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4月28日讯】最近我研读了美籍印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经典之作《以自由看待发展》，内心深处久久不能平静。这些天阅读这本宝典，我总是强烈地感受到这种新颖的“以自由看待发展”思想的汹涌波涛的剧烈冲击。我的目光由此也深入地触及到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
《以自由看待发展》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综合他在经济学基础理论、经验研究以及道德─政治哲学领域多年来的卓越成果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森彻底改变了狭隘发展观的旧范式，阐述了人的实质自由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和重要手段，并建立了全是21世纪人类发展的“自由圣经”。
阿玛蒂亚．森在全书导论中开宗明义指出：“本书论证，发展可以看作是扩展人们享有的真实自由的一个过程。聚焦于人类自由的发展观与更狭隘的发展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狭隘的发展观仅仅局限于ＧＤＰ、技术变化、收入增长等仅属于工具性的价值范畴。森进一步指出：“扩展自由被看成既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又是发展的主要手段。消除使人们几乎不能有选择，而且几乎没有机会来发挥其理性主体的作用的各种类型的不自由，构成了发展。……排除严重的不自由对发展是有建构性意义的。”森的这一论断彻底革新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观”，用“自由”作为衡量发展的基本准则，使“自由”成为发展问题的核心和终极目的。
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雄辩地论证了，发展是涉及经济、政治、社会、价值观念等众多方面的一个综合过程，它意味着消除贫困、人身束缚、各种歧视压迫、缺乏法治权利和社会保障的状况，从而提高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生活的能力。森根据大量的经验研究资料，分析了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阐明在实践中富有成效的解决途径。在强调市场机制、全球化对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做出基础性重大贡献的同时，森指出还需要政府和社会在人的生存、保健、教育等领域承担责任，更需要保障和促进人作为发展的主体在全面的社会交往和变革中发挥主动作用。
森的新发展观是以人及其“人类基本可行能力”为中心的，它的最高价值标准就是“实质自由”，即享有人们有理由追求和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能能力──实质自由。他就此指出：“实质自由生活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能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因此，自由还包括各种“政治权益”，如失业者有资格得到救济，收入在最低标准线下者有资格得到补助，每个孩子都有资格上学受教育等。正如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所高度评价的那样：“在这本书中，阿马蒂亚．森精致、简明而范围广泛地阐述了这样一个概念──经济发展就其本性而言是自由的增长。他运用历史事例、经验证据以及有力而严格的分析，显示了广义而恰当地构想的发展对自由完全不怀敌意，相反，正是由自由的扩展所组成。”
在森看来，人的禀赋是各有差异的，一个良好的社会并非是来“拉平”这些禀赋的不同，而是通过设立恰当的制度，让每一个人充分扩展其生活权利和基本可行能力的空间，以实现各种功能性活动。因此，自由为发展之实质具体地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首先，自由是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价值之标准与尺度。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总是以种种不同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人们的生活及社会状况（如效率、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等等）。但是，这些价值标准都只能反映人的生活或社会状况的某一方面。比如，对现代三种最为主要的价值观──功利主义、自由至上论及罗尔斯的公平主义，森认为，它们都是事先假定某些价值的要素优于其他的要素，而把另一些价值的要素排除在评价体系之外。但是，如果以自由的可行能力为评价标准，不仅不会把某些价值要素排除在外，而且会给予特定的价值要素以特定的侧重。以自由为基础的价值衡量标准能够顾及功利主义对人类福利的兴趣，自由至上论对选择过程和行为自由的关切，以及罗尔斯理论对改善处境较差者的福利的集中注意。
其次，自由作为发展的工具性手段。工具性的自由就是通过自由帮助人们按自己的意愿过有价值的生活或者实现各种功能性活动。它包括了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防护性保障等五个方面。森对此均有相当详尽的论述。比如，所谓透明性担保，就是指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需要的信用。它取决于交往过程的公开性、信息发布的公开性及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在社会的一切活动中，当事人双方总是预期对方在谈判时提供有关交易的全面而准确的信息，并且在达成合约后信守承诺。整个社会的运行就是建立在一定信用的基础上。如果没有这种信用，市场机制无法运作，社会秩序也无法生成──在一个讲究信用的社会里，才能保证以法治来确立交易当事人种种权利，才能让人们遵守行为规则来保证合约的履行。而无论一个经济体系运行得多么好，总会有一些人由于物质条件不足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种种不利，甚至处于受损害的边缘或落入贫苦的境地。这时，社会就需要有防护性保障来提供社会安全网，为那些遭受天灾人祸或其他突发性困难的人、收入在贫困线以下的人，以及年老者提供扶持。防护性保障不仅是所谓的“福利国家”问题，同时也是民主制度的问
题。
森在书中尖锐批评了为威权主义辩护的所谓“亚洲价值观”和“李光耀命题”：自由、民主会妨碍发展。森的论述为消解亚洲威权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在威权统治下，人民根本就没有自由选择民主和意见表达的机会和途径，怎么能证明人民就不需要民主与自由呢？森有关“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论述，也为深刻认识转型中国的许多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森的这一论断足以打破某些政权在人权问题上关于所谓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二分法”定义，发展包括扩展自由，离开了自由选择和公共表达，穷人总由别人“代表”着，靠得住吗？再比如，这也为更深入思考中国的“三农”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发意义。当代中国农民的贫困实质上是一种“制度贫困”、“权利贫困”以及由此导致的“能力贫困”，乡村经济陷入“不发展陷阱”实质上是农民的自由权利受到严重的体制性束缚。因此，实现乡村转型的首要任务是消除一切束缚农民“发挥其理性主体的作用的各种类型的不自由”及其体制性障碍，乡村转型的核心和实质是农民的自由选择权利的全面恢复和不断扩展。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本书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消除人为的对自由和权利的各种限制，包括开放言禁报禁党禁，促进公共讨论空间的培育和成长，扩大民众的政治参与和话语权利，增强反对派的挑战力量等，这不仅对发展可以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而且还是发展本身的建构性要素。一个有效的公共论坛，吸纳各种价值观的讨论，对于形成全社会遵守的基本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具有重大意义。
提出并实践所谓“科学发展观”是胡温“新政”中的亮点。“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被官方概括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通过上面的分析，“科学发展观”还需加入自由的元素，并以促进和维护自由作为衡量发展的基本准则，才算得上是一个完整的“科学发展观”。促进和保障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也是促进发展，而且是发展本身的应有之义。相反，限制和破坏这些自由就是阻碍和破坏发展。这就是说，对社会进步的评判必须以人们所拥有的各种自由是否得到增进为基本准则。但是“政治自由”在中国直到现在还是一个讳莫如深的敏感话题，有人视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为“洪水猛兽”，政客们眼里的“发展”更是从来没有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这一标尺的。于是，剥夺和侵犯公民的政治自由和权利就变得那么肆无忌惮，人民争取和扩展自由的努力处处遭到打压！不客气地说，没有“自由”这一准星，所谓的“科学发展观”也就失去了灵魂！
用自由视角下的发展观来看，那些为中国的民主与自由，为中国实现宪政而奋斗的海内外有志之士绝不是“捣乱”分子，他们不计个人得失在干着“傻事”，默默地承受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就像鲁迅说的他们是“民族的脊梁”，历史是由这些傻子赋予了进步的前景。他们的努力告诉每一个尚未享受到民主与自由的中国人民主与自由的原则具有普世性，中国人同样有资格享受民主与自由的春光雨露。他们也是为促进中国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他们所付出的努力和做出的贡献的价值不一定就比那些高居庙堂之上的当权者们低，因此值得我们去支持他们，去为他们喝彩！
我诚心希望有一天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能被置于发展的中心位置上，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充分享受到由民主与自由给发展带来的文明成果。为了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我们期待这一天的到来，我们要为实现这一梦想奋斗到底！
（2006年4月26日）
转自《民主论坛》2006-04-26(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