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3日訊】大量的實證可以表明公共政策的混亂，是國家陷入動盪貧困的基本原因，因此國家的權力應由社會真正授予並且得到社會（至少是多數人）的真正制約，這樣才能使國家及其在基層社會代理人的決策利益和基層社會的發展利益取向一致，只有這樣，國家才能按照提供有效服務的方向合法地行使其權力。
2000噸茅台酒約等於20萬人3個月的口糧
在飢餓最為強烈的1959－1961年，貴州茅台酒的下列數字說明了什麼?
1959-1961年茅酒產量為2079噸。其中出口139.86噸，國內消耗1939.14噸。按茅台酒糧酒生產比例5：1計算，茅台酒廠用去原糧10395噸。
這是我在貴州仁懷對上訪47年的老人葉紹明作社會學研究期間，在當地公開出版的史料中發現的這組數據。
當時仁懷有20多萬人，年人均口糧為300斤左右。如果把茅台酒的用糧再換算一下，一萬多噸的糧食，夠仁懷縣每人平均分得50公斤左右，再配些野菜之類，估計熬過最危險的春荒沒有什麼問題，這樣能救下多少人的性命。然而，歷史的真相裡沒有假設。
在今天，當我們能夠主動或被迫，把河流、森林，山脈、城市空地民房、一些動物等，均當成一種經濟前景而非大自然組成部份的時候，評論家馬立誠說：「每個人都成了經濟學家。嘴上言談心裏盤算，儘是投入產出。」「每個人的生命，都被貶低為『發展』的『剎那』，成了『發展』這部機器上的螺絲釘，豐富的人文意義則被簡約。人和人也嚴重疏離了，甚至人的尊嚴都被無情地取笑、扭曲和毀滅。為什麼連環殺人案愈演愈烈？為什麼大城市出現前所未有的『跳樓熱』？」
白雲滄狗，世事輪迴，我也在想，我原本是一個喜歡乾淨浪漫詩歌的人，後來干了記者。少年夢想裡是一個當民主市長的人，誰把我這個擁有美好夢想的人，逼成了在陳舊曆史裡尋找生命的尊嚴和價值的人？那些被掩蓋或被迫沉默的歷史事件，究竟和我們的現實有那些必然、偶然的聯繫呢？
在1959－1961年，仁懷縣還有下列公開的統計數字需要說明：
人口方面：
1959年全縣死亡6263人，其中「疾病」死亡6130人，占死亡總數的97.8%。
1961年人口負增長，人口自然增長為負的千分之22.55。死亡率為千分之31.39。
糧食方面：
糧食高徵購，1959年仁懷糧食總產為14403萬斤，實際徵收折原糧7055萬斤；1960年糧食總產為11663萬斤，實際徵收折原糧5506萬斤。均占總產量的近一半。據當時的統計資料顯示，1959、1960年的仁懷農民人均口糧分別為350斤和334斤（內含種子、飼料30斤）。
如果這樣的分配數字真實的話，似乎不至於把人餓死。但餓死人的事情真實的發生了。我按著現有官方的有關數據，估算這個時期仁懷的非正常死亡不會低於4萬人。另外，1959年，仁懷也有局部發生了旱、雨的災害，但糧食總產至少比1953年高。其中稻穀產量比1962年——1964年還高，其餘的小麥、玉米、高粱、雜糧等都不是歷史上最低的產量。可見這些災害不是缺少糧食的主要原因。
茅台酒與生存：
1959-1961年茅酒產量為2079噸。其中，1960年茅台酒產量高達912噸。這個產量直到1975年才被超過。1960年茅台酒原料告急，貴州省糧食廳從全省各地調來原糧支援，下面是調來數字：遵義11萬斤、畢節29萬斤、銅仁10萬斤、黔東南12萬斤、貴陽7萬斤、湄潭1萬斤、習水10萬斤、銅梓10萬斤、正安1萬斤、赤水4萬斤、務川1萬斤、熄峰1萬斤、仁懷20萬斤，共計117萬斤。這樣還不夠，中央糧食部又從四川江津調來70萬斤，才保證了當年的生產。
從調入糧食的地區資料來看，上述地區中的銅仁1960年屬於全國八大旱區之一。遵義地區的湄潭一個縣到當年4月共死亡12.2萬人，佔全縣農村總人口的 20％左右。死亡絕戶2938戶，離家逃荒的4737人，孤兒4735人。在搶糧運動中被活活打死的1324人，關押死的200餘人，打傷致殘的175 人。分別強行調出10萬斤糧食的銅梓縣到1960年底人口負增長千分之121.32，全縣人口在1959——1960年，一年間減少41734人；習水縣三年減少人口42624人，死絕499戶以上。畢節地區與仁懷相鄰的金沙縣，「非正常死亡」5.5萬人。在災荒結束後，金沙縣另有遺孤3191人需要安排，一萬餘人患三病（小兒營養不良、婦女子宮脫垂、水腫等）；到1965年全縣五缺戶（缺衣服、被子、房子、糧食、錢等）占總戶數一半。
整個貴州的情況也非常糟糕，據人口學學者新近的研究，在三年飢餓時期，貴州全省「非正常死亡人口約174.6萬，占災前全省總人口的10.5%」。
而人禍天災期間，1959年在仁懷縣對浮腫病人每天補糧1兩（16兩制）、黃豆2兩、菜油3錢的情況下。1960年12月27日，縣委書記徐肇玉在關於安排生活意見中透露，茅酒原料1960年底到下年6月要安排360萬斤。這些酒能救國人的命？這些酒都讓誰坦然喝了下去？
據仁懷當時民主人士周夢生回憶：建國前，當地政府旱澇災害，糧食減產，米珠薪桂，為了民食，政府下令全縣嚴禁煮酒熬糖，禁令森嚴，就是下了窖的沙也不准翻烤，已烤存的酒不許出售。禁期有時長達一年。
由此可見，當把糧食生產、消費等環節放在權利關係中分析，說明了即使糧食生產不發生變化，權利關係的變化也可以導致嚴重的社會飢餓。正是權利關係決定著不同階層的個人是否有能力避免飢餓，糧食生產本身的變化只是飢餓的因素之一。也因此當個人需要直接消費糧食的權利時，只把糧食送給災區是不夠的。無奈的是，這個時期的中國農民，既沒有權利直接消費自己生產的糧食，也沒有任何外來的糧食送來幫忙。
如果這些抽像的數字、理論，沒有故事來得真切，那麼我們深入仁懷歷史的細部去看看，人們是怎樣一步步走到今天——
茅台酒前身的「榮和酒房」前老總王少章的兩個兒子。大哥王秉坤是飢餓死亡，死在麥收前後，時年54歲；弟弟王秉均，北京某大學學經濟畢業後搞什麼工作不清楚，上世紀50年代因「反攻倒算」被判刑5年，刑滿釋放後趕上「飢餓三年」，生活實在困難就自己撞死於光天化日之下。時年49。這是創造了天下聞名的茅台酒的後代之命運。其整個家族輝煌而悲慘的命運，我在《葉紹明檔案》一書中有所披露。而另一本正在撰寫的社會學著作中將有全面記載。
「飢餓三年」由於被當時「控制」和今天「禁止」的原因，仁懷死亡的總人數究竟有多少，我們只好期待時間，但死亡比例有多大，我想應該有個輪廓。這個比例的意義在於能知道死亡的大概真相。2005年，仁懷一幹部曾經對一個生產隊當時死人情況逐家逐戶進行回憶，他得出的結論是：在39戶190多口人的生產隊，死亡26人。其中壯年12人，老年8人，幼童6人。死亡占總人口的13.68%。2006年，我曾對相距50多公里外的另一個村民組訪問，逐戶核實後，當時該村共有10戶人家，67人，死亡9人。其中，老年3人，青壯年2人，幼兒3人，兒童1人。死亡占總人口的14%。
兩個不同年代不同調查者得出幾乎相似的比例，這在當年該是一個怎樣令人不寒而慄的事實呢。
每一個歷史的關頭，總是有一個縣委、政府作出一個決定，號召一群民眾，每一個決定必須執行，每一次代價卻要民眾來承擔。為什麼餓死逼死的是窮苦的農民，而哪些大躍進在基層的忠實的執行者、吹捧者哪個又是餓死的，這些決策者們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上，何時才會反省自己的作為所帶來的災難？也許他們中有的已經安全作古，可活著的有責任向這片土地和人們懺悔一次。這是在人文立場上的第一點。
第二點是權利秩序上的或者說是合法性上的。大量的實證可以表明公共政策的混亂，是國家陷入動盪貧困的基本原因，因此國家的權力應由社會真正授予並且得到社會（至少是多數人）的真正制約，這樣才能使國家及其在基層社會代理人的決策利益和基層社會的發展利益取向一致，只有這樣，國家才能按照提供有效服務的方向合法地行使其權力。不過話反過來說，那次權利的行使沒有表決的合法形式？但為什麼總出現謝泳說的「在歷史的每個關口，我們總是選擇最差的方案」這樣的惡果尷尬？
誰在那一年喝了2000噸茅台酒?上述的一些歷史和我們眼前中國的經濟現象有沒有潛在的聯繫？那些強制被拆遷的民房？那些礦難中死亡的兄弟？那些唯經濟馬首是瞻的經濟學家和當年唯政治的經濟學家有什麼本質的區別？在中國人吃飽喝足之後，生命的尊嚴和價值在哪裏保障和體現？
於是，我們找到了於丹的「讀經」？可那些「經文」來到這個世界多麼久遠，於丹並不是發現者。
於是，迸發了劉軍寧的「中國，你需要一場文藝復興！」——「肯定個人和個體的價值、尊嚴和偉大」。問題是，我們什麼時候在個人尊嚴中低下過昂貴的頭顱？一切都像坐在村口想念燦爛太空。用南周人物專欄「巧嘴」劉喻的話說「這是多麼悲哀的發現啊，別人的時間也許是隧道，或者輪子，或者迷宮，而我的，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大坑。十年來站在同一個坑裡捶胸頓足，與此同時第二代國家領導人已經去世、第三代已經下台，第四代也走進新時代了。」
我覺得中國人需要的東西太多了，像一個入不敷出的小戶口，樣樣品質、權利均捉襟見肘。如果問我中國人目前最需要的是什麼，那就是有法律保證的自由，沒有這個自由安全，在更多關係國計民生的村縣、省市、國家各個級別的決策中，就難以聽到不同的聲音，而聽到的反而如和尚統一的朗誦一般，所以，討伐制度的自由應該優先。所以，政治哲學家柏克當年說，邪惡盛行的唯一條件，是善良者的沉默。
註釋：以上數據凡參見下列出處:《中國共產黨仁懷縣大事記》《仁懷縣誌》《仁懷文史資料》《金沙縣民政志》《金沙縣誌》《貴州農村合作經濟史料》》《桐梓縣誌》《習水縣誌》(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