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0月29日讯】（大纪元记者钟涛、通讯员秦月、祝家琦、何秀丽纽约法拉盛报道）十月廿六日由“法拉盛居民罢免刘醇逸、杨爱伦委员会”和法拉盛事件受害者委员会联合发起的《法拉盛论坛》，以“杨佳案与社会公义”为题，举办了第九次研讨会。中国民主党世界同盟主席王军发言。他用自身亲身经历说明共产党警察不把老百姓当人，杨佳的悲剧是必然，只有实现民主中国，才能避免杨佳的悲剧。
以下是王军的发言整理：
一党专制下中国不可能有公正
我从建立民主制度这个角度来讲讲杨佳这个事情，我们首先觉得杨佳这个事件是我们中国人民的悲哀，是我们中国的悲哀，也是中国警察的悲哀，也是中共自身的悲哀。为什么这么讲呢？假如中国政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的话，杨佳式的悲剧是不会发生的。假如中国的警察是负责任的警察的话，杨佳式的悲剧也不会发生。假如中国的法院是执法公正的话，杨佳式的悲剧也不会发生。那么为什么会发生杨佳式的悲剧呢？
杨佳这个事件本来很小的，他是北京人，到上海去旅游，然后借一辆自行车，警察说这个自行车是有问题，偷来的，然后发生口角，警察有权、有人，把他打了。打人者，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所以杨佳提出要讨公道。其实杨佳讨公道的真正的涵意就是司法要公正。可是在中国怎么会有司法公正呢？共产党一党专制，他的性质决定在中国不可能有正义、有司法公正，也不可能有司法独立。
亲身经历证明警察不把老百姓当人
关于自行车引起这么大祸，我讲一个我亲身体会。有一年当时我还在解放军部队当军官，我穿着解放军海军的白色的军装，戴着大白帽，非常神气，好好的到了家乡探亲以后，很多朋友请我客，说同学之间见见面，我的同学已经是当了经理、总裁了，我为了更加威武一些，到理发店去理理发、刮刮胡子，保持军人的仪表，本来是一个很正常的生活上的事情。
结果，那时天还没有完全暗，就朦胧的暗，傍晚，我正在理发的时候，警察长得凶魁，拿着枪，小枪还有微型冲锋枪，然后联防队，戴着以前矿工戴的帽子，然后拿着大棒子走路，晃来晃去的。一到我面前警察就跟我讲：“这个车子谁的？”我说：“是我的。”我也骑着自行车，那个年代没有摩托车也没有汽车。“偷来的！”他下个定义。唉！我这个车子怎么会是偷来的呢？是我家里的。因为当时这个车子是无锡的牌子，而我老家是宜兴。当时我的家里人到无锡去，开了个大卡车送货，把人家车子碰坏了，那我家里面就说干脆我给你钱，你把车给我算了，就算是买他的车。
警察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就说是你偷来的。我再三解释，然后打电话给家里证实，这个车是我家的，不是偷来的。警察很不讲理在哪里呢，因为我跟他辩解了，在中国的警察眼里，你老百姓就不是人，你就不能讲人话，你就不能讲正气的话、正义的话，你就不能表达你自己的观点。
我顶撞这个警察了，警察非常的凶狠，上来就要抓我。我得警告警察，我说我是军队的记者，我在这里没有犯法，我只是理一个发，我就是犯法也需要军事法庭来审判我，你没有资格审判我。假如你今天要动手打我，那我先告你。我是解放军，我的职责是保卫国家、保卫人民，假如我自己都保卫不了的话，我就不是一个军人，我跟你干到底。
他一看我这个来头也不小，没敢动手，他说：“证件。凭什么说你是军人、军官？”我说：“你的证件呢？凭什么说你是警察？”他说：“我戴着警察帽、穿警察服、带着枪。”我说：“我也是戴着军官帽、穿着军官服啊，我们是公平的。你要查我的证件我首先要查你的证件，我怎么相信你是警察？因为你敞胸袒怀的不像警察的样。所有的行为像流氓一样，像地痞一样。”他说不过我，我当记者的，他说不过我，他知道自己理亏。他马上下令其它警察：“带走！”要把我的车拿走，还要把我带走，然后我急了我赶快找了一个人，我说你赶快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家里人。组织人员营救我！
我家里一个电话组织了三十多辆摩托车，包围了派出所。这个所长到现在我记忆犹新，叫邵见其。到了派出所以后，这个所长拍着桌子讲话。我说：“警察先生，我不是犯人，你不可以这样对我的。”他拍得更凶，他想，到了这里还有你说话的余地啊？老子说了算。后来呢，这个教导员是原来山东胶州湾的的一个胶南地区的军人，他跟我原来这个邻居也是个军人，是战友。
他一听说我是在山东当兵，他就劝我：“唉呀，地方啊，就这样，算啦，别跟他们计较啦，计较你要吃亏的，言外之意你要吃亏的。假如你走不出这个派出所，你可能死在这里。但是当时因为我的乡亲、我的同学、我的朋友全部包围了派出所，让派出所感觉到这一家肯定有来头，没有来头不敢这么硬。好了，到了第二天，我们有一个远房亲戚，是政法委书记，就管他们的，打电话到派出所找那个所长，还有另外一个公安局的副手也打电话给那个所长，这个所长不服那个副手，但是书记打电话，他要服他手下，书记告诉他：“假如没有这个事，赶快把自行车还给人家。假如有这个事，你要先向我汇报的。”
所长觉得这个事情不好办，他就没敢对我下毒手，但他内心非要把我置于死地不可。后来过了几天，这个所长淫威大发，他不服气，他在没有请示汇报的情况下，叫两个警察到我的驻地，让我到派出所报到，假如我不去，要强行扣我去。这个情况非常严重。
后来呢，我们就组织一些人员陪我去，警察很鬼，一看我派头也很大，他也不敢轻易动手。最后，无奈的情况之下，我提前结束了我的探亲之行，回到了部队。假如我不回到部队，可能连命都没有了。大家想一想，假如我的幕后没有这个政法委的书记在撑腰的话，这个警察可能不会让我离开这个派出所，他会为非作歹，杨佳就是少了一个政法委的书记坐背后，假如有，警察不会这样对他。
后来在部队里面也经常出现。有一个干部，有一次回到家乡，跟当地的政府讨公道，最后被活活打死的消息。为什么呢？部队里面讲的是正面的教育，要主张正义，一切都按照法律办事，共产党这个宣传讲的很好听，可是他不做，你真的要去主张正义的时候他就搞你，说把你打死就打死。
所以部队经常出现这样子的情况，最后军官也很灰心，感觉共产党也在耍部队的军官。为什么？我们保家卫国，说是很光荣的事情，可是家里有难，受到侵害的时候，他们要讲真话的时候，就被当地的警察活活地打死。这些贪官、当地的地痞无恶不做，最后不了了之。这种事情后来是司空见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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