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8日訊】之所以會把毛和黨區分開，是基於一種觀念，說，共產黨的領袖裡有壞人和好人；據此的推論是，毛等斯大林主義者和黨的民主派領袖陳獨秀等，是完全不同的。陳獨秀系統據言延續到胡，趙，其中有張聞天等人，還是要予以肯定的——這是一種希望嗎？
也許，其間尚有一些不夠領袖資格的高級幹部，比如彭德懷等人，也證明，黨猶可改革，非乏善可陳。
這個看法是否準確，正確呢？
直接說，陳獨秀等人的方針路線一旦得逞，是不是中國革命就會進入良性循環——按照正確的，托洛茨基和陳獨秀的路線，以避免黨犯第一次錯誤路線——其實是正確路線，挽救革命；黨隨著馬克思主義正統思維，等待中國出現資產階級革命的成熟期，以正常演化到社會主義革命，抑或，一直演化到黨變成中國議會中的合法一員，從而漸進式改革社會，使得黨變成今天英國式工黨呢？國人有無這種陳獨秀主義之前景呢？中國人是不是因此就不會遭遇土改，反右，文革，六四呢？這個問題確實是值得思考的。就像人們現在談論兩千年前的希臘羅馬制度和民主範式，以比較何以中國歷史上沒有民主，沒有自由主義，。
其間出現的岔路是，按照中國沒有民主的歷史與傳統，共產黨是不是可以選擇一個好的黨的領袖另辟他途，走上一種非普世價值的，類似陳獨秀主義的中國發展道路；抑或由黨帶領，慢慢走上普世價值之路——或者說，中國漸進改良之路呢？
這也是我們歷史上的「如果」之問題。歷史上有無合理的「如果」，按照美國哲學家胡克的說法，這個「如果」分成合理和不合理兩種。如果列寧被刺殺，就沒有十月革命——這個如果是成立的；如果南方戰勝北方，美利堅成為一個奴隸制國家——這個如果是不成立的。還有，說歷史上波斯戰勝希臘，也是不成立的「如果」。如果成立與否，要根據歷史的必然性來估判，而不是完全進入幻覺。順此推演，陳獨秀正確成功領導中國革命，這個「如果」，是不是成立呢？
筆者以為，這個「如果」不成立。
就像林肯被南方打敗一樣，是不成立的。原因有幾種。一個原因是，國人未預見共產主義思潮危害的必然結果，也未預見自由主義思潮被扼殺的悲劇——民主，科學，其實都可以被革命加獨裁——這個革命的雙重實質所利用，唯獨自由，不可以被利用。就是說，世間一些真理可以被真理的反面利用，另一些，則無此可能。道理很簡單：他們只能利用可以被利用的東西。比如說，共產黨無法利用多黨制度和新聞自由，因為一旦利用之，其自身就頃刻瓦解，冰消溶化了。但是，共產黨可以利用民主，科學。半個世紀以來，民主已經被利用，被扼殺。黨，已經達到目的。這個問題是歷史的結局，是現實，也是理論。
從現實層面講，毛四十年代就宣傳民主，但是，他的民主，不是民主之本質，之要義，而是被閹割掉的民主，也許只是民粹。其中蹊蹺甚多。比如，他的「聯合政府」，是該黨主政和獨裁前提下的聯合，根本不是和反對黨聯合——和反對黨就談不上「聯合」與否，是並存，監督和互相制衡；聯合政府完全沒有這個含意。聯合或者反對黨，當時國人選擇那一個選項，人們是不清楚的，也不認真的。他們呼啦啦跑到毛這裡，等著被「聯合」——殊不知，這個聯合，其實是吞併。所以說，「聯合政府」是一種幻覺。「聯合政府」符合黨式思維，不符合民主，不符合自由。但是，國人中許多自由人士相信之。如此一來，是民主制衡毛，還是毛玩弄民主，事情完全顛倒。
反之，毛不期待和蔣介石合灶，他要另起爐灶。他這個想法多麼實際。蔣介石會不會容毛於其政，給共黨一個英國工黨和法國共黨之合法位置呢？也不可能。蔣介石和毛一樣，不會玩多黨制遊戲。至於讓人民監督政府，實現民主要義，就更加不可能。孫文的訓政期，在那時看來搖搖無期；至於人民監督和批判政府——訓政（府），則更是夢幻。
所以，五四以來，國人只是接受了一個看來中國人必然接受的大一統革命思維，不過把專制大一統改造成為革命，極權大一統。再次思維指向裡，不要說自由主義的要義沒有進入國人的思維習慣和行為準則，就是改良的，修正主義的思潮也被隔絕在外，人們順水推舟地服膺了毛主義。在此前提下，設想改換一下黨的領袖，事情就會起變化，實在是一種幻想，一種夢想。陳獨秀也好，其他人也好，都沒有把普世價值加諸於國人。除去少數先知先覺如胡適等人外，這個思潮以民主扼殺自由的方式，在中國大行歧道，最後的結局已經眾所周知。
二
國人何以沒有選擇自由主義而選擇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和思想的原因皆備。五四兼收並蓄的陣勢是好事，但是，兼收並蓄不等於泥沙俱下，且只是選擇負面的東西方思潮。
其間不懂寬容的民粹運動，在社會層面上企望達到平等，在思想層面上企望達到真理。
這兩個致命的，看似正面的革命追求，恰恰落入黨文化的圈套，遂使得社會主義運動本身以消滅社會為能事。社會層面的平等，導致的暴民暴力，產生了最為野蠻的迫害和剝奪；而思想層面的所謂「真理」之追求，產生思想的黨化和國有化。破害社會和消除異己，成為黨化真理的強制性前提。這裡最為隱秘的思想，就是呈現帝師合一的訓誡思維——這個思維和整個希臘，羅馬的古代自由主義不相容，他們是要論僭政，誨僭主，是要給帝王教課，讓凱撒服膺上帝——同樣，這個思維更加不見容於現代自由主義，主要原因是他們的革命預設是虛妄和虛偽的——正如上溯聯合政府。無論是哪一種人獲任黨魁，都沒有面對這些根本課題。
我們看到許多黨史資料，證明國人和黨員一度和那些黨中正人君子擦肩而過。但是問題不是這些黨人——是不是好人這個問題，在制肘黨，阻礙革命，而是無論誰不採取正確的主義，也都無法使之正確。中外共黨歷史，無此列外。蘇俄固然可以為布哈林和托氏平反，中國固然可以為劉鄧平反，但是，問題在於，人們無法設想布哈林和劉少奇可以改變上溯思維——正好相反，布哈林和劉少奇恰恰是斯毛曾經的死黨，並沆瀣一氣整肅黨的其他大員。甚至在思維層面上據說改革於黨之極致的鐵托，也同樣要整肅德熱拉斯。
和我們一再引述的哈耶克對於孟德斯鳩的引述一樣，在建立國家的時候，人們預設的前提是人性惡——「眾人之惡，早就公共之善」。黨的領袖和國家的領袖本來就被兩個概念所規範——自由國家的領袖是服從民選，民意和監督制衡的——而他們的黨魁之意見，黨員也可以批評——但是，黨，畢竟要產生正確，真理和不錯的決策。這個時候，就看黨的民主會發揮到何種程度。這是英美政黨領袖要考慮的問題——他們好在沒有什麼終身制度和產生一代代所謂真理，主義，理論。
而專制黨，極權黨，加之其統治的國家，則無這種健康監督制衡，健康政黨輪替。他們一代代產生的正確，只不過證明了成王敗寇這個簡單粗野的真理。他們沒有試錯的機制，只有永遠正確的機器。試錯和正確，正好是不同類型的政黨和政權最大的認知分野。
陳獨秀也沒有想到這一條，他甚至武斷地排斥異己之思想，於五四時期（見他和胡適當時的爭論），以為真理在他手裡。他不知道伏爾泰的讓人講話的權力，是爭辯的前提。
這符合中國歷史上也沒有「論僭政」這樣的習慣。和帝王的交流往往變成險諫，死諫，尸諫，一切建立在皇上萬歲萬萬歲前提下。因為中國之帝王也幾乎是永遠正確的。政治宗教是一體化的，帝師合一。「天地君親師」，其實，師長的地位很低，沒有仕途的鄉村教師，只是農民的導師。
到了1949年，1966年文革時期，毛就已經集「天地君親師」於一身（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親，偉大領袖，偉大導師，偉大什麼什麼……）萬物皆備其身，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這個黨內領袖帝師化的黨文化，並無改善的任何跡象，無論在黨史中還是在現實中。其在社會上產生的結果是，黨員的一般性正確遠遠超過人民（這個人民是模糊概念），黨魁的言論就更加無可懷疑，不准挑戰之。深層的原因是，和西方政黨的思維準則無關，因為，西方社會中的黨員人群，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認知範圍裡認可其黨的政治主張，而且很可能是有限的，局部的，一時的主張——黨員自身的世界觀，也許要服膺他個人的專業和愛好，等等。黨，無權干預他的專業。國人黨員就完全不一樣了。歷史學家要服從黨的對歷史的解釋；哲學家，要服從馬克思主義；甚至藝術家，也要服從黨的指揮（趙丹就對此憤憤不平）。於是，任何領袖，他本身其實也是黨的文化之化身，除去毛可以無法無天，其他人，連周恩來，也是沒有任何所謂政治身份和政治專業的附庸。
這樣的思維框架裡，陳獨秀也好，張聞天也罷，是不是能夠跳出這個牢籠，說一聲，不！很難。
我們看到，這種全民洗腦的現實起碼存在了幾十年。到了文革，這個現實變得無以復加，不可思議起來。思維的野蠻鼓動了行為的野蠻和無助。在文革中，這個文化革命的實質，其實就是文化毀滅。文化毀滅的前提，就是我們沒有任何保護以往文化的文化。換言之，專制時代保留的一些社會文化空間，在黨文化裡被摧殘殆盡。教師，成為毛「開刀」的第一批犧牲者。這個歷史發生了也許是空前絕後的暴力殺戮。沒有任何理由可以相信，這個黨的改造可以取締這種暴力。實際情形是，這個暴力在思維暴力的指揮下，一直在延續，延續，延續！
有誰可以對毛或者斯大林說，根據黨的原則，請你停止下來！
這種「如果」可以存在嗎？
這個講話者應該具備的身份是什麼呢？我們知道，沒有這個身份出現，沒有具備此身份的人物出現抑或其同黨有意見，也是一律誅殺。
但是，我們看到，西方歷史，即便是專制歷史上，情形不一樣。馬吉亞佛利，伊拉斯謨和更早的塞內加。色諾分，就可以談話甚至教誨於帝王，僭主和政府人士。其身份是導師，哲學家和教士。帝王，如尼祿，可以罔顧其誨，但是，他建立了這個對話的場所和平台。中國的老師不具備此資格；翁同和，也不具備。
於是，整個中國革命是在黨的領導下，在真正的導師之缺位下發生和奪取政權的。要改變這個情況，不是尋找或者再次確立某某正確領導人的地位，思維和人格，而是要根本改變這種思維規則和服從模式。在罔顧所有這些負面因素的情形下，推上幾個幻覺中甚至現實中的任何賢達之輩，也是無濟於事甚至結局會本末倒置。
重複而言，陳獨秀講究科學，民主，卻沒有打到專制要害，反倒給自由主義一個民主式毀滅。整個革命的，政治的邏輯，按照民主加革命，加獨裁，加恐怖，加暴力的方式出現在20世紀的中國。我們看到，國人邁過黨文化，接受普世價值的道路上，除去現已有之的，來自官方的障礙，這個共產黨「也有好人」論，其實欺騙性和無知性也很大。因為，人們在政治改革遙遙無期的無奈中，把看起來還不為政府詬病的一些黨文化中人捧出來對抗毛，對抗極權專制，好像緩解了人們的大失望，其實是延緩了人們對於這個黨文化的基本思維。
三
那麼，究竟有沒有好一點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未來之前景呢？
這個問題要討論。
先說陳獨秀。一言蔽之，陳獨秀早年的五四專制風格，在他成立黨以後，有所改觀。
但是，這個本質的改觀，是他脫離黨以後，尤其是他晚年時大徹大悟以後發生的。換言之，這個時期的陳氏，已經不是建黨時期的陳氏，統領時期的陳氏，黨的陳獨秀，而是絕決於茲，反黨，反思黨時期的陳氏。兩個陳氏如日月相峙，無法合攏，無法歸一。這是判斷陳獨秀的基本標準；也就是說，你要說陳獨秀在三十年代也奉行一種黨文化，就是錯誤的說法，不顧事實的說法。這個時期的陳獨秀，已經從黨文化，還原為一個自由主義的陳氏，具備一般人性的陳氏，作為獨立學者的陳氏。
這個定論和我們研討托洛茨基的定論，是一樣的。托氏之價值，不因為他是蘇聯紅軍統帥，不因為他是列寧的同黨，而是他反對列寧主義異化者斯大林（他流連於列寧是事實，也是缺陷）。西方價值，認同晚期托洛茨基，也不因為他是二百暴徒進攻冬宮的指揮或者指揮之一。這乃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身份認知，是我們評價托氏之關鍵。把他供奉為黨文化代表，布爾什維克代表，是完全錯置和誤導。
至於怎樣看張聞天等人的問題，我們做出的評介如出一轍。張聞天是不是總書記，究竟是不是遵義會議之一把手……他是不是在文革裡是無辜的，等等問題，是修正共黨歷史之必須。但是，這些問題，和張聞天是不是可以把黨引領到民主自由進程，完全風馬牛不相及。幾種說法混淆一起了。說，張，支持了毛，所以，功莫大焉——這個功，是黨文化裡的功，除去黨文化，這個功，是過，是功，還不好說；說，張，後來受到排擠，直到文革，他是受害者。
這個說法，看怎沒說。因為，作為文革受難者，申訴張的人權，是正常的；但是，後面隱藏一個話題，說，……如果是張這樣的好人執掌黨，天地就會為之一變，中國就會因此發生正面的變故——這就是故作幻覺，畫餅充飢了。
一個基本的估價是，究竟這些好人制約了毛？還是毛實際上取消了這個制約——這個黨，究竟有無產生制約的可能？
對此，我們給與否定的回答。
何以如此？因為黨的誕生，發展甚至消亡，都取決於那個列寧主義的鐵則「民主無法治」，真理無民主。這是人所共知的話題。關鍵要素是，這個制度是相對於非極權政黨和非專制制度而存在，而生存的。修正主義者生存的要領是，他們服膺所謂資產階級政黨的政黨政治，受制於法治和輿論，而不是要多黨進入列寧主義原則——毛或者列寧的金字塔的塔尖，可以戳到底部每一個人，但是，他們向上批評，橫向批評的可能性，等於零。
在這個黨文化前提下討論黨內好人，壞人問題，有無意義呢？
在評斷個人，個性問題上，是多少不無意義的。張聞天受到迫害，這個歷史要給與糾正。但是，我們無法知道，這個正確光榮偉大的集團，是不是應該受到糾正，他是不是應該糾正，有無糾正之的可能性。
一般而言，「正確」的東西，本身是無法糾正的，一切錯誤，來自於糾正者。黨，按照這個大前提認知他們的錯誤——這些錯誤是被包含在一種永遠正確的框架裡，無法動搖的。所有錯誤一律產生正確的前提，無論人們如何指出他的悖論（比如九大，打倒劉是錯誤的，但是九大本身無需指責，不許指責；反右是正確的，只是要為幾十萬右派平凡；文革是要否定的，毛不能否定；餓死幾千萬人是不對的，誰追究之，就是違法。等等）。
歷史，就這樣被「黨的歷史」嘲弄了。人的歷史，黨員的歷史，也被如法炮製。張，或者其他人，他的個人正確與否固然重要，但是，黨，這個前提，是不容懷疑的。張，他的好處，也被指向黨的一部分好處；他的壞處，則與黨無涉。張，成為整個中國黨文化的一部分。換言之，中國走向布爾什維克的道路，斯大林的道路，他是否應該身負其責，據說可以忽略不計，因為，那個大前提是不容懷疑，不容思索的。他們把這個叫做民主集中制，叫做「把一切獻給黨」，叫做「不理解也要執行」，等等。於是，黨人一般思維是，只追究那些大框架之外的是是非非，不涉及根本的是非，懷疑和否定。
更有甚者，他們還因此發明了一種自律真理，叫做自我糾正，且由此揮發一種新的「正確性」，改革性，可塑性。他們說，你看，黨允許這些錯誤的自我糾正，並由此煥發了新生的生命。這些新生者包括胡，趙等人。他們如此這般地為黨開闢了一條胡，趙之途。他們說，國人啊，你們現在的要務不是追求普世價值，而是要尋找新的胡耀邦，趙紫陽。
這個想法和陳獨秀「如果」執行正確的托洛茨基路線之說法，異曲同工。
四
怎樣看待這種新式黨文化呢？我們只好回到對於這個黨的立黨之本和黨史本身研說之。
敘述馬克思主義正確與否，許多人做過分析。簡單說，定義馬克思一開始就錯了，是一個明智的評價。何以如此說，因為，馬克思主義不是他那個歷史時代的真理，充其量只是一種不無卓見的偏執之觀念。自由主義在歷史上幾乎與其並肩，甚至早得多。
馬克思評價革命的時候，資本主義機制正在自我調整，而不是自我毀滅。自由主義的許多原則，正在溶入西方文化，其中包含了積極自由和消極自由的文化，道德和法律的文化，宗教文化。黨文化（西方的政黨文化），歸並於這種准自由文化。其黨其政的建立和發展，只能是涵蓋某一部分社群存在的某一部分一種意志，而非整體意志。這個整體意志說，已經受到糾正。多數，少數問題，正在成為反對民粹和多數暴力的討論課題。
西方的人們不知道強迫他人入黨，是不是一種文化，一種正當文化。他們的黨，各式各樣，但是，他們清楚認識到他們的選擇，判斷，只是一種認知，一種意志，一種選擇，不是整體意志，人民意志，更不是真理的象徵。
個人主義的課題，成為人們探討人生價值的準則——他不同於將群己權界附會於自由之儒家文化——自由主義給人一種博大寬容的「不可知性」，允許人們在法治之外，發揮某種沒有攻擊性的個性自由和非理性自由，也就是他們所說的德性或者「良序靈魂」（「論僭政」
斯特勞斯等）。這個德性，是建立法治文化的基礎。沒有文化和精神，道德寄托的法治；更沒有文革的文化和文革的法治；因為文革取消了法治的前提——文化。這個黨文化發展到文革，已經赤身裸體，毫不遮掩。說，否定之，這個黨就良性轉軌了。但是，這個說法是不是歷史的邏輯，政治的邏輯呢？
一切個人和群社的存在，可以游離於真理和規則，只要不侵害他人的自由。等等。馬克思知道這一點。這表現在他的個人和社會關係說裡，但是，他首鼠兩端，不能貫徹到底。
黨文化，首先集成的是東西方的知性文化，強迫認知，強迫真理的文化，或者說，是某種獨裁者和哲學王的文化。他們預設的真理，只要看起來是一個真理，就萬事大吉了。
黨文化，首先認知和首肯一個領袖的認知。列寧或者毛，他們就是真理。於是，就像我們開動鼠標一樣，在洗腦為一片空白的專制庶民的腦平台上，人們逐漸習慣於被牽制和受指揮（這個洗腦過程從自願到不自願，從不自願，到自願……我們省略了這個過程）。黨員人群，就是這樣一群存在。也就是說，當黨文化進入人體的時候，個性本身就被取消和瓦解了。一切目的性行為，伴隨著往往是盲動和瘋狂。這個文化從人性舞台上大大倒退。
之所以談到嚴復的穆勒，是因為「群己權界」這個中國化的穆勒主義。中國歷史上乏善可陳的個性桎梏，框定了人們獻身群社，國家和天下的意志。說，個人至上，很困難，很費解。但是，國人仍舊有君子不黨，狐群狗黨，黨同伐異的習說……——這樣一些總結黨性不純於人性的說法。但是，黨，這個1921年成立的黨，成功地改變了國人的思維，就像他們一時將文化貶斥到卑賤的地位一樣，扭轉君子不黨說。
於是，在強調黨有「大好人」的心理中，這個不知道群己權界為何物的人群，依然在期待良君，清官，期待和評估該黨的好人領袖。其實他們不知道，他們的領袖不是發現了真理，只是在強迫和杜撰真理，他們更不知道，要營造的不應該只是追求真理的戰場，而是容忍非真理，非正確（像他們認知的那樣）的政治文化環境，容忍異己的文化宗教環境，甚至容忍敵人的某種精神，給敵人以尊重，以人權的那種環境。這是他們連想也沒有想過的。
他們看不到美國或者英國的許多政黨，正是在反對聲浪中正常存在，正常發展的。他們只是看見夢想中的真理，和真理中的夢想。這些我們稱其為非真理的真理說，告誡人們，不要設立正確偉大這樣一些空想。讓人們知道，人類無法解釋人類，抑或只是可以解釋一部分。世世代代人們的存在之本，是永遠可以假設和研討的課題，既是政治性課題，也是人性化課題，文學和藝術的課題。許多東西遊離於政治正確之外。理性和哲學只是解釋，卻沒有改造之的權力——在這個意義上說，哲學在於改造，直接造成了人權和尊嚴的塗炭。沒有操作可能與無法進行價值評估的偉大夢想，一直在製造天堂中的地獄。
五四以來，多少知識分子，就是在這個所謂的啟蒙和覺醒中，碰上了引導他們進入地獄的革命幽靈。夢想，銷蝕了他們的才華和人生，正確，取締了他們的常識，革命，出賣了他們的良心，敗壞了他們的道德。
一直到七，八十歲，八，九十歲，他們還執著地追求真理——這個追求帶來了可笑的，相對於自由主義的，類似黨文化的追求。
他們供奉出一些新的正確和偉大，新的什麼什麼人物，領袖，他們甚至慷慨激昂，不能自己。許多人不知道，他們追求夢想，真理，正確，正好是他們缺乏一種品德，缺乏尊重不正確的品德。他們對於政治寬容的缺席，使得他們追求起自由主義來，很像追求一種新的意識形態，新的黨文化。
──原載《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