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0月29日訊】（大紀元記者鍾濤、通訊員秦月、祝家琦、何秀麗紐約法拉盛報道）十月廿六日由「法拉盛居民罷免劉醇逸、楊愛倫委員會」和法拉盛事件受害者委員會聯合發起的《法拉盛論壇》，以「楊佳案與社會公義」為題，舉辦了第九次研討會。中國民主黨世界同盟主席王軍發言。他用自身親身經歷說明共產黨警察不把老百姓當人，楊佳的悲劇是必然，只有實現民主中國，才能避免楊佳的悲劇。
以下是王軍的發言整理：
一黨專制下中國不可能有公正
我從建立民主制度這個角度來講講楊佳這個事情，我們首先覺得楊佳這個事件是我們中國人民的悲哀，是我們中國的悲哀，也是中國警察的悲哀，也是中共自身的悲哀。為什麼這麼講呢？假如中國政府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的話，楊佳式的悲劇是不會發生的。假如中國的警察是負責任的警察的話，楊佳式的悲劇也不會發生。假如中國的法院是執法公正的話，楊佳式的悲劇也不會發生。那麼為什麼會發生楊佳式的悲劇呢？
楊佳這個事件本來很小的，他是北京人，到上海去旅遊，然後借一輛自行車，警察說這個自行車是有問題，偷來的，然後發生口角，警察有權、有人，把他打了。打人者，沒有受到任何懲罰，所以楊佳提出要討公道。其實楊佳討公道的真正的涵意就是司法要公正。可是在中國怎麼會有司法公正呢？共產黨一黨專制，他的性質決定在中國不可能有正義、有司法公正，也不可能有司法獨立。
親身經歷證明警察不把老百姓當人
關於自行車引起這麼大禍，我講一個我親身體會。有一年當時我還在解放軍部隊當軍官，我穿著解放軍海軍的白色的軍裝，戴著大白帽，非常神氣，好好的到了家鄉探親以後，很多朋友請我客，說同學之間見見面，我的同學已經是當了經理、總裁了，我為了更加威武一些，到理髮店去理理發、刮刮鬍子，保持軍人的儀表，本來是一個很正常的生活上的事情。
結果，那時天還沒有完全暗，就朦朧的暗，傍晚，我正在理髮的時候，警察長得凶魁，拿著槍，小槍還有微型衝鋒鎗，然後聯防隊，戴著以前礦工戴的帽子，然後拿著大棒子走路，晃來晃去的。一到我面前警察就跟我講：「這個車子誰的？」我說：「是我的。」我也騎著自行車，那個年代沒有摩托車也沒有汽車。「偷來的！」他下個定義。唉！我這個車子怎麼會是偷來的呢？是我家裡的。因為當時這個車子是無錫的牌子，而我老家是宜興。當時我的家裡人到無錫去，開了個大卡車送貨，把人家車子碰壞了，那我家裡面就說乾脆我給你錢，你把車給我算了，就算是買他的車。
警察在毫無根據的情況下就說是你偷來的。我再三解釋，然後打電話給家裡證實，這個車是我家的，不是偷來的。警察很不講理在哪裡呢，因為我跟他辯解了，在中國的警察眼裡，你老百姓就不是人，你就不能講人話，你就不能講正氣的話、正義的話，你就不能表達你自己的觀點。
我頂撞這個警察了，警察非常的凶狠，上來就要抓我。我得警告警察，我說我是軍隊的記者，我在這裡沒有犯法，我只是理一個髮，我就是犯法也需要軍事法庭來審判我，你沒有資格審判我。假如你今天要動手打我，那我先告你。我是解放軍，我的職責是保衛國家、保衛人民，假如我自己都保衛不了的話，我就不是一個軍人，我跟你幹到底。
他一看我這個來頭也不小，沒敢動手，他說：「證件。憑什麼說你是軍人、軍官？」我說：「你的證件呢？憑什麼說你是警察？」他說：「我戴著警察帽、穿警察服、帶著槍。」我說：「我也是戴著軍官帽、穿著軍官服啊，我們是公平的。你要查我的證件我首先要查你的證件，我怎麼相信你是警察？因為你敞胸袒懷的不像警察的樣。所有的行為像流氓一樣，像地痞一樣。」他說不過我，我當記者的，他說不過我，他知道自己理虧。他馬上下令其它警察：「帶走！」要把我的車拿走，還要把我帶走，然後我急了我趕快找了一個人，我說你趕快給我打電話告訴我家裡人。組織人員營救我！
我家裡一個電話組織了三十多輛摩托車，包圍了派出所。這個所長到現在我記憶猶新，叫邵見其。到了派出所以後，這個所長拍著桌子講話。我說：「警察先生，我不是犯人，你不可以這樣對我的。」他拍得更凶，他想，到了這裡還有你說話的餘地啊？老子說了算。後來呢，這個教導員是原來山東膠州灣的的一個膠南地區的軍人，他跟我原來這個鄰居也是個軍人，是戰友。
他一聽說我是在山東當兵，他就勸我：「唉呀，地方啊，就這樣，算啦，別跟他們計較啦，計較你要吃虧的，言外之意你要吃虧的。假如你走不出這個派出所，你可能死在這裡。但是當時因為我的鄉親、我的同學、我的朋友全部包圍了派出所，讓派出所感覺到這一家肯定有來頭，沒有來頭不敢這麼硬。好了，到了第二天，我們有一個遠房親戚，是政法委書記，就管他們的，打電話到派出所找那個所長，還有另外一個公安局的副手也打電話給那個所長，這個所長不服那個副手，但是書記打電話，他要服他手下，書記告訴他：「假如沒有這個事，趕快把自行車還給人家。假如有這個事，你要先向我匯報的。」
所長覺得這個事情不好辦，他就沒敢對我下毒手，但他內心非要把我置於死地不可。後來過了幾天，這個所長淫威大發，他不服氣，他在沒有請示匯報的情況下，叫兩個警察到我的駐地，讓我到派出所報到，假如我不去，要強行扣我去。這個情況非常嚴重。
後來呢，我們就組織一些人員陪我去，警察很鬼，一看我派頭也很大，他也不敢輕易動手。最後，無奈的情況之下，我提前結束了我的探親之行，回到了部隊。假如我不回到部隊，可能連命都沒有了。大家想一想，假如我的幕後沒有這個政法委的書記在撐腰的話，這個警察可能不會讓我離開這個派出所，他會為非作歹，楊佳就是少了一個政法委的書記坐背後，假如有，警察不會這樣對他。
後來在部隊裡面也經常出現。有一個幹部，有一次回到家鄉，跟當地的政府討公道，最後被活活打死的消息。為什麼呢？部隊裡面講的是正面的教育，要主張正義，一切都按照法律辦事，共產黨這個宣傳講的很好聽，可是他不做，你真的要去主張正義的時候他就搞你，說把你打死就打死。
所以部隊經常出現這樣子的情況，最後軍官也很灰心，感覺共產黨也在耍部隊的軍官。為什麼？我們保家衛國，說是很光榮的事情，可是家裡有難，受到侵害的時候，他們要講真話的時候，就被當地的警察活活地打死。這些貪官、當地的地痞無惡不做，最後不了了之。這種事情後來是司空見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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