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21日訊】主辦單位今天給我的題目是「 評鄧小平時代」。我不是專家，但跟鄧小平有點關係，因為我們報紙批評過鄧小平，結果被解職，就這麼一點關係。
當年我在廣東辦報，是《深圳青年報》副總編輯。意大利女記者法拉奇採訪鄧小平，問他甚麼時候退休，他說八五年退。後來美國電視 「六十分鐘」節目主持人採訪鄧小平時問道，你說過要退休，怎麼還沒退？鄧的回答是， 「 我一直想退休，可是全黨、全國人民都不答應」，於是我們《深圳青年報》發表了文章說 「我們答應」。結果這篇文章發表後，他老人家沒退休，我就被迫 「退休」（被解職）了。那年鄧 83 歲，我才33 歲。
鄧小平是1979 年復出，1997 年去世，握權長達18 年，今天會議主持者要我用20 分鐘的時間來談鄧小平，差不多是一分鐘要談一年，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今天主要談三點：一是鄧、毛兩個時代有何不同？二是造成不同的原因是甚麼？三是鄧時代的政策及後續，對台灣安全有何影響？
● 第一點：鄧、毛兩個時代有何不同：
毛澤東認為，他一生干了兩件大事：一是打敗蔣介石，二是發動文化大革命。我們圍繞這「 兩件大事」來評斷一下毛的功過：
先來看文革。文化大革命是一場「 浩劫」，已經是定論，連北京高層也這麼認為。即使按中國官方的保守統計，文革也導致二百萬人喪生，七百萬人傷殘，七萬個家庭完全被毀，這一場中國的大災難。
毛澤東做的另一件大事是，打敗蔣介石。但毛澤東和蔣介石，只是大邪惡與小邪惡之別而已。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華裔教授余英時，是研究中國歷史的專家，他寫過一些書。他曾用一個比喻來比較毛與蔣，他說，如果蔣介石是項羽，那麼毛澤東就是劉邦。項羽曾捎信劉邦，如不降，要把他爹抓起來，殺而烹之。劉邦則回答說，到時候別忘了分我一杯羹，他還要嚐嚐爹的味道。一個人流氓到如此地步，你拿他一點沒辦法都沒有。
蔣介石像項羽，畢竟有所不為，而毛澤東則是為所欲為、胡作非為。所以毛澤東打敗蔣介石，只是大邪惡打敗小邪惡，中國歷史並無實質性進步。
毛澤東的這兩件大事他全都錯了。在他去世三十週年之際，西方專家們評毛，有三七開、二八開等說法。我當時寫了篇短文，說對毛澤東應該「 九九開」。何謂九九？毛澤東是九月九日死的，就是被打入了十八層地獄，因為他完全是個魔鬼。
從整體上來看，毛澤東應該像希特勒、斯大林那樣被完全否定，「 毛時代」這三個字，就是「 災難」的同義詞。
和毛比較，鄧小平也做了兩件大事：一是經濟改革，二是「 六四屠殺」。關於「 六四」，也是早有定論，這是一場大屠殺。《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紀思道，「 六四」屠殺時在北京採訪，後來寫了一本書，叫 China Wakes （台灣有譯本《中國覺醒》）。他根據北京醫生提供的數字估計，遇難人數在四百到八百之間。即使是四百人，也超過了中國歷代王朝殺害的學生總和。
鄧小平做的第二件大事是推動「 經濟改革」。鄧對中國經濟的想法，確實跟毛澤東有很大的不同。毛時代，中國是吃 「大鍋飯」，社會是封閉的，經濟是落後的。但鄧小平上台後，推行了經濟改革。這個開放政策，為今天中國的經濟持續增長，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提供了重要條件。
● 第二點：鄧、毛想法不同的原因是甚麼：
為甚麼鄧和毛不同？我覺得至少有這樣五個原因：
首先，是文革經歷。在文化大革命中，鄧小平被打倒三次，他的兒子遭迫害而跳樓，雙腿摔斷，至今還坐在輪椅上，是 「中國殘疾人協會」理事長。這個經驗，使鄧小平痛恨一切群眾運動。
西方專家認為，當年天安門屠殺所以會發生，和鄧小平痛恨街頭運動也有關，鄧一看群眾運動，心裏就煩，會讓他想起當年兒子被迫跳樓、他多次被打倒的那個紅衛兵、紅海洋的場面。正由於鄧小平討厭動亂，他才要趕快恢復秩序，結束毛的文革。
其次，是經濟原因。中國在毛時代經歷四人幫、五人幫之後，經濟已到崩潰的邊緣。怎麼辦？如果不改，就會變成北韓、古巴，那兩個是小國，還可勉強維持，但中國是那麼大的國家，當時有八億人口，怎麼能行？中國已經無路可走，必須走改革的方向。要改革甚麼呢？要提供一個經濟可以發展的基本條件，要維持老百姓基本的生活水平。
第三，蘇聯因素。當時蘇聯已走向垮臺。鄧小平曾說過一句話：如果我們不改革，黨就完了。台灣有些學者對鄧小平的經改評價非常高，但鄧小平推動改革不是為了老百姓，而是為了保住黨。他若不改革，不把經濟問題解決，中國就會步蘇聯後塵，共產黨就會垮臺。
蘇聯失敗在軍事競賽上，為和美國爭霸，結果軍事把經濟拖垮，軍事和經濟兩敗俱傷。當然最根本的是垮在反人性的共產制度上。鄧小平認為，只有經濟有起色，有經濟實力，老百姓的生活得到改善，中國才不會步蘇聯的後塵；一旦經濟垮了，共產黨也會跟著垮，因此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是為了保黨。
戈爾巴喬夫的「 新思維」重點是要保住共產主義，鄧小平推動改革是為了保住共產黨。但即使鄧是為了保黨，客觀上則推動了經濟開放，為中國有了今天奠定了基礎。
第四，務實的性格。鄧小平與毛澤東的性格明顯不同。西方人研究政治領袖很注重看他的性格（character ）。毛澤東喜歡寫詩，大寫意，動不動就「浮想聯翩，夜不能寐」，然後獨出心裁，烏托邦幻想。但鄧小平不寫詩，好像夜總能寐，睡眠很好。毛澤東喜歡浪漫情懷，有很多女人，公德私德都蕩然無存；鄧小平則比較務實，對經濟和實際事務感興趣，不那麼烏托邦，也不那麼不切實際地浪漫幻想；不熱衷作秀，炫耀，也沒有那麼多女人。
我有一個感覺就教於各位，就是國家領導人最好不要讓文人當，因為文人多傾向浪漫幻想，不切實際，熱衷烏托邦，而理科的比較實際，由於專業的訓練，比較尊重規矩和規範。一般來說，最好不要讓文人當國家領導人，尤其是專制的國家，文人掌權，很可能就是災難。
第五，人才因素。毛時代，是迫害人才，重用奴才。而鄧小平時代啟用的兩位黨的總書記，一位胡耀邦，另一個是趙紫陽，都比較開明。如果鄧小平接受胡耀邦的許多改革建議，現在中國可能會是另外一個局面，和台灣的關係也會不同。胡耀邦畢竟有些率真、純真的東西，他可以聽一些不同政見，而鄧小平完全不能容忍。胡耀邦與趙紫陽兩位都是管理人才，也比較開明，但他們兩人最後都被鄧小平廢黜、拿掉了。
● 第三點：後鄧時代中國崛起對台灣安全的影響：
雖然鄧小平和毛澤東的想法有很多不同，但從制度層面看，鄧、毛兩個時代本質還是一樣的，中國還是一個專制的國家。
大家不要看現在北京、上海、深圳有多少高樓大廈，看起來比台北還要輝煌，但那是沒用的，中國現在還是一個極權社會，不僅沒有「凍蒜」（台語 「當選」），而且還在搞 「清算」。我學會的第一個台語，也是我最喜歡的台語，是 凍蒜，從音韻學角度，喊「 凍蒜」比喊「當選」更有力量，因「 凍蒜」兩字都是第四聲，四聲比「 當選」的一聲和三聲更清脆有力。凍蒜是 「數人頭」，誰選票過了一半，就當選；而 清算則是「砍人頭」，不同政見就遭到迫害，甚至殺頭。這就是中國和台灣的最大不同，所以我們必須捍衛「 凍蒜」，反對「 清算」。
中國的專制本質沒有改變，但經濟確實有改變，連續二十多年來，持續增長。因而有人把它歸功於鄧小平，說鄧是「 改革設計師」。包括台灣不少知識份子，以及海外很多華人，都對鄧小平有這樣一廂情願的推崇，歌頌。但我認為，鄧小平跟本不是甚麼設計師，他沒有設計甚麼。
● 不感激「 鬆綁」，而痛恨「 被綁」
所謂的鄧小平經改，按照共產黨的說法，就是「 鬆綁」。從1949 年毛澤東建立紅色中國，到1979 年鄧小平復出掌權，這三十年間，整個中國都是非常的封閉，經濟也相當落後。毛時代晚期，中國經濟已近崩潰，整個社會嚴重動盪。
鄧上台後，實行「 鬆綁」政策。原來中國人被毛的專制綁得死死的，鄧出於「 保黨」目的，把繩子鬆了幾道，結果中國人爆發出巨大的要發財致富的激情，整個社會湧現出巨大的經濟潛力，經濟連續二十多年高速發展。它根本不是鄧小平 「設計」的，而只是 「松」了幾 「綁」的結果。
鬆了綁就產生這樣的效果，那麼原來「 綁」了三十年不至少就是政策嚴重錯誤嗎？結果共產黨不檢討自己，反而要中國人感激他們「 鬆綁」，把鄧小平吹捧成「 設計師」。
其實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早就說過，華人天生就有做生意的細胞。從世界角度，有兩種人很會做生意，一是華人，另一個是猶太人，這和兩個族裔歷史文化悠久有相當的關係。所以鄧小平設計了甚麼？不過是走向西方的市場經濟而已，就是政府不再控制那麼多，降低國有比重，讓人民管理自己的財富。
而且中國人一旦被鬆綁，就創造這樣的經濟增長，如果全部鬆綁，或者壓根就不綁，不知道會創造出怎樣強大的經濟。私有制在美國已有二百年，是一個相當成熟的制度。而鄧小平所謂的「改革設計師」，只不過是猶抱琵琶半遮面、羞羞答答地走資本主義而已。所謂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其實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由於不敢公開承認，只好掛羊頭賣狗肉，它更說明根本不是鄧小平設計的。
● 中國經濟占全球不到半成
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國經濟雖迅速發展，但它在全球所佔的比重並不是很大。在清朝鼎盛時，中國經濟在全球中占33 ％。如今中國經濟雖長足發展二十多年，但在全球經濟才占4 ％，而美國經濟目前占全球的四分之一強。
另外，看一個國家的經濟，要看其國民所得。目前中國人均收入才一千美元左右，但台灣已超過一萬五千美元，美國則在三萬美元以上。據美國 「傳統基金會」的排名榜，全球前二十名經濟發達的國家，國民所得超過三萬美元的，除新加坡和香港之外，都是民主國家。
中國人均收入只有台灣的十五分之一，美國的三十分之一。但中國經濟有了一定實力之後，不是致力於增加國民所得，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而是致力軍事崛起，其戰略目標之一，就是威脅台灣，遏阻美國，這是後鄧時代的重要變化之一。
雖然中國公佈的軍費開支二百多億美元，但根據美日評估，實際上中國軍費可能有六百五十億，甚至高達八百億美元以上。中國增加的軍費，主要用於購買攻擊性武器，武裝空軍和海軍，增加導彈打擊能力。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像台灣這樣，處於對岸八百枚導彈的瞄準威脅之下。
總體來說，鄧小平和後鄧的胡錦濤時代，和毛時代一樣，專制的本質沒有變；只是經濟政策變了，在國力增加的同時，軍事力量增強，強化了對台灣的威脅。包括經濟實力增高，也增加了對台灣經濟統戰的能力和企圖。
但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由於發展經濟而社會自由空間增大，信息增多，中國社會則醞釀和爆發了更多的不滿和反抗，近年每年約八萬件，平均每天二百件，從而導致中共的統治處於歷史以來最風雨飄搖的時期。當中共把「穩定壓倒一切」作為國策時，就等於告訴世界，這個國家非常不穩定。如同人們喊要打掃衛生，就等於說這裡相當髒一樣。中國就處於這樣一個表面強大、崛起，但內在虛弱、不穩定的狀態。其 「 崛起」和「 虛弱」到底在可見的將來會哪個佔上風，目前還是未知數，這是後鄧時代的主要特點，也是台海局勢具 「不確定性」的原因之一。@
——在台北《當代》雜誌主辦的討論會發言，載《當代》2006 年11 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