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14日讯】“九一八”和“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河山大失，满目疮痍，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危急的关头。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震惊中外，在多方的努力下，得以平稳解决，然而抗战期间第二次未遂的“西安事变”鲜为人知，本文作一粗略叙述。
一．“清君侧”计划的由来和“倒蒋”密谋
1940 年后，中国抗战形势异常严峻，日军在占领东三省后，长驱直入，华北、华东、华南先后成为抗战主要战场，中国军队边守边退，大片国土成为沦陷区。当时国民政府中充满了悲观失败情绪，动摇派尘嚣甚上，投降派蠢蠢欲动，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在继续领导全国军民全面抗战的同时，以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为代表的亲日派公开投敌。出于民族危机感和对抗战前途的焦虑，在陈诚担任司令的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的一批青年军官认为，国军之所以在抗战中一败再败，主要是上层统治集团中存在着大批的贪官昏官和亲日的军政大臣，这些人围绕着蒋介石，使蒋公的许多英明主张和抗战策略无法完整贯彻和落实。他们认为要使中国的抗战形势改观，必须采取有效而坚决的军事手段，坚决地清除蒋身边的危险动摇份子和腐朽官僚，使真正爱国力主抗日的精英人士进入国民政府统治集团的高层，辅佐蒋公谋划抗战的大计，支持蒋领导全国抗日，有效地动员国军和人民，全面进行抗战。这批军官认识到，要成大事，必须扩展队伍，增强力量。他们一方面通过进入陆军大学的机会，四处寻觅志同道合者，另一方面积极与在华美国军官进行联系，以期得到支持和帮助。这一系列的密谋就是“清君侧”计划。
日本军国主义在占领中国大片领土后，继续大肆推行军国主义扩张政策，同时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扩大战线。美国面对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和美国势力范围利益的重大损失，看到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的败状，朝野上下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蒋领导抗日战争的能力表示了怀疑。甚至连罗斯福总统也表露出极大的担心。他曾直接询问过驻华美军司令官、同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将军“你认为蒋介石能支持多久？”史迪威回答说，如果日军再发动一次42年那样的夏季攻势，蒋介石就会垮台。罗又问“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寻找某个人或几个人来支撑局面？”史表示，“这样的人选很可能都要指靠我们。”罗斯福的忧虑表示出对蒋的失望和“换马”的动机。美国战略情报局侦察到“清君侧”计划后，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一方面指示驻华美军加紧情报工作，另一方面则通过有关人员积极与参与“清君侧”计划的青年军官联系，并在暗中给与大量的支持和支援。美国方面特别是以史迪威为首的驻华美军指挥官正是想借策划“清君侧”计划的青年军官之手，不仅要清除国民政府中的亲日派动摇派投降派，更是要落实美国的战略意图，实施“倒蒋”行动，寻找和建立由一批坚决抗日和年轻有为的将领来执掌的政权，贯彻同盟军反法西斯的军事部署，尽快扭转二次大战中的不利形势，扼制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野心，确保美国的本土安全和在世界势力范围中的利益。
二．军统侷截获计划和侦察
“清君侧”计划出笼后在谋划过程中，很快被军统局截获，并送到了戴笠的手上。戴笠是蒋的得意心腹，由于在“西安事变”前没有侦讯事变计划，以至险酿成大祸，一直羞愧难忍，并遭到蒋的痛骂和训斥。当戴得到“清君侧”情报后，又惊又怕，一是已摸到该计划的蛛丝马迹，二是还不完全明了计划的全貌，但深知这一情报的重要性和份量，它直接影响到领袖的生死存亡和国民政府的前途。经过深思熟虑，戴没有轻举妄动，而是制定了周密的侦察计划，决心了解该计划的“特工王、西北王、中原王”的“三王”之盟，并利用他们控制的军界力量和特工力量打击自己的政敌，而陈诚则也是“三王”打击的主要对手之一。陈是否是“清君侧”计划和 “倒蒋”的主谋，暂无法断定，只能静观。所以戴一边命令军统局有关站组和特工加强对该计划的侦讯和调查，一边命令特检处加强对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和陆军大学内凡是与该计划沾边的人员进行严密的检查和监视，搜集新的证据，以便及时作出决策。
“清君侧”计划的密谋活动在美方面的支持下一直秘密进行着，其组织密谋工作相当严密，戴笠虽然动员了军统局和其它特工力量，但进展甚微。然而到了1943年，侦查工作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那时日本军国主义战火燃遍了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中国的抗战也进入了最艰难的年头。43年2月蒋介石作为同盟国中国砸取最高指挥官命令成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并调陈诚担任远征军司令长官。陈即从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调派了大批人员赶赴云南楚雄组建司令部，这样一批策划“政变”的青年军官借机大量渗透进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并利用这一天赐良机加快了计划进展和实施纲领。不久他们拟定了“政变”的组织章程、行动计划及详细方案，并决定了行动的时间定在“西安事变”7周年的纪念日——1943年12月12日。尽管他们的“政变”计划严密细致，但是却忽略了一个致命的保密问题。因为戴笠领导的军统局一直在追踪他们的行踪，而且远征军司令部距昆明仅100多公里，云南又是戴笠的军统局经营多年的重地，其力量和人员早已安插进云南的军、警、政、宪、特及各界的各个要害部门，情报网关系广泛，耳目众多。“政变”人员的行迹早已在严密监视控制之中，所以军统局云南站很快得到“政变”计划的一切详细情报，并迅速完整地报告给了戴笠。
三．“政变”的挫败
戴笠收到“政变”计划的详细密报后，感到离政变行动日期越来越近了，已到收网时候，如果不先下手，则会贻误战机，铸成大错，酿成第二次“西安事变”，那是贻患无穷。于是戴笠携带这一案件的全部卷宗和详细情况，单独亲自向蒋介石面报。蒋听取戴的全部报告后，深感震惊，并立即批准戴制定的制裁行动计划，指示戴一个不漏地捕获所有参与“政变”计划的人员。同时蒋亲自给陈诚下手令，命令陈立即扣押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所有参与“政变”密谋的人员并交至军统局审讯。戴笠也下令速降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和陆军大学内涉案人员悉数逮捕。此案前后一共逮捕累计600人左右。
戴笠对被捕人员中的首要份子亲自进行了审讯，虽然没有得到陈诚是“政变”计划主谋的确凿证据，但也弄清了以史迪威为首的美国人暗中支持他们“倒蒋”活动的情况。蒋听取戴的报告后，大为恼火，但又不能对美国政府发作，只得正式通知罗斯福总统，要求解除史的职务，调史回国。后经东南亚盟军司令蒙巴顿将军和美国空军补给司令萨摩维尔中将出面干旋以及宋氏姐妹的劝说，蒋方才同意让史迪威到蒋官邸向蒋当面道歉才罢休。
蒋介石虽然宠爱陈诚，但认为作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和中国远征军总司令官，不能推卸责任，加上军政大员和“三五”的上下压力，蒋于43年11月参加开罗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前，解除了陈诚的职务。蒋介石从开罗会议结束回国后，亲自下令将16名参与“政变”计划为首的主谋人员进行了秘密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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