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25日訊】（注：《極權和知識精英》，仲維光 著，香港新世界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
《極權和知識精英》這本書所討論的問題，其實早就應該在中國提出來了。或者說至少應該在所謂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的七十年代末期，八十年代初期就應該提出來。然而，由於歷史、社會，以及我們這幾代知識份子的自身狀況關係，遲遲推遲到今天，這對中國知識界不能不說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
文集中提出的問題，要追溯到三十多年前。早在七零年前後，我步入哲學的自學之路後，就開始思索這些問題，而七五年，我第一次去見許良英先生的時候，即和上一代知識份子發生了第一次面對面的爭論。三十年來，我不斷地重新檢視這些想法，不斷地重新確立這些想法，不斷地深化了對這些問題的理解。儘管生活坎坷，社會條件嚴酷，但是命運還是沒能徹底把這些簡單的想法湮滅。
最近十幾年來，我慢慢地、不斷地把這些想法陳述出來。在此，我首先要對從七五年開始就一直是我爭論對象，後來成為我的碩士導師的許良英先生表示感謝。他明知道在思想上我們有根本的分歧，知道我疾病纏身，幾無康復希望，但是仍然特別招取我為他的研究生。這為我坎坷的人生帶來了很大的方便。我更要特別感謝的是，伴我走過這三十年的，我的妻子還學文，她不但在我們共同的生活上，做出了很大的犧牲，而且在思想上給了我巨大的支持。當然還有那些一直，或在不同時期、不同方面關心我的男友和女友們。沒有他們，我真的可能在哪一刻，哪一段時期就崩潰，而使這些思索淹沒在人群中。在這些朋友中，我尤其要提到的是張廣、高王凌和葛維建。
我認為，無論我所做的工作是否能夠令人滿意，讀者們都能夠看到，這部文集中涉及的是對一些根本性問題的探索和討論。這也就是說，無論你同意也罷，不同意也罷，文集中提出的問題都是一些「真」問題，討論都是一些實打實的研究論述。因此，讀者如果沒有對於基本規範和問題的瞭解，進入討論的現場可能會有一定的困難。
這部文集收集的是2003年以後的文章。促發這一系列討論的緣因與我在七五年和許良英先生的爭論非常類似。
2003年初，共產黨內持不同意見的著名人士李慎之先生去世。本來我對李慎之先生很有好感，因為他儘管是共產黨的高級幹部，但是性格溫和，始終還保有很多純正的人性，尤其是在晚年，在八九年天安門大屠殺後，他在黨內發出了不同的反對的聲音，這給中國社會的鬆動帶來了動力。但是，我卻沒有料到，李慎之先生去世後，連篇累牘的回憶和悼念文章，尤其是年輕一代，竟然完全沒有超出五十年來人民日報的語言，思維模式仍然是共產黨教科書式的。在這樣一種吹捧中，李慎之先生真正的歷史性貢獻不見了。而他曾經錯誤追隨的，終生沒有能夠跳出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共產黨枷鎖的這一弱點反而被悼念者突出到只能讓人看到他的這個弱點的地步。
當時我正在閱讀研究有關《共產主義黑皮書》在歐洲知識界引起的爭論。這使我在某天上午讀書前，順手從我以前和許良英先生的通信中摘了幾段有關如何評價上一代人中一部份知識份子的思想及知識框架的文字，以「過渡人物顧准和李慎之先生的貢獻究竟在哪裏？」為題投給了某一網站。我沒想到十幾分鐘後就被該網站正式發表出來，更沒有想到這樣幾句「老生常談」竟然在中文界引起軒然大波。從此，一場有關如何評價李慎之等這一類知識份子的討論就成了一個焦點問題。
由於我無法認同整個討論的水平和程度，因此對於那些激烈地批評我的人，我沒有採取直接回答的方式，而是利用這個機會 論述了我認為必須討論的一些問題。一個多月後我寫出了第二篇「最近二十年中國知識界的幾個思想問題」。此後三年，我陸續不斷地把我認為中國知識界早在三十年前就應該討論的一些問題提出來，進行了一些ABC的基本討論。
我之所以沒有採取直接回答的方式，其實在文章中已經明確作了說明。因為我深知這其中有一個規範轉變問題，如果一個人沒有悟到這個問題，就會像三四十年前的我一樣，對共產黨社會如此顯而易見的問題視而不見。
對於任何仍然沒有跳出《人民日報》的框架，仍然是大字報式的討論的人，我不可能直接討論他們的文章，而必須重新回到基本問題、基本概念，以及基本方法的闡釋，甚至複述上來。相反，對於語言、方法都有所變化的任何一個討論者，我則都會遵循孔子的教導，三人行必有我師。
這個討論的另外一個我所沒有料到的結果，就是前面提到的，我和許良英先生起自七五年的爭論。我真的沒有想到，在他成為我的導師後，在將近三十年後，最終還是沒有能夠繞過這一問題。
在這個討論開始六個月後（2003年10月），許良英先生通過「友人」突然在網上公開了這些分歧。這個突發事件一方面由於師生原因使我感到困窘，然而，另外一方面卻也凸現了分歧所涉及的深刻的思想與知識根源。
細心的讀者可以看到，幾乎在所有重要的、基礎性的問題上，我都和許良英先生不一致。這個分歧說到底，也就是我與許良英先生、顧准以及李慎之先生的分歧，同樣也可以說成是我和中國現今主流知識界的分歧。因為儘管某些人把顧准、李慎之等稱為「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但是在我看來，究其根本的思想基礎—在認識論、知識論、社會學、政治學，以及道德規範問題上，他們根本沒有超越出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和文化範疇。
為此，最後我要明確點明的是，概述這個分歧以及我為此所進行的研究和努力，也就是這本書，展示了我半生努力奮鬥的方向和目的：
我半生的努力就是要顛覆最近半個多世紀統治中國的知識界，從根本上改變它，使它重續中國傳統，重新和世界知識傳統接軌。
我的努力是集我自己的教訓，對生命的體會而做出的。我們是被專制毀壞了的一代人，我希望下一代人能夠有一個更好的追求環境和氣氛，有一個真正的知識訓練和正常的道德規範。如果通過這本書，我的努力能夠給中國年輕一代的學人帶來一點教益和啟發，那我半生的努力就沒有白費，我也就感到滿意了。
2007-3-30德國埃森(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