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19日讯】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本月15日首次发表《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颇为引人瞩目。该白皮书指出：中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它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声称：中国多党合作制度走过了58年的光辉历程。实践证明，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多党合作制度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伟大的创造性和巨大的优越性。
中共为何选择此时发表这样的一种白皮书，海外舆论认为是因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先生给胡锦涛、温家宝的公开信发表后，在中国大陆引起的连锁反应。继汪兆钧及安徽企业家郑存柱之后，近日中国民主同盟盟员郭泉也发表致胡锦涛、吴邦国的公开信，直接提出多党竞选议题。郭泉指出，”前苏联解体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对中国有借鉴作用”，他呼吁建立多党竞选的民主中国。但中共中央统战部有关负责人却说，”发表白皮书，就是为了让全党全国人民更加了解我国的多党合作制度，让国际社会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政党制度的确立和发展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了解中国政党制度是一种崭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了解中国政党制度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这似乎给人一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急于表白之感。
《联合早报》曾有人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发表文章指出，现在实行的明明是一党专政的制度，但硬说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共产党既得了一党专政之实，又得了多党制之名，手段不可谓不高。但是，文章说，不管手段有多高，正如共产党常说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事实真相瞒不过国民，也瞒不过其他国家的人民。
老牌右派人士储安平先生，曾在50年代就扬起了挞伐”一党天下”的长鞭。但半个世纪以来，自我神化为”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却从未承认过中国推行的是”一党天下”政治制度，而以所谓”多党合作，共同监督”来加以掩饰。由此也就制造出一种世所垢病的”中国特色”政治悖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制度。此时中国官方发表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就是要世人相信这种制度的真理性。
要了解这一制度的”真理性”，还是要从白皮书之外的事实看看它是怎么来的，有何发展，是个什么东西。此据李锐先生透露，他在延安曾亲耳聆听毛泽东说过，革命成功后，民主党派就要成为革命对象，其理由就是苏联、南斯拉夫革命成功后，都实行的是一党制。1995年俄罗斯远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列多夫斯基在《远东问题》杂志上发表《米高扬赴华秘密使命》一文，披露了史达林与毛泽东涉及中共政党制度的一次对话。史达林在1948年4月20日回答毛泽东的”一党主张”电时说：”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我们认为，中国各在野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他们反对国民党集团，它们还将在很长时期记忆体在。中共应该与他们合作，但必须保持领导地位。”米高扬对此评论说：”由于这个建议，中共改变了对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
毛当时迫于史达林的指令，于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制定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首次明确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与政治协商制度。由此可见，这种”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在来源上就是史达林主义的。然而，这时的民主党派都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和改造，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由原来的竞争关系变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服从关系。朱正先生在叙述1957年反右派斗争一书中说：”从这里可以知道，早在1947年11月，那时国民党还有强大兵力，战争胜负未分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有了胜利之后抛弃民主党派的意思了。只是因为史达林的电报，才把这件事推迟。”（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第88页。）这就是说，反右派斗争的实质就是要让民主党派退出政治舞台，毛泽东这个思想一以贯之。文革时期，这些所谓的民主党派，无一例外地都靠边站了，其领导人也大多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邓小平主政后，比毛虚伪。他说：”我们国家也是多党，但是，中国的其他党，是承认共产党领导这个前提下面，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邓选》231页））由此可见，服从于中共一党领导，是中国大陆八大”民主党派”的最基本政治使命。１９８９年初，邓小平亲自批示，成立专门小组，拟定确定方案。
同年１２月，正式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标志着”中国特色”的政治悖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制度的最终完成。但当时民主党派的组织规模小，对中共的作用是”只帮忙，不添乱”，与中共的关系是”只讲合作，不讲竞争”。他们虽也象征性的在政府中占有一些虚职，但都远离权力决策层，被称其为中共最高层的”面子工程”。中国大陆的所谓八大”民主党派”，不过是装点”一党天下”门面的八个政治花瓶；是衬托中共一花独艳的八片绿叶。民主党派谈到此尴尬处境时自我风潮说：我们是”自己逗弄自己笑”。
众所周知，政党伴随着近代民主政治实践，是作为封建君主制的对立物而产生的，是社会政治结构分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标志。政党由具有相近观点的个体组织起来，反映其所代表的阶层或集团利益。政党是现代社会进行政治竞争、从事社会活动的利益集团；是社会不同信仰、不同政见与利益的人相互集结的一种组织形式。现实社会不存在没有利益的竞争，政党竞争也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而不同利益则通是过政党聚合竞争的。竞争关系到政党能否执政或者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治的过程，关系到政党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关系到政党本身的存亡。多党制度必然要表现为相互竞争关系。没有相互竞争关系，就不存在多党制度。
现实政治中，由于不同政党反映社会不同层面的利益博弈，总是试图从利己主义的角度左右政府政策与方向。任何所谓”全民党”与”代表全体人民”、”公天下”等等说辞，向来都是伪命题。任何人都有权组党、参党。任何政党都是一部分人的组织。人与人是平等的，因而也就决定了政党与政党间的关系也是平等的。任何政党都没有特权，都不应被神化。又由于人与人的认识、利益与愿望总是不断变化的和千差万别的，因而任何政党都不可能一贯代表全体民意。所谓人民”一贯拥护”或”一致拥护”，是最典型的政治造假。
由于政党只是一部分人基于自己的信仰、政治见解和利益的组织，因此不同的政党，就有不同的信仰、政见和利益；而不同的信仰、政见或利益之间是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支配与服从关系的。如果一种信仰、一种政治主张、一种利益，能领导另一种信仰、主张或利益，那么世界上就不存在多种信仰、利益与政见的自由。既然政党间是平等与竞争的合作关系，就不会又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从属关系。而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岂不是在画一个”圆形方块”。从形式逻辑推论，如果圆真则方假；如果方真则圆假。两者不能同真。由此可知，所谓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不过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一种政治悖论。而那些一党领导下唯命是从的所谓”民主党派”，本质上不过是党的属部而已。因而在中国根本不存在事实上的多党制。
二战以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党体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当时，德国、意大利、日本等战败国都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逐步确立了多党竞争的民主体制。70年代，一股巨大的民主化潮流从欧洲南部兴起，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腊的军人独裁政权垮台，西欧最后三个独裁专制国家建立了现代多党民主制。接着，民主潮流席卷拉丁美洲，军人独裁者纷纷交出政权，让位给民选政府，多党竞争的制度逐渐形成。随后，民主潮又流涌入东亚、东南亚，菲律宾、韩国、马来西亚、印尼和台湾地区，这些地方相继建立了多党制民主政体。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各国发生剧变，再到21世纪的颜色革命，一个接一个转向西方式的民主道路。当前，在非洲和中东，多党制的西方民主制度又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从1974年到2000年，世界上有约50多个国家由权威主义政治过渡到民主政治，另有20多个国家出现了强大的民主运动，开始了朝向民主化的改革。
在这种环境中下，中国一党领导的政党体制已显得十分不合时宜。如果中共不想重蹈前苏共唯我独尊，以”老子党”自居，成为阻挡历史前进的反面力量而最终被人民淘汰的历史，首先应当在指导意识上顺应世界多党制民主政体潮流，从旧文明对抗社会基础上的”阶级斗争”的革命性质政党，转变为新文明合作社会基础上的民主性质和改革性质的政党，从接受共同妥协、大家都赢的政治现实开始，承认和尊重政治反对派的合法地位，推动民主对话，社会和解，以迎接多党竞争，相互制约的宪政变革时期的到来。中共能否完成这一性质的历史性转变，是决定其未来政治地位和前途的关键。后对抗时代的中国，伴随着世界民主化潮流的频频撞击，曾其受命于史达林，且无法自圆其说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已成为众矢之的，而此时发表这样的《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大有为中国民主化进程设置障碍之嫌。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