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5日訊】2007年9月19日，由柬埔寨政府和聯合國組合的特別法庭逮捕了前紅色高棉政權第二號領導人農謝。當80歲的農謝被送上聯合國特別法庭，面對戰爭罪和反人類罪的指控時，轉眼30年過去了，「紅色高棉」已成為一個瀰漫著血腥氣的歷史名詞。
駭人聽聞的是，當年在「紅色高棉」執政的短短三年八個月二十天的時間內,它把整個柬埔寨變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大屠宰場，累計殺害了至少100萬人，約佔全國人口的六分之一左右。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這一切竟是在為國家和人民，為人類美好理想奮鬥的旗號下所發生的。
眾所周知，領導「紅色高棉」的柬共曾是中共的「親密朋友」，柬共黨魁波爾布特的激進主張直接來源於毛澤東思想，而毛澤東思想則是列寧主義、斯大林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它們最終全都源自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創立的共產主義（或稱馬克思主義）。
自1848年《共產黨宣言》發表到今天，共產主義來到人間已經整整160年了。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說法，當年，「舊歐洲的一切勢力」曾把共產主義看作是一個「在歐洲徘徊」的「幽靈」。然而《共產黨宣言》發表以來的歷史表明，共產主義何止是一個幽靈，更確切地說，它其實是人類文明的一場毀滅性的噩夢。在不算漫長的一個半多世紀裡，特別是共產黨在一些國家掌權後的近一個世紀裡，共產主義帶給人類的絕不是它曾經許諾的什麼幸福，而是一場空前絕後的災難和浩劫。據《共產主義黑皮書》編者斯蒂芬‧柯爾多瓦的估計，全世界因共產主義而死亡的人數，在八千五百萬人至一億人之間。這甚至比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加起來的總和還要多出一半。
當然，在共產主義問世之前，人類早就已經經歷過了各種各樣的災難和浩劫，但與之不同的是，共產主義帶給人類的這場災難和浩劫，可以說比人類歷史上曾經經歷過的任何一場災難和浩劫危害都要大，都要慘烈，都要血腥。此其一。
其二，儘管共產主義帶給人類的是一場名副其實的災難和浩劫，但從它來到人間的那天起，它就一直宣稱自己代表了無產階級，要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以解放全人類為目標。也正因為如此，在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歷史中，在不同的國家和民族，曾有成千上萬的熱血青年和善良正直的人們，為共產主義運動所吸引，懷抱著救國救民、解放全人類的美好理想，前仆後繼投身其中，不但為之付出了青春，許多人甚至獻出了生命。由此不難看出共產主義有著無與倫比的欺騙性——既是欺騙自己，更是欺騙別人。
概而言之，在人類歷史上還沒有一種思想體系、意識形態的危害性和欺騙性能與共產主義相提並論。那麼，究竟是什麼因素造成了它的這種史無前例的危害性和欺騙性呢？對於這個問題，當然存在著不同的分析路徑，依據我個人的體悟，人格分析則是其中一個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角度。由此入手，我們不難發現，典型的自大狂人格是造成共產主義特有的危害性與欺騙性的根源之一。
一、任何一種思想體系形成之後，都不可避免地會打上它的創造者的人格烙印。這種烙印進而又構成了思想體系本身獨立的人格特徵，賦予了它與眾不同的靈魂和氣質。而一種思想體系的人格特徵，反過來又會進一步影響它的信奉者、追隨者的人格特點。
對思想史的考察告訴我們，一種思想體系的人格特徵是由創造它的思想家的人格特徵決定的。因此，分析共產主義的人格特徵首先應該從分析其創造者的人格特徵入手，而最典型的標本，莫過於馬克思本人——因為他不僅被奉為共產主義的「教皇」，而且是共產主義的「老祖宗」。那麼，馬克思的人格特徵究竟是怎樣的呢？
在《人的自豪》這首詩中，青年馬克思這樣寫道：
面對著整個的奸詐世界，
我會毫不留情地把戰挑；
讓世界這龐然大物塌倒，
它自身撲滅不了這火苗。
那時，我就會像上帝一樣，
在這宇宙的廢墟上漫步，
我的每一句話都是行動，
我是塵世生活的造物主……
常言道，詩言志。在這首詩中，青年時代的馬克思直言不諱的將自己等同為「塵世間的造物主」，視自己為人間的「上帝」。在他的眼裡，自己不但有著挑戰和摧毀現實世界的超凡力量，而且還是至高無上的正義和真理的化身。
在一些熟悉馬克思的人的印象中，成年後的他也正是這樣一個傲慢的「上帝」。無政府主義者巴庫寧是馬克思的朋友。他曾這樣形容馬克思：「他儼然就是人們的上帝，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之外，還有什麼別的人是上帝。他要人們像神一樣崇拜他，把他作為偶像頂禮膜拜，否則就大加撻伐或陰謀迫害。」
馬克思生前，總是不斷地與人爭吵，跟政敵，跟朋友加敵人，跟同志；有時候是因為大的政治問題，有時候是為一點無價值的雞毛蒜皮。每次爭吵，正確的永遠是他，實在萬不得已就是恩格斯。如果不是為了生存，不是為了錢，他也不會讓恩格斯正確。
《共產黨宣言》不但是共產主義的第一份經典文獻，也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有名的代表作，而馬克思更是它的第一作者。
以往，人們對《共產黨宣言》的關注大都集中於它的內容，其實，從人格分析的角度講，這部書不但反映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基本思想和觀點，也在無形之中顯露了作為作者的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格特徵，特別是第一作者馬克思的人格特徵。透過《共產黨宣言》特有的行文風格，我們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這一點。以下便是筆者從該書中擇取的一些富有代表性的段落：
「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會師傅和幫工，一句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於相互對立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的鬥爭，而每一次鬥爭的結局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鬥爭的各階級同歸於盡。」
「共產黨人同其他無產階級政黨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國無產者的鬥爭中，共產黨人強調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因此，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餘的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於他們瞭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
「從宗教的、哲學的和一般意識形態的觀點對共產主義提出的種種責難，都不值得詳細討論了。人們的觀念、觀點和概念，一句話，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係、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這難道需要經過深思才能瞭解嗎？思想的歷史除了證明精神生產隨著物質生產的改造而改造，還證明了什麼呢？任何一個時代的統治思想始終都不過是統治階級的思想。」
「有人會說，『宗教的、道德的、哲學的、政治的、法的觀念等等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固然是不斷改變的，而宗教、道德、哲學、政治和法在這種變化中卻始終保存著。此外，還存在著一切社會狀態所共有的永恆的真理，如自由、正義等等。但是共產主義要廢除永恆真理，它要廢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產主義是同至今的全部歷史發展進程相矛盾的。』」
「這種責難有什麼意思呢？至今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在階級對立中運動的，而這種對立在各個不同的時代具有不同的形式。但是，不管階級對立具有什麼樣的形式，社會上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剝削卻是過去各個世紀所共有的事實。因此，毫不奇怪，各個世紀的社會意識，儘管形形色色、千差萬別，總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運動的，這些形式，這些意識形式，只有當階級對立完全消失的時候才會完全消失。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透過上述行文與眾不同的語氣、句式，我們看到的不是一個平和謙遜的思想家，而是一個自居為歷史規律化身，自以為真理在握，自命為代表了無產階級和絕大多數人利益，自信必將顛覆整個舊世界，建立起一個嶄新的新世界的人間上帝。這種形象與青年時代以詩言志的馬克思可以說是完全一致的，它們共同彰顯了他鮮明的人格特徵——典型的自大狂！
所謂自大狂，簡單的講，就是將自我膨脹到極限，惟我獨尊，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用一句我們耳熟能詳的話講，就是「老子天下第一！」在自大狂們的世界中，「我」永遠高高在上，「我」就是一切，而他人都不過是「我」微不足道的點綴，渺如塵埃。從青年時代的詩作中，從《共產黨宣言》中，我們看到的那個自視為人間上帝的馬克思不就是這樣一個人嗎？!
在共產主義運動史上，自大狂可謂人才濟濟，深得馬克思衣缽的列寧、斯大林、毛澤東、齊奧塞斯庫、金日成、波爾布特等後來的共產主義領袖，個個都不輸他們的老祖宗。
毛澤東就是他們當中出類拔萃的一位。早在青年時代，毛就把「我」看的高於一切。他曾在關於德國哲學家泡爾生《倫理學原理》一書的批註中寫道，「道德之價值，必以他人之利害為其行為之動機，吾不以為然。」「吾人慾自盡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貴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義務與責任毛概不承認，他說：「吾人惟有對於自己之義務，無對於他人之義務也。」「吾只對吾主觀客觀之現實者負責，非吾主觀客觀之現實者，吾概不負責焉。既往吾不知，未來吾不知，以與吾個人之現實無關也。」「吾自慾逐行也，向誰負責任？」晚年時，毛澤東更曾對美國記者斯諾打過一個形象的比方，稱自己是禿子頭上打傘——無法無天。
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曾跟毛澤東有過多次面對面的接觸，早在毛的權威還如日中天的時候，他就一針見血的指出——毛澤東像斯大林一樣，狂妄自大，心狠手辣，無法無天！
赫魯曉夫在他的回憶錄中這樣描述他印象中的毛澤東：「他講起話來那麼像斯大林……我相信毛的一生也像斯大林一樣，害著權迷心竅的自大狂」。
「毛也患了斯大林終生患的自大狂，他對別的人有同樣的病態的看法。」
「毛像斯大林一樣，從不承認他的同志們同他是平等的。他對他周圍的人像傢俱一樣，不過為了可供消費而暫時用一用。在他認為一件傢俱——或一個同志——用舊了，喪失了用處時，他把它扔掉或加以掉換。」
「我覺得他的談話多麼像斯大林啊，……但當毛談到中國政治局的其他成員時，我開始警覺起來。他在每一件事上都抹黑。他對任何人都沒有一點好話。」
「他的行動像是坐在寶座上的狂人，把他的國家弄的亂七八糟。」
「毛把自己看作是上帝派來執行上帝命令的人。事實上，毛可能認為上帝要執行毛自己的命令。」
希特勒是舉世聞名的自大狂，他創立的法西斯主義同樣以自大著稱於世。在這一點上，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可以說有著驚人的相似。馬克思和其後繼者的自大狂特徵，給他們創立和發展的共產主義思想也深深的打上了自大狂的烙印，鑄造了它特有的靈魂和氣質。
二、天地茫茫，人世悠悠。個人，原不過是浩瀚宇宙中一顆渺小的粒子，是廣大人群中一個單一的分子。可是，自大狂的人格卻使得共產主義盲目的將自我膨脹到了極點，自以為無所不能，無所不知，以致於目空一切，無法無天，為所慾為，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在它眼裡來，我，只有我，才是主宰這個世界的上帝，才是絕對真理的唯一發現者和掌握者，因此這世上的一切，都應該唯我的意志是從，完全聽憑我的擺佈安排。我想幹什麼就可以隨心所慾地幹什麼，我想幹什麼大家都應該擁護我幹什麼，我想幹什麼大家都應該跟著我幹什麼的。凡是我看不順眼的，都要推倒重來；凡是束縛我手腳的，都要徹底砸爛；凡是敢於冒犯我的，都要打翻在地。為此，共產主義總是千方百計地控制人，不遺餘力地追求絕對的權力。顯然，這樣一種充滿了權力慾，既不懂得約束自己也不懂得尊重他人，徹頭徹尾反宇宙、反神靈、反人性的思想體系和意識形態，對人類社會的普世價值天生就是敵視的。
眾所周知，人類社會是由不同的民族和國家組成的，這些民族和國家又有著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文明體系，這些制度和體系從古到今還在不斷地變化著。但不管它們的差別和變化有多大，人類社會要存在、延續和發展，都必須具備一些共同的前提，其中之一就是人們在不同的民族和國家、在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文明體系下都必須共同遵守的那些行為準則和規範，也就是被稱之為普世價值，或曰共同的善惡標準的那些東西。比如，敬畏天地神靈，不因私慾而殺人，勿偷盜，不說謊，己所不慾，勿施於人，等等。這些準則和規範是對個人意志的一種必要的限制和約束，它們構成了人類文明的底線，既是天意天道的體現，也是人性的基本需求。從歷史上看，人類社會的普世價值是在人類文明趨於成熟時，由各個民族的聖人制定並一代代流傳下來的。無論什麼時代和國家，普世價值一旦遭到踐踏破壞，社會就會發生變異和混亂，甚至走向崩潰。然而，在狂妄自大到極點，以鬥爭為最大樂趣的共產主義看來，它們卻不過是束縛自己手腳，必須徹底砸爛的陳腐枷鎖。既如此，它又怎會把普世價值放在眼裡，心甘情願的受其制約呢？！
從心理分析的角度看，自大狂常導致反社會型人格障礙，患者會表現出明顯的悖離社會規範的傾向。一方面，在理論上處處與普世價值作對，比如發展出一套冠冕堂皇的「宣揚自由民主人權」的理論來反對真正的自由、民主和人權；另一方面，則在實踐中瘋狂地毀滅文明，報復社會。共產主義不正是如此麼？！
早在《共產黨宣言》裡，馬克思和恩格斯就的理直氣壯地向全世界公開宣稱：「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係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
「共產黨人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佈：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國際歌》裡赤裸裸的唱道：「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
列寧認為：「無產階級專政的權力是一種不受任何約束的權力，不受法律條文的約束，絕對不受任何規章制度的束縛，它完全是以暴力為基礎的。」他還明確主張，只要目的正確，可以不擇手段。
毛澤東說的更通俗更直白：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千頭萬緒，歸根到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
總之，在共產主義的詞典裡，革命也好，造反也好，不僅意味著顛覆一切現存的社會秩序，同時也意味著毀滅包括普世價值規範在內的一切文明成果。從這個角度講，共產主義的歷史其實就是一部敵視和踐踏普世價值的歷史，這也正是它的危害性之巨大之空前的根源所在——它無情的摧毀了人類社會賴以存在、延續和發展的基石。
具體而言，普世價值主要涉及三大關係，即人與天（神）、人與自然和人與人的關係，而共產主義對普世價值的敵視和踐踏，主要也體現在這三個方面，亦即對天意神靈的褻瀆、對自然的掠奪和破壞，對人的愚弄和踐踏。
縱觀古今中外，無論是西方的正教，還是東方的儒、釋、道，都告誡人們要信神敬天、從善惜福、感恩知報。在中國古代，皇帝們以其九五之尊，仍然自稱天子，受到「天意」的管轄和制約，不時要下詔罪己，向天懺悔。這種對天意神靈的敬畏乃是普世價值在人神關係中的具體體現。但共產主義卻自以為「老子天下第一」，鼓吹無神，無佛，無道，認定宗教是毒害人民的鴉片，把一切信神敬天的傳統觀念統統斥之為「迷信」。為了摧毀人類的正信，它想方設法對有神論者進行洗腦，甚至不惜將他們批倒批臭，乃至肉體消滅。中共對宗教的迫害就是這種倒行逆施的一個典型。
在中國歷史上，儒教、道教和佛教雖都曾分別遭到過破壞，但唯有中共是三教齊滅。1949年後，在中共的暴力鎮壓下，原有的各種宗教團體相繼被瓦解和改造，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精英被鎮壓了，剩下的很多還了俗，還有很多是不公開的共產黨員，專門穿著袈裟、道袍和牧師的袍服歪曲佛經、道藏、聖經，從這些經典中為中共的政治運動找根據。從此以後，在中國宗教界，只有做了「愛國」信徒才能受到國家憲法的保護。實際上，無論老百姓信的是什麼教，標準只有一個：就是要在行為上服從黨的指揮，承認共產黨是高於一切教會的。你信基督教，那共產黨就是上帝的上帝；你信佛教，那共產黨則是佛祖的佛祖；講到回教，共產黨就是真主的真主；講到活佛，共產黨就要批准誰來做活佛。說到底，黨需要你說什麼，你就得說什麼；黨需要你做什麼，你就得做什麼。教徒們要高舉你們各自的信仰去遵行黨的旨意。如果不這麼做，就成為打擊、專政的對象。
人生活在大自然中，我們所需要的一切都取自於自然，依賴於自然。因此，普世價值體現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中，就是強調要尊重和善待自然，與自然和諧共處。比如，中國傳統文化講天人合一，人要尊重自然，承天順地，感恩惜福。但共產主義卻藐視天地自然，自以為人定勝天，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號稱天不怕，地不怕，並且好大喜功，樂於與天鬥、與地鬥，妄想改天換地，以此滿足主宰一切的權力慾。
「讓高山低頭，讓河水讓路」；「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嶺開道，我來了！」大躍進年代流行的這些民歌便是共產主義這種狂妄愚蠢的生動寫照。但自然規律對於敢於冒犯它的狂妄自大者是無情的。以中國為例，五十多年來中共以戰天鬥地的姿態，對自然肆意搜刮掠奪，任行欺壓搾取，逆天地而行，並沒有讓「敢叫日月換新天」的癡心妄想如願的變成現實，只是把自古以來人與自然的和諧關係完完全全變成了利用與被利用、改造與被改造和征服與被征服的對立關係，最終不僅自食其果，而且導致了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給中華民族和子孫後代帶來了無窮的危害。
古往今來，為了維繫人與人之間的正常關係，不論什麼時代和國家，人們都必須遵守一些基本的行為規範，比如不能隨意殺人，不能說謊，要守人倫，互相尊重彼此的人格……這是普世價值在人與人關係中的基本體現。但共產主義只承認階級性和集體價值，否認抽像的人性和個人的價值，一貫隨心所慾地破壞道德人倫，肆意踐踏他人的人格尊嚴。為了奪取和維持政權，實行專制獨裁，它不但說謊成性，而且殺人如麻。
著名的精神分析家弗洛姆曾經對馬克思進行過精神分析。他得出結論說，馬克思是具有暴力狂傾向的反社會型人格障礙患者。這類人對社會通常都有很強烈的仇恨和敵意，只要一有機會，就會以暴力的方式迫害他人。就對暴力的崇拜和熱愛而言，馬克思和希特勒可以說沒什麼太大的區別。他創立的共產主義的核心就是階級鬥爭，用暴力手段推翻民主社會。馬克思也毫不掩飾他對持異見的獨立思想者的態度。他曾惡狠狠地說過：「共產主義不是醫生手中的手術刀，而是武器。它的目標是對付敵人，不是駁斥他，而是要消滅他。」在這個問題上，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是一對親兄弟，它們都不允許有任何不同的意見。對待有獨立思想的人，它們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從肉體上完全消滅。
在共產黨國家，共產主義更是以嗜殺著稱。以中共為例，當年中共廣東「農運大王」彭湃就曾厲聲疾呼：「把反動派和土豪劣紳殺得乾乾淨淨，讓他們的鮮血染紅海港，染紅每一個人的衣裳！」他傚法明末張獻忠發佈「七殺令」，下達每一個蘇維埃代表殺20個人的指標。海陸豐暴動後有一萬數千人被殺，甚至出現吃人肉、吃心肝的現象。燒殺之慘烈，令人心驚膽顫。僅在1927年到1936年所謂第一次國共內戰時期，中共盤踞的江西一地人口就從二千多萬下降到一千多萬，他們中許多人便是中共的刀下鬼。
中共不僅在奪權時大開殺戒，掌權後依舊嗜好殺人。1951年，剛上台不久的中共就揮舞起了血淋淋的屠刀，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如火如荼的所謂「鎮壓反革命分子」(史稱「鎮反」)運動。毛澤東明確指示說，「在農村，殺反革命，一般應超過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應少於千分之一。」以當時中國六億人口計算，毛一道「聖旨」就使至少六十萬人頭落地。至於說被殺的人是不是罪當至死，則完全不是中共要考慮的問題。1951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反革命分子條例》中甚至規定，連「傳播謠言」都能「斬立決」。
三、「老子天下第一」是世上所有自大狂的共同特點。不同的是，一般的自大狂僅僅只是在某一或某些方面自以為是天下第一，要爭當天下第一，而極端的自大狂則自以為什麼都是天下第一，什麼都要爭當天下第一。共產主義就是這樣一種完全喪失了理智發展到極端的自大狂。
就自我定位而言，共產主義不但把自己看作是主宰世界降福於人的救世主，洞察萬物掌握絕對真理的先知，而且自以為在道德人格上也凌駕於一切眾人之上。換句話說，在共產主義眼裡，它不但無所不能，無所不知，而且至善至美，完美無缺。這種至善至美、完美無缺的自我定位，常常使它如癡如醉的沉浸在自我欣賞自我感動和自我陶醉的崇高感之中，極大地滿足了自己的道德虛榮心，由此獲得的快感，絕不亞於那種充當救世主和精神導師，滿足權力慾後的感覺。再從行為動機來看，共產主義並不滿足於掌握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領域的雙重支配權，僅僅充當人間的救世主和精神導師，除此之外，它還希圖成為至善至美萬眾景仰的道德偶像。共產主義對自身道德形象的迷戀絲毫也不亞於對權力的迷戀，正因為如此，無休止無限度的權力慾加上無休止無限度的道德虛榮心乃是共產主義自大狂人格兩大最醒目的特徵。
17歲那年，馬克思曾在其中學畢業作文《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中發誓，要選擇「為人類造福」作為自己未來的職業。他寫道：「在選擇職業時，我們應該遵循的主要指針是人類的幸福和我們自身的完美。不應認為，這兩種利益是敵對的，互相衝突的，一種利益必須消滅另一種的；人類的天性本來就是這樣的：人們只有為同時代人的完美、為他們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達到完美。」
「如果一個人只為自己勞動，他也許能夠成為著名學者、大哲人、卓越詩人，然而他永遠不能成為完美無疵的偉大人物。歷史承認那些為共同目標勞動因而自己變得高尚的人是偉大人物；經驗讚美那些為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誨我們，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為人類犧牲了自己——有誰敢否定這類教誨呢？」
「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我們就不會為它的重負所壓倒，因為這是為全人類所作的犧牲；那時我們感到的將不是一點點自私可憐的歡樂，我們的幸福將屬於千萬人，我們的事業並不顯赫一時，但將永遠存在；而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青年馬克思的這番真情自白，猶如一支生花妙筆，惟妙惟肖的為我們勾勒出了一幅道德自大狂的傳神畫像。
那麼，具體而言，什麼才是道德上的至善至美呢？在政治領域內，按照通行的標準，那不就是青年馬克思所說的「為人類造福」，「為人類福利而勞動」，「為全人類」作「犧牲」麼？！正因為如此，共產主義總是聲稱自己代表人民，是為人民造福的。在人們對共產主義的批判中，這類表白常一概被視為蓄意編造的謊言，其實事情倒並非這麼簡單。我覺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們應該把作為思想體系的共產主義與具體的共產主義者區分開來，共產主義者的善心告白固然充斥著大量的謊言，但當共產主義聲稱自己代表人民，要為人民造福時，它倒不是在有意說謊，而真的就是這麼以為的。不過，肯定這一點並不能就此證明共產主義的高尚和偉大。因為真以為自己代表人民，並不一定就意味著真的代表人民，真想代表人民。只有真的代表人民，真想代表人民，那才是偉大和高尚的。所以，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是否真的以為自己代表人民，是否自稱想為人民服務，而在於是不是真的代表了人民，真想代表人民。判明這一點既重要又複雜，只有在對共產主義的所作所為和它深層的心理動機做過深入全面的考察後方能得出合乎實際的結論。
依據我們的常識，一種思想體系如果真的代表人民，它必定會心甘情願地把自己當作人民的僕人，一切從人民自身的需要和意願出發，按照他們的需要和意願，去為他們爭取他們嚮往的一切。總之，是一切圍繞著人民的意志轉。而共產主義卻恰好相反，它根本就不曾真的把自己當作人民的僕人，而總是以人民的救世主自居，把自己看做是他們的解放者。在它眼裡，人民不過是無思考能力和選擇能力的弱智者或殘疾人，既無自由的思想權利，也沒有自由的選擇權利，只有自己才知道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只有自己才能讓人民獲得解放，也只有自己才能把人民引領到光明幸福的未來（列寧就曾明確提出，工人階級的革命熱忱，必須從外部由一個組織嚴密、高度紀律性的由職業革命家所組成的政黨來灌輸給他們）。如此，不是一切都應該從人民自身的需要和意願出發，按照他們的需要和意願，去為他們爭取他們嚮往的一切，而是應該由居高臨下的共產主義者來一手從新規劃人民的生活，包括改變它認為的不合理的現狀，追求它認為應該追求的目標，建立它眼中合理的社會制度，而對於這一切人民只能帶著感恩的心理無條件的予以接受；否則，他們隨時都有被打成敵人，變成革命對象的危險。總之，共產主義不是一切圍繞著人民的意志轉，而是一切圍繞著自己的意志轉。所謂「傾聽群眾的呼聲」、「吸收群眾的智慧」，如果不是走過場，裝樣子，最終也還是為了證明自己的正確偉大。這哪裏是代表人民，造福人民，分明是將自己的意志強加於民，把老百姓當作改造世界，滿足虛榮心和實現自我意志的工具，分明是把代替民眾思考和選擇視為賜福於民，把剝奪人民的自由的思想權利和選擇權利視為理所當然！歷史已經證明，由此帶給人民的絕非他們夢想的幸福，而是慘絕人寰的災難。
共產主義不但根本代表不了人民，而且也不是真想代表人民。舉例來說，熱戀中的人都喜歡把「愛」掛在嘴上，可什麼是真正的愛？真愛的本質是利他的，前提是凡事尊重戀人的意願，處處為對方著想，放手給予他（她）想要的自由；反之，有的人凡事不顧對方的意願，處處限制戀人的自由，強迫他（她）按自己的標準生活，做自己不愛做的事情，那怎麼能算是真愛呢？！即便自以為這是為對方好，那也不是真愛。不但不是真愛，而且可以說是一種極端自私的表現——在「愛」的名義下，你滿足的其實是自己的私慾；表面上你似乎是在愛人，骨子裡不過是在利己。
共產主義同樣是這麼回事，只不過表面動機和深層動機的背離在它身上表現的更為明顯罷了。儘管看上去共產主義一向自以為代表人民，自稱要為民造福，但這其實並非是它真想要達到的目的，它的目的是想通過這種政治途徑，在人類社會這個舞台上扮演道德聖人和盛世明君的形象，以此證明只有自己才是這個世界上最無私最偉大最高尚最完美的，從而領受民眾的景仰和膜拜。也就是說，在代表人民、造福人民的表面動機的背後，深藏著的其實是極端自私的道德虛榮心。
可見，共產主義所謂代表人民和為民造福的含義，與真正意義上的代表人民和為人造福完全是南轅北轍的兩回事。共產主義只不過是自居為人民的代表，自稱想為民造福，而不是真的代表了人民，真的想為民造福。這種典型的道德僭狂讓我想到了離開這個世界不久的薩達姆。
薩達姆是當今世界公認的獨裁暴君，在他當政期間，不但許多無辜的伊拉克百姓先後死於他的屠刀之下，而且他的暴政也給伊拉克人民和鄰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儘管薩達姆關心和追逐的向來只是自己的權力，但他卻總愛裝扮出一付尊重和代表民意的模樣，比如操縱選舉為自己的獨裁統治蒙上民主的面紗，等等。對於他偽善的這一面，世人看的都很清楚。但與此同時，他還有被世人有意無意忽略的另一面，即自欺的一面。這一點具體表現在，當他虛情假意的裝扮出尊重和代表民意模樣的同時，又有真以為自己代表伊拉克人民的一面。據看守薩達姆的美國士兵在日記中披露，薩達姆在獄中老是告訴他們，他的人民熱愛他——至今仍然熱愛他。他堅持說，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他的人民的幸福」，比如入侵科威特。顯而易見，當薩達姆在獄中對看守他的士兵作這番真情告白時，他明顯是在意淫，在自欺欺人。
共產主義不也是這樣一個道德意淫和自欺欺人的典型嗎？！當它自以為代表人民，自稱要造福民眾的時候，它其實純粹是在自我欣賞自我陶醉自我感動。據說波爾布特到死都沒有一點遺憾，堅持認為自己的一生是在為國家和人民利益奮鬥，這跟薩達姆有什麼兩樣？！唯其如此，當共產主義喋喋不休地宣稱自己代表人民，要為民造福之時，才會顯得那麼抒情煽情，顯得那麼如癡如醉，顯得那麼真誠感人，以致讓無數善良天真的人們在感動中受騙上當，誤以為共產主義真的代表了他們的利益，真的是全心全意為他們服務的。
比之於那種口是心非、虛情假意的謊言，這種「真誠」的自我欣賞、自我陶醉、自我感動對普通民眾顯然更具有欺騙性，更讓人難以識別。這不正是一些人至今看不清共產主義的真實面目，對中共扔抱有幻想的一個重要原因麼？！
當然，共產主義的欺騙性也不僅僅表現為這種自欺欺人，在自欺欺人的同時，它也大量的生產著蓄意編造的謊言。如同自欺欺人發端於其自大狂人格一樣，這種人格也是共產主義熱衷編造謊言的根源。
簡單的講，共產主義自以為全知全能，盡善盡美，可實際上它不能不知的事多得很，它的自私殘暴無賴邪惡更是與盡善盡美相去十萬八千里。這個差距是客觀存在。試想，如果大家知曉了這一切，共產主義還會有市場嗎？當然不會有了。那怎麼辦? 共產主義開出的方子就是：說謊造假。
說謊造假當然有悖做人的基本準則，共產主義不會不知道。可它說謊造假起來從不臉紅，毫無心理障礙。為什麼？它有一套自圓其說的邏輯：別人說謊造假是為了私利，當然可恥！我不同，我是人民的救世主和精神先知啊，我所做的一切，包括說謊造假，都是為了人民啊，都是為了解放全人類啊！列寧不是理直氣壯地說過，只要目的正確，可以不擇手段麼？！所以共產主義說起謊造起假來，不但不覺得可恥，而且引以為光榮。
於是，在自欺欺人的同時，共產主義也就順理成章的成了說謊造假的大家。這一切，無一不能從其自大狂人格中得到解釋。
作為有神論者，我們並不否認全知全能、盡善盡美，但我們認為這只能用來形容神，因為他們是覺悟了的高層生命，而世間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做到全知全能，盡善盡美。
共產主義自稱是無神論，要打倒一切神，但在打倒一切真神的同時，卻把它自己塑造成了一個新的神，只不過這個神不是真的，而是自封的，假的。正如哲學家羅素所指出的，馬克思創造的共產主義其實就是一種患了自大症的偏執狂的宗教。而以假亂真，必定禍亂人間。
一個半多世紀中，人類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至今還有許多人為共產主義所騙。為了捍衛人類理性的尊嚴，為了實現每個人的自由，今天，該是還其自大狂的真相，把它拉下神壇的時候了。最後，讓我引述劉傑先生的兩段話作為結束：
「共產主義曾經被視為人類的終極理想，社會發展的最高階段。然而，共產主義的實踐，卻是人性的淪喪，幾乎讓全世界的文明遭受毀滅。」
「我們必須警惕那些宣揚空洞理想的傢伙，在溫情脈脈的表面之下，往往是黑暗極權專制的魔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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