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19日訊】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本月15日首次發表《中國的政黨制度》白皮書，頗為引人矚目。該白皮書指出：中國實行的政黨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它既不同於西方國家的兩黨或多黨競爭制，也有別於有的國家實行的一黨制。聲稱：中國多黨合作制度走過了58年的光輝歷程。實踐證明，作為國家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中國多黨合作制度具有歷史的必然性、偉大的創造性和巨大的優越性。
中共為何選擇此時發表這樣的一種白皮書，海外輿論認為是因安徽省政協常委汪兆鈞先生給胡錦濤、溫家寶的公開信發表後，在中國大陸引起的連鎖反應。繼汪兆鈞及安徽企業家鄭存柱之後，近日中國民主同盟盟員郭泉也發表致胡錦濤、吳邦國的公開信，直接提出多黨競選議題。郭泉指出，”前蘇聯解體是社會發展的必然，對中國有借鑒作用”，他呼籲建立多黨競選的民主中國。但中共中央統戰部有關負責人卻說，”發表白皮書，就是為了讓全黨全國人民更加瞭解我國的多黨合作制度，讓國際社會全面深入地瞭解中國政黨制度的確立和發展是中國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選擇，瞭解中國政黨制度是一種嶄新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黨制度，瞭解中國政黨制度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中的重要作用、巨大優越性和強大生命力。”這似乎給人一種”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急於表白之感。
《聯合早報》曾有人針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發表文章指出，現在實行的明明是一黨專政的制度，但硬說是”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共產黨既得了一黨專政之實，又得了多黨制之名，手段不可謂不高。但是，文章說，不管手段有多高，正如共產黨常說的”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事實真相瞞不過國民，也瞞不過其他國家的人民。
老牌右派人士儲安平先生，曾在50年代就揚起了撻伐”一黨天下”的長鞭。但半個世紀以來，自我神化為”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卻從未承認過中國推行的是”一黨天下”政治制度，而以所謂”多黨合作，共同監督”來加以掩飾。由此也就製造出一種世所垢病的”中國特色”政治悖論──”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制度。此時中國官方發表的《中國的政黨制度》白皮書，就是要世人相信這種制度的真理性。
要瞭解這一制度的”真理性”，還是要從白皮書之外的事實看看它是怎麼來的，有何發展，是個什麼東西。此據李銳先生透露，他在延安曾親耳聆聽毛澤東說過，革命成功後，民主黨派就要成為革命對象，其理由就是蘇聯、南斯拉夫革命成功後，都實行的是一黨制。1995年俄羅斯遠東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列多夫斯基在《遠東問題》雜誌上發表《米高揚赴華秘密使命》一文，披露了史達林與毛澤東涉及中共政黨制度的一次對話。史達林在1948年4月20日回答毛澤東的”一黨主張”電時說：”我們不同意這種看法，我們認為，中國各在野黨代表著中國居民中的中間階層，並且，他們反對國民黨集團，它們還將在很長時期記憶體在。中共應該與他們合作，但必須保持領導地位。”米高揚對此評論說：”由於這個建議，中共改變了對資產階級政黨的政策”。
毛當時迫於史達林的指令，於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制定了具有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首次明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與政治協商制度。由此可見，這種”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在來源上就是史達林主義的。然而，這時的民主黨派都要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和改造，共產黨和民主黨派的關係由原來的競爭關係變為共產黨領導下的服從關係。朱正先生在敍述1957年反右派鬥爭一書中說：”從這裏可以知道，早在1947年11月，那時國民黨還有強大兵力，戰爭勝負未分的時候，毛澤東就已經有了勝利之後拋棄民主黨派的意思了。只是因為史達林的電報，才把這件事推遲。”（朱正：《1957年的夏季：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88頁。）這就是說，反右派鬥爭的實質就是要讓民主黨派退出政治舞臺，毛澤東這個思想一以貫之。文革時期，這些所謂的民主黨派，無一例外地都靠邊站了，其領導人也大多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
鄧小平主政後，比毛虛偽。他說：”我們國家也是多黨，但是，中國的其他黨，是承認共產黨領導這個前提下面，服務於社會主義事業的。”（《鄧選》231頁））由此可見，服從於中共一黨領導，是中國大陸八大”民主黨派”的最基本政治使命。１９８９年初，鄧小平親自批示，成立專門小組，擬定確定方案。
同年１２月，正式頒佈了《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的意見》，標誌著”中國特色”的政治悖論──”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制度的最終完成。但當時民主黨派的組織規模小，對中共的作用是”只幫忙，不添亂”，與中共的關係是”只講合作，不講競爭”。他們雖也象徵性的在政府中佔有一些虛職，但都遠離權力決策層，被稱其為中共最高層的”面子工程”。中國大陸的所謂八大”民主黨派”，不過是裝點”一黨天下”門面的八個政治花瓶；是襯托中共一花獨豔的八片綠葉。民主黨派談到此尷尬處境時自我風潮說：我們是”自己逗弄自己笑”。
眾所周知，政黨伴隨著近代民主政治實踐，是作為封建君主制的對立物而產生的，是社會政治結構分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標誌。政黨由具有相近觀點的個體組織起來，反映其所代表的階層或集團利益。政黨是現代社會進行政治競爭、從事社會活動的利益集團；是社會不同信仰、不同政見與利益的人相互集結的一種組織形式。現實社會不存在沒有利益的競爭，政黨競爭也就成為社會發展的動力，而不同利益則通是過政黨聚合競爭的。競爭關係到政黨能否執政或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影響政治的過程，關係到政黨在國家和社會生活中的地位，關係到政黨本身的存亡。多黨制度必然要表現為相互競爭關係。沒有相互競爭關係，就不存在多黨制度。
現實政治中，由於不同政黨反映社會不同層面的利益博弈，總是試圖從利己主義的角度左右政府政策與方向。任何所謂”全民黨”與”代表全體人民”、”公天下”等等說辭，向來都是偽命題。任何人都有權組黨、參黨。任何政黨都是一部份人的組織。人與人是平等的，因而也就決定了政黨與政黨間的關係也是平等的。任何政黨都沒有特權，都不應被神化。又由於人與人的認識、利益與願望總是不斷變化的和千差萬別的，因而任何政黨都不可能一貫代表全體民意。所謂人民”一貫擁護”或”一致擁護”，是最典型的政治造假。
由於政黨只是一部份人基於自己的信仰、政治見解和利益的組織，因此不同的政黨，就有不同的信仰、政見和利益；而不同的信仰、政見或利益之間是不存在領導與被領導、支配與服從關係的。如果一種信仰、一種政治主張、一種利益，能領導另一種信仰、主張或利益，那麼世界上就不存在多種信仰、利益與政見的自由。既然政黨間是平等與競爭的合作關係，就不會又是領導與被領導的從屬關係。而一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豈不是在畫一個”圓形方塊”。從形式邏輯推論，如果圓真則方假；如果方真則圓假。兩者不能同真。由此可知，所謂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不過是最具”中國特色”的一種政治悖論。而那些一黨領導下唯命是從的所謂”民主黨派”，本質上不過是黨的屬部而已。因而在中國根本不存在事實上的多黨制。
二戰以後，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政黨體制都發生了重大變化。當時，德國、義大利、日本等戰敗國都進行了政治體制改革，逐步確立了多黨競爭的民主體制。70年代，一股巨大的民主化潮流從歐洲南部興起，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臘的軍人獨裁政權垮臺，西歐最後三個獨裁專制國家建立了現代多黨民主制。接著，民主潮流席捲拉丁美洲，軍人獨裁者紛紛交出政權，讓位給民選政府，多黨競爭的制度逐漸形成。隨後，民主潮又流湧入東亞、東南亞，菲律賓、韓國、馬來西亞、印尼和臺灣地區，這些地方相繼建立了多黨制民主政體。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和東歐各國發生劇變，再到21世紀的顏色革命，一個接一個轉向西方式的民主道路。當前，在非洲和中東，多黨制的西方民主制度又發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衝擊。從1974年到2000年，世界上有約50多個國家由權威主義政治過渡到民主政治，另有20多個國家出現了強大的民主運動，開始了朝向民主化的改革。
在這種環境中下，中國一黨領導的政黨體制已顯得十分不合時宜。如果中共不想重蹈前蘇共唯我獨尊，以”老子黨”自居，成為阻擋歷史前進的反面力量而最終被人民淘汰的歷史，首先應當在指導意識上順應世界多黨制民主政體潮流，從舊文明對抗社會基礎上的”階級鬥爭”的革命性質政黨，轉變為新文明合作社會基礎上的民主性質和改革性質的政黨，從接受共同妥協、大家都贏的政治現實開始，承認和尊重政治反對派的合法地位，推動民主對話，社會和解，以迎接多黨競爭，相互制約的憲政變革時期的到來。中共能否完成這一性質的歷史性轉變，是決定其未來政治地位和前途的關鍵。後對抗時代的中國，伴隨著世界民主化潮流的頻頻撞擊，曾其受命於史達林，且無法自圓其說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已成為眾矢之的，而此時發表這樣的《中國的政黨制度》白皮書，大有為中國民主化進程設置障礙之嫌。
轉自《新世紀》(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