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月17日訊】「大人物」通常總是「壞人」，這句話出自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勳爵（Lord Acton）1887年4月5日給蒙代尓‧克里埃頓主教（Bishop Mendell Creighton）的一封信。阿克頓勳爵在這封信中說的前一句話常被人引用，但緊接著的一句卻往往被刪去。這兩句連在一起的話是：「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大人物通常總是壞人。」（「Power tends to corrup，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s absolutely.Great man are almost always bad man.）
「權力世界」充斥動物性
按我的理解，阿克頓勳爵所謂的「大人物」，是指追求權力或追求絕對權力，並成為「大人物的那些人來說的。那些傑出的科學家、發明家、作家、藝術家、思想家，如牛頓、達爾文、愛因斯坦、愛迪生、莎士比亞、曹雪芹、托爾斯泰、達‧芬奇、莫扎特，是「大人物」，而且是「偉人」，當然不是「壞人」。就是追求權力的人物，如一些傑出的政治家，如華盛頓、傑婓遜、孫中山、甘地，也是「大人物」，我認為，他們屬於阿克頓勳爵所說的「almost」的例外。他們同樣是「偉人」，而不是「壞人」。
然而，阿克頓勳爵認為，追求權力並成為「大人物」的那些人通常總是「壞人」。
在動物社會和人類社會中，「權力世界」充斥動物性，而存在絕對權力的世界則充斥動物最殘暴的本性。拿白蟻來說，當敵人來犯時，兵蟻會迅速離巢出擊，勇敢面對敵人，而巢內的工蟻則冷酷無情，兵蟻一出巢，立即緊閉大門，根本不問巢外兵蟻的死活。獅群中雖然沒有階級之分，但當一只雄獅戰勝另一隻雄獅接管後者的獅群後，會把非親生的小獅子統統殺掉。最近，紐約中文電視正在上演《皇太子秘史》。清聖祖康熙有二十個兒子、八個女兒長大成人。康熙在立胤礽為皇太子後的33年，廢除了胤礽的皇位繼承權，不久，康熙復立胤礽為皇太子，幾年後再廢太子。自此之後，直到康熙皇帝去世，在長達十年的時間中，康熙沒有再立皇太子。因而，康熙皇帝諸子，勾結拉攏各種人士，為奪取皇位進行了你死我活的鬥爭。皇長子胤褆（非皇后所生）對康熙皇帝說：「欲誅胤礽，不必出自父皇之手。」皇長子迷信法術，用詛咒辦法，企圖使胤礽死亡。皇八子、皇九子、皇十子密切結合，組成集團。皇四子與四方總督、巡撫、提督勾結，竭力擴展自己勢力。由於缺乏明確的皇位繼承規則，每一個企圖奪取皇位的人都準備時時刻刻殺死對手，同時，時刻防衛被人殺死。那些追逐權力、貪污成性的首腦和高官們，如菲律賓總統馬科斯、秘魯總統藤森、陳希同、陳水扁、陳良宇們，他們的很多政治行為表現了明顯的動物性。
職位放大器
權力提升人的動物性（參見《前哨》月刊2006年第十期嚴家祺文章）。行使權力的職位愈高，就愈加放大這種動物性。職位是一個「放大器」，它既可以把擔任這一職位的人的優點放大，也可以把他的缺點、弱點、劣根性加以放大。
倫理學家包尓生（Friedrich Paulsen）曾說：「別人的幸福對於自己的自尊有一種壓抑作用，而別人的不幸有利於自己自尊的提高。」「幸福會導致他人嫉妒，而不幸會使他人產生『幸災樂禍』。」對無權無勢的人來說，有嫉妒心固然不好，但嫉妒造成的有害後果一般有限。一個大權在握的人的嫉妒心往往會轉化為殘忍。俄國女皇伊麗莎白對長得漂亮的艾芙杜基婭‧洛布什娜極端嫉妒，由於她美麗又是女皇的競爭者，女皇竟命令用燒紅的鐵條刺穿她的舌頭。毛澤東的夫人江青嫉妒成性，加上她為了掩蓋自己過去曾在演藝圈中的歷史，在「文化大革命」中，憑藉手中權力，對她年輕時代所嫉妒的演員一一加以迫害。由於職位「放大器」的作用，嫉妒這樣一種人性弱點，也足以使一個權勢「大人物」成為「迫害狂」，使「大人物」暴露出他的「壞人」特性。
「大人物」成為「壞人」的根源
人們喜歡以「出身」、「受教育水平」、「地位」來區分人，事實上，人與人最基本的區別還是「好人」和「壞人」。我認為，一個權力世界中的「壞人」，在家庭中可能是一個「慈父」；一個權力世界中的「壞人」當他完全退出這一世界時，也可能轉變為一個「好人」。然而，阿克頓說：「大人物通常總是壞人，當他們發揮影響力和喪失權威時也是如此。」
我在《前哨》月刊2006年第9期文章中說過，人類是一個單一的物種。世世代代所有的人，不僅有相同的身體構造，而且有一樣的人性，即由人的動物性和人的理性結合的同一人性。「好人」與「壞人」的區別，不僅在於他們的「價值觀」不同，而且在於他們運用「人的理性」控制「動物性」的程度不同。普通人在處理人與人的關係中總要用理性控制情感，用理性來控制人的種種動物性表現。在缺乏權力制衡的情況下，大權在握的人，如果自己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緒，就會恣意妄為，損害無辜的人們。這種情況的進一步發展，就會從無意到有意，使「大人物」顯現為「壞人」。
我在這裡不討論世襲制度下的情況。在非世襲制的情況下，一個人能從「小人物」變為「大人物」，與他的聰明才智是密不
可分的。人除了分為「好人」、「壞人」外，「聰明」與「愚蠢」又是一重大區分。「智商」（IQ）和「情緒智商」（EQ）低的人，通常難以爬上高位。華國鋒「厚重少文」，不及鄧小平聰明，所以被鄧小平趕下了台。胡耀邦、趙紫陽是好人，在鄧小平的絕對權力下，好心不得好報。胡錦濤之所以能使江澤民交出軍權，除了「廢除終身制」觀念在中國深入人心外，還與江澤民IQ、EQ兩項皆低有關。在權力世界中，攀登權力頂峰的人在每一時刻都會面臨許多選擇，聰明的好人會中途滑落，而愚蠢的人不能靠自己的力量爬上高位。生物學家E‧O‧威爾遜說：「人類社會性最了不起之處，實際上就是人可以輕易地形成聯盟，打破聯盟，又重結聯盟。」聰明的壞人能在適當時機背信棄義，正是這種人能夠攫取權力的內在因素之一。
「權力制衡」使「壞人」壞得有限
儒家政治思想與民主法治的根本區別不是「人本主義」，而是對「人性」的看法。儒家的政治理想是「仁政」、「好皇帝」。毛澤東的「兩類矛盾學說」，既帶有「法家」嚴刑峻法的特點，又帶有儒家希望由「好人」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因素。當掌權者中充斥「壞人」時，「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就成了踐踏人權的「反右運動」。 民主法治立足於「人的不完美性」、立足於「權力導致腐敗」的認識。既然權力提升人的動物性，就應當用權力來制約權力。最高權力的「限任制」雖然使一個企圖成為「好皇帝」的人不能終身在位，但也清除了人類史上有久遠歷史的帝制的弊病。
直選議員、新聞自由、司法獨立並不是西方的專利，而是人類面對自己的動物性，用「權力制約權力」的一些普普通通的方法而已。在民主法治下，即使「壞人」掌權，掌權的時間也有限，而且對貪污腐敗和損害國家人民利益的人，可以通過新聞自由和法律程序得到揭露和征處。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和王朝已近一百年，中國政治體制仍帶有明顯的王朝印記。在民主制度下，最高行政權屬於有嚴格連任限制的一人，議會制約行政權的行使，卻不能分散行政決策權本身。現在中國的「政治局」的存在，不僅使「最高權力的更迭」沒有明確的規則，致使「政治局」中的「皇四子」、 「皇八子」、「皇十子」為爭奪繼承權不斷明爭暗鬥；而且，分散了最高行政權，這是一種沒有權力制衡的政治體制。
同一個人，從「前面」看和從「後面」看是不同的。二戰結束時，羅斯福從「前面」看戴高樂，經常不屑一顧；而當中學教員的蓬皮杜看同一個戴高樂，是從戴高樂「後面」看的，感到異常高大。何長工從「前面」看毛澤東，談起來總是「小毛」、「小毛」什麼的。上海的年輕一代看那個陳良宇，許多人都是從「後面」看的。在「大人物」面前，青年人不要迷信他們，要記住阿克頓的話：「權力導致腐敗，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大人物通常總是壞人。」
( 摘自《前哨》月刊2006年11月號，第94-96頁)
原載《《前哨》月刊》(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