的尊严也将不覆存在！
我们本来就是卑微地活着，但是台湾民主斗士柏杨先生教导我们，“让我们有尊严地活着。”身价卑微不等于人格卑微。我们的人格丝毫也不比官僚们的人格低。我们衷心希望能在这万马齐喑的大中华发出一些真实的声音，哪怕是异端的声音。做一辈子“沉默的大多数”太窝囊。众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鲁迅先生说过：“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因此，非得发出些较真的声音不可！只有真实的声音才是中国社会的福音，才能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我们坚守自由主义信念，相信“批判正是科学的生命”，相信无论任何事件，我们都应该听到不同的声音；无论多么“正确”的结论，都应该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共同发展，这才是民族前进和发展的真正动力所在。一个多元共处而自由并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正是今天的中国所急需的。我们期待用自己的努力来创造出这样一个多元、开放、活泼的社会格局。
（2006年4月10日作）
转自《民主论坛》(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