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日訊】許霆的官司大致算是有了一個結果，被輕判為五年的徒刑。在媒體的報導中，判決一出，當時在法庭上一片驚嘆。無期徒刑與五年徒刑之間的落差幾乎就是跳樓，旁觀者想不驚嘆亦不可得。
有人說這是媒體的勝利；更有人說，這是一種媒體的審判，是一種媒體干涉司法的行為。媒體干涉司法是個大罪名，有媒體權利過度延伸，並且干擾了司法獨立的嫌疑。如果真是如此，媒體的罪過實在是罪無可赦的。尤其是很多人舉出例子，說明在很多國家裡，媒體在案件的報導時是受到限制的，不能干涉司法。對於此事的註腳，是當審法官說許霆案是特案特辦。言下之意，確實是因為受到了輿論的壓力。
既然如此，媒體與輿論是不是坐實了干涉司法的罪名？我看這個倒是未必。媒體作為輿論的工具，當然要反應大眾輿論的聲音。對於社會的熱點事件堅持不懈的報導與評論，是媒體先天的職責。所謂輿論壓力不僅是先天合理的，而且也是必須的。這里根本就沒有所謂輿論干預司法什麼事兒。
那麼，為什麼會給人以輿論干預司法的感覺？我們知道，獨立的司法是不怕任何輿論干預的，就像一個獨立的人除了法律的界限外，不會聽從別人說什麼而改變自己的處世原則。原因就是「獨立」兩個字。這個道理如果反過來看我們的司法，結論如何不難知道。所以，輿論之所以給人以干涉了司法的印象，不是輿論的問題，而是司法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輿論看上去是干涉了司法的獨立性，取得了一個能夠交代得過去的結果，其實卻是一種雙輸的格局。輿論與媒體輸在了改變了結果，但沒有改變導致原來那個能夠判許霆無期徒刑的原因；司法輸在了沒有堅持使用現有的、已經生效的法律，而任意改變了法律，「特案特辦」正好為司法不獨立做了一個註解。
輿論與媒體雖然在這次事件裡導致了一個比較合理的結果，但大眾的關注度始終是有限的，不會有那麼多同樣的事件進入公眾關注的領域。就如同曾經被收容遣送制度吞噬的那麼多人之後，才有了一個孫志剛案，才能最終廢除了那個邪惡的制度一樣，走到公眾領域的事件之前或者之後，都還會有更多的犧牲者。因為導致他們倒霉的原因依然還在，而媒體與輿論的關注，從來都是一個小概率事件。但輿論與媒體沒有輸到底，只要還有類似的事件，輿論與媒體依然可以發揮自己的力量。長此以往，總是能通過形成的壓力讓社會有所進步與改變。
而司法之輸，則在一個更深遠的領域導致了人們對於司法本身的不信任。我們知道，法律最重要的作用之一就是能夠告訴人們，如果你如何做了，將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這種可預期性才是能真正有作用的威懾力。一旦人們知道在法律層面上總是有例外發生的時候，司法的可預期性就蕩然無存。
這種可預期性的失去，即使最後的結果是正義的，也不過是一件度身訂做的襯衫——這個世界上有些人因為有錢或者有其他東西，總是會按照自己的體型而度身訂做一些東西，價格總是相當昂貴——沒有了可預期性的法律，就是這種度身訂做的正義，別人是消費不起的。因為這個代價實在是太高昂了。這裡不但有把媒體的監督妖魔化為「干涉司法」的代價，還有喪失了法律的可預期性的代價。有人認為，這次不論怎麼說，也算是一種法制的進步，但我不是這麼看的。付出了媒體與司法的雙重代價後，這個進步根本就是胡扯。
就我而言，判斷一個公共事件是不是帶來進步只有一個標準：是不是別人也能得到同樣的待遇。能，就是進步；不能，就是扯淡。許霆案這種度身訂做的正義的結果，誰要說是進步的話，不是無知，就是無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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