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偉強:「清君側」計劃和第二次「西安事變」

張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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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14日訊】「九一八」和「七七事變」後,日本軍國主義大舉進攻中國,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中國河山大失,滿目瘡痍,中華民族到了生死危急的關頭。1936年12月12日,發生了「西安事變」,震驚中外,在多方的努力下,得以平穩解決,然而抗戰期間第二次未遂的「西安事變」鮮為人知,本文作一粗略敘述。

一.「清君側」計劃的由來和「倒蔣」密謀
1940 年後,中國抗戰形勢異常嚴峻,日軍在佔領東三省後,長驅直入,華北、華東、華南先後成為抗戰主要戰場,中國軍隊邊守邊退,大片國土成為淪陷區。當時國民政府中充滿了悲觀失敗情緒,動搖派塵囂甚上,投降派蠢蠢欲動,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在繼續領導全國軍民全面抗戰的同時,以汪精衛、陳公博、周佛海為代表的親日派公開投敵。出於民族危機感和對抗戰前途的焦慮,在陳誠擔任司令的國民黨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部的一批青年軍官認為,國軍之所以在抗戰中一敗再敗,主要是上層統治集團中存在著大批的貪官昏官和親日的軍政大臣,這些人圍繞著蔣介石,使蔣公的許多英明主張和抗戰策略無法完整貫徹和落實。他們認為要使中國的抗戰形勢改觀,必須採取有效而堅決的軍事手段,堅決地清除蔣身邊的危險動搖份子和腐朽官僚,使真正愛國力主抗日的精英人士進入國民政府統治集團的高層,輔佐蔣公謀劃抗戰的大計,支持蔣領導全國抗日,有效地動員國軍和人民,全面進行抗戰。這批軍官認識到,要成大事,必須擴展隊伍,增強力量。他們一方面通過進入陸軍大學的機會,四處尋覓志同道合者,另一方面積極與在華美國軍官進行聯係,以期得到支持和幫助。這一系列的密謀就是「清君側」計劃。

日本軍國主義在佔領中國大片領土後,繼續大肆推行軍國主義擴張政策,同時在東南亞和太平洋地區擴大戰線。美國面對太平洋戰爭的全面爆發和美國勢力範圍利益的重大損失,看到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的敗狀,朝野上下有相當一部份人對蔣領導抗日戰爭的能力表示了懷疑。甚至連羅斯福總統也表露出極大的擔心。他曾直接詢問過駐華美軍司令官、同盟國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將軍「你認為蔣介石能支持多久?」史迪威回答說,如果日軍再發動一次42年那樣的夏季攻勢,蔣介石就會垮臺。羅又問「那麼我們是否應該尋找某個人或幾個人來支撐局面?」史表示,「這樣的人選很可能都要指靠我們。」羅斯福的憂慮表示出對蔣的失望和「換馬」的動機。美國戰略情報局偵察到「清君側」計劃後,引起了極大的興趣,一方面指示駐華美軍加緊情報工作,另一方面則通過有關人員積極與參與「清君側」計劃的青年軍官聯係,並在暗中給與大量的支持和支援。美國方面特別是以史迪威為首的駐華美軍指揮官正是想借策劃「清君側」計劃的青年軍官之手,不僅要清除國民政府中的親日派動搖派投降派,更是要落實美國的戰略意圖,實施「倒蔣」行動,尋找和建立由一批堅決抗日和年輕有為的將領來執掌的政權,貫徹同盟軍反法西斯的軍事部署,儘快扭轉二次大戰中的不利形勢,扼制德國法西斯和日本軍國主義的擴張野心,確保美國的本土安全和在世界勢力範圍中的利益。

二.軍統侷截獲計劃和偵察
「清君側」計劃出籠後在謀劃過程中,很快被軍統局截獲,並送到了戴笠的手上。戴笠是蔣的得意心腹,由於在「西安事變」前沒有偵訊事變計劃,以至險釀成大禍,一直羞愧難忍,並遭到蔣的痛罵和訓斥。當戴得到「清君側」情報後,又驚又怕,一是已摸到該計劃的蛛絲馬跡,二是還不完全明瞭計劃的全貌,但深知這一情報的重要性和份量,它直接影響到領袖的生死存亡和國民政府的前途。經過深思熟慮,戴沒有輕舉妄動,而是制定了周密的偵察計劃,決心瞭解該計劃的「特工王、西北王、中原王」的「三王」之盟,並利用他們控制的軍界力量和特工力量打擊自己的政敵,而陳誠則也是「三王」打擊的主要對手之一。陳是否是「清君側」計劃和 「倒蔣」的主謀,暫無法斷定,只能靜觀。所以戴一邊命令軍統局有關站組和特工加強對該計劃的偵訊和調查,一邊命令特檢處加強對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部和陸軍大學內凡是與該計劃沾邊的人員進行嚴密的檢查和監視,搜集新的證據,以便及時作出決策。

「清君側」計劃的密謀活動在美方面的支持下一直秘密進行著,其組織密謀工作相當嚴密,戴笠雖然動員了軍統局和其它特工力量,但進展甚微。然而到了1943年,偵查工作獲得了突破性的進展。那時日本軍國主義戰火燃遍了東南亞和太平洋地區,中國的抗戰也進入了最艱難的年頭。43年2月蔣介石作為同盟國中國砸取最高指揮官命令成立「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部」,並調陳誠擔任遠征軍司令長官。陳即從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部調派了大批人員趕赴雲南楚雄組建司令部,這樣一批策劃「政變」的青年軍官藉機大量滲透進遠征軍司令長官部,並利用這一天賜良機加快了計劃進展和實施綱領。不久他們擬定了「政變」的組織章程、行動計劃及詳細方案,並決定了行動的時間定在「西安事變」7週年的紀念日——1943年12月12日。儘管他們的「政變」計劃嚴密細緻,但是卻忽略了一個致命的保密問題。因為戴笠領導的軍統局一直在追蹤他們的行蹤,而且遠征軍司令部距昆明僅100多公里,雲南又是戴笠的軍統局經營多年的重地,其力量和人員早已安插進雲南的軍、警、政、憲、特及各界的各個要害部門,情報網關係廣泛,耳目眾多。「政變」人員的行跡早已在嚴密監視控制之中,所以軍統局雲南站很快得到「政變」計劃的一切詳細情報,並迅速完整地報告給了戴笠。

三.「政變」的挫敗
戴笠收到「政變」計劃的詳細密報後,感到離政變行動日期越來越近了,已到收網時候,如果不先下手,則會貽誤戰機,鑄成大錯,釀成第二次「西安事變」,那是貽患無窮。於是戴笠攜帶這一案件的全部卷宗和詳細情況,單獨親自向蔣介石面報。蔣聽取戴的全部報告後,深感震驚,並立即批准戴制定的制裁行動計劃,指示戴一個不漏地捕獲所有參與「政變」計劃的人員。同時蔣親自給陳誠下手令,命令陳立即扣押遠征軍司令長官部所有參與「政變」密謀的人員並交至軍統局審訊。戴笠也下令速降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部和陸軍大學內涉案人員悉數逮捕。此案前後一共逮捕纍計600人左右。

戴笠對被捕人員中的首要份子親自進行了審訊,雖然沒有得到陳誠是「政變」計劃主謀的確鑿證據,但也弄清了以史迪威為首的美國人暗中支持他們「倒蔣」活動的情況。蔣聽取戴的報告後,大為惱火,但又不能對美國政府發作,只得正式通知羅斯福總統,要求解除史的職務,調史回國。後經東南亞盟軍司令蒙巴頓將軍和美國空軍補給司令薩摩維爾中將出面幹旋以及宋氏姐妹的勸說,蔣方才同意讓史迪威到蔣官邸向蔣當面道歉才罷休。

蔣介石雖然寵愛陳誠,但認為作為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和中國遠征軍總司令官,不能推卸責任,加上軍政大員和「三五」的上下壓力,蔣於43年11月參加開羅中、美、英三國首腦會議前,解除了陳誠的職務。蔣介石從開羅會議結束回國後,親自下令將16名參與「政變」計劃為首的主謀人員進行了秘密處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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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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