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8日訊】最近我研讀了美籍印裔經濟學家阿瑪蒂亞．森的經典之作《以自由看待發展》，內心深處久久不能平靜。這些天閱讀這本寶典，我總是強烈地感受到這種新穎的「以自由看待發展」思想的洶湧波濤的劇烈沖擊。我的目光由此也深入地觸及到當今中國社會的發展問題。
《以自由看待發展》是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綜合他在經濟學基礎理論、經驗研究以及道德─政治哲學領域多年來的卓越成果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森徹底改變了狹隘發展觀的舊范式，闡述了人的實質自由是發展的最終目的和重要手段，並建立了全是21世紀人類發展的「自由聖經」。
阿瑪蒂亞．森在全書導論中開宗明義指出：「本書論證，發展可以看作是擴展人們享有的真實自由的一個過程。聚焦於人類自由的發展觀與更狹隘的發展觀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狹隘的發展觀僅僅局限於ＧＤＰ、技術變化、收入增長等僅屬於工具性的價值範疇。森進一步指出：「擴展自由被看成既是發展的首要目的，又是發展的主要手段。消除使人們幾乎不能有選擇，而且幾乎沒有機會來發揮其理性主體的作用的各種類型的不自由，構成了發展。……排除嚴重的不自由對發展是有建構性意義的。」森的這一論斷徹底革新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觀」，用「自由」作為衡量發展的基本準則，使「自由」成為發展問題的核心和終極目的。
森在《以自由看待發展》一書中雄辯地論證了，發展是涉及經濟、政治、社會、價值觀念等眾多方面的一個綜合過程，它意味著消除貧困、人身束縛、各種歧視壓迫、缺乏法治權利和社會保障的狀況，從而提高人們按照自己的意願來生活的能力。森根據大量的經驗研究資料，分析了發展中國家面臨的重大問題，闡明在實踐中富有成效的解決途徑。在強調市場機制、全球化對提高人們生活水平做出基礎性重大貢獻的同時，森指出還需要政府和社會在人的生存、保健、教育等領域承擔責任，更需要保障和促進人作為發展的主體在全面的社會交往和變革中發揮主動作用。
森的新發展觀是以人及其「人類基本可行能力」為中心的，它的最高價值標準就是「實質自由」，即享有人們有理由追求和珍視的那種生活的可能能力──實質自由。他就此指出：「實質自由生活包括免受困苦──諸如飢餓、營養不良、可避免的疾病、過早死亡之類、基本的可行能力，能識字算數、享受政治參與等等的自由。」因此，自由還包括各種「政治權益」，如失業者有資格得到救濟，收入在最低標准線下者有資格得到補助，每個孩子都有資格上學受教育等。正如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阿羅所高度評價的那樣：「在這本書中，阿馬蒂亞．森精緻、簡明而範圍廣泛地闡述了這樣一個概念──經濟發展就其本性而言是自由的增長。他運用歷史事例、經驗證據以及有力而嚴格的分析，顯示了廣義而恰當地構想的發展對自由完全不懷敵意，相反，正是由自由的擴展所組成。」
在森看來，人的稟賦是各有差異的，一個良好的社會並非是來「拉平」這些稟賦的不同，而是通過設立恰當的制度，讓每一個人充分擴展其生活權利和基本可行能力的空間，以實現各種功能性活動。因此，自由為發展之實質具體地表現為以下兩方面：
首先，自由是發展的根本目的，是價值之標準與尺度。在現實生活中，人們總是以種種不同的價值標準來衡量人們的生活及社會狀況（如效率、公平、正義、民主、法治等等）。但是，這些價值標準都只能反映人的生活或社會狀況的某一方面。比如，對現代三種最為主要的價值觀──功利主義、自由至上論及羅爾斯的公平主義，森認為，它們都是事先假定某些價值的要素優於其他的要素，而把另一些價值的要素排除在評價體系之外。但是，如果以自由的可行能力為評價標準，不僅不會把某些價值要素排除在外，而且會給予特定的價值要素以特定的側重。以自由為基礎的價值衡量標準能夠顧及功利主義對人類福利的興趣，自由至上論對選擇過程和行為自由的關切，以及羅爾斯理論對改善處境較差者的福利的集中注意。
其次，自由作為發展的工具性手段。工具性的自由就是通過自由幫助人們按自己的意願過有價值的生活或者實現各種功能性活動。它包括了政治自由、經濟條件、社會機會、透明性擔保、防護性保障等五個方面。森對此均有相當詳盡的論述。比如，所謂透明性擔保，就是指人們在社會經濟生活中所需要的信用。它取決於交往過程的公開性、信息發佈的公開性及保證信息的準確性。在社會的一切活動中，當事人雙方總是預期對方在談判時提供有關交易的全面而準確的信息，並且在達成合約後信守承諾。整個社會的運行就是建立在一定信用的基礎上。如果沒有這種信用，市場機制無法運作，社會秩序也無法生成──在一個講究信用的社會裡，才能保證以法治來確立交易當事人種種權利，才能讓人們遵守行為規則來保證合約的履行。而無論一個經濟體系運行得多麼好，總會有一些人由於物質條件不足給他們的生活帶來種種不利，甚至處於受損害的邊緣或落入貧苦的境地。這時，社會就需要有防護性保障來提供社會安全網，為那些遭受天災人禍或其他突發性困難的人、收入在貧困線以下的人，以及年老者提供扶持。防護性保障不僅是所謂的「福利國家」問題，同時也是民主制度的問
題。
森在書中尖銳批評了為威權主義辯護的所謂「亞洲價值觀」和「李光耀命題」：自由、民主會妨礙發展。森的論述為消解亞洲威權統治者的意識形態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武器。在威權統治下，人民根本就沒有自由選擇民主和意見表達的機會和途徑，怎麼能證明人民就不需要民主與自由呢？森有關「以自由看待發展」的論述，也為深刻認識轉型中國的許多問題提供了全新的視角。森的這一論斷足以打破某些政權在人權問題上關於所謂生存權和發展權的「二分法」定義，發展包括擴展自由，離開了自由選擇和公共表達，窮人總由別人「代表」著，靠得住嗎？再比如，這也為更深入思考中國的「三農」問題提供了重要的啟發意義。當代中國農民的貧困實質上是一種「制度貧困」、「權利貧困」以及由此導致的「能力貧困」，鄉村經濟陷入「不發展陷阱」實質上是農民的自由權利受到嚴重的體制性束縛。因此，實現鄉村轉型的首要任務是消除一切束縛農民「發揮其理性主體的作用的各種類型的不自由」及其體制性障礙，鄉村轉型的核心和實質是農民的自由選擇權利的全面恢復和不斷擴展。關於政治體制改革問題，本書給我們的啟示是，必須消除人為的對自由和權利的各種限制，包括開放言禁報禁黨禁，促進公共討論空間的培育和成長，擴大民眾的政治參與和話語權利，增強反對派的挑戰力量等，這不僅對發展可以起到重要推動作用，而且還是發展本身的建構性要素。一個有效的公共論壇，吸納各種價值觀的討論，對於形成全社會遵守的基本價值觀和行為規範具有重大意義。
提出並實踐所謂「科學發展觀」是胡溫「新政」中的亮點。「科學發展觀」的基本內涵被官方概括為「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堅持「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的要求」。通過上面的分析，「科學發展觀」還需加入自由的元素，並以促進和維護自由作為衡量發展的基本準則，才算得上是一個完整的「科學發展觀」。促進和保障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結社自由，也是促進發展，而且是發展本身的應有之義。相反，限制和破壞這些自由就是阻礙和破壞發展。這就是說，對社會進步的評判必須以人們所擁有的各種自由是否得到增進為基本准則。但是「政治自由」在中國直到現在還是一個諱莫如深的敏感話題，有人視政治自由和公民權利為「洪水猛獸」，政客們眼裡的「發展」更是從來沒有政治自由和公民權利這一標尺的。於是，剝奪和侵犯公民的政治自由和權利就變得那麼肆無忌憚，人民爭取和擴展自由的努力處處遭到打壓！不客氣地說，沒有「自由」這一準星，所謂的「科學發展觀」也就失去了靈魂！
用自由視角下的發展觀來看，那些為中國的民主與自由，為中國實現憲政而奮鬥的海內外有志之士絕不是「搗亂」分子，他們不計個人得失在幹著「傻事」，默默地承受著巨大的政治風險，就像魯迅說的他們是「民族的脊樑」，歷史是由這些傻子賦予了進步的前景。他們的努力告訴每一個尚未享受到民主與自由的中國人民主與自由的原則具有普世性，中國人同樣有資格享受民主與自由的春光雨露。他們也是為促進中國的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他們所付出的努力和做出的貢獻的價值不一定就比那些高居廟堂之上的當權者們低，因此值得我們去支持他們，去為他們喝彩！
我誠心希望有一天政治自由和公民權利能被置於發展的中心位置上，我們每一個中國人都能夠充分享受到由民主與自由給發展帶來的文明成果。為了中國的進步和發展，我們期待這一天的到來，我們要為實現這一夢想奮鬥到底！
（2006年4月26日）
轉自《民主論壇》2006-04-26(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