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2日訊】山東省所謂的「人民代表大會委員會」的副主任、省部級高官段義和，指使當警察的親戚炸死了來自農村的小情婦，從來沒有人說過是中國共產黨的最高權力集團幕後指使和策劃了這一惡性事件。但是，西藏自治區發生了所謂的「打、砸、搶、燒」暴力事件，卻被由一黨一派絕對控制的宣傳機器一口咬定是由流亡境外的達賴集團幕後指使和策劃的。接下來，便有許多有地位、有官銜的藏人和自以為「代表」藏人的非藏人，大罵達賴是「披著袈裟的狼」。我把這樣的藏人和非藏人，統稱為「藏奸」。我把由這樣的「藏奸」所標榜宣傳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叫做「藏奸愛國主義」和「藏奸民族主義」。在我看來，這種「藏奸愛國主義」和「藏奸民族主義」，才是大陸中國最為野蠻邪惡的奇恥大辱。凡是有良知的海外華人和大陸中國人，都應該高度警惕這樣的「藏奸愛國」。
2007年12月31日，我在自己註冊的多個網絡博客中貼出一篇短文《記一位不能回家的朋友》，同時配發了曾金燕與達賴活佛的一張珍貴合影。在隨後的一段時間裡，我當面詢問過許多看過我的博客文章的朋友：「你認識不認識和曾金燕合影的那個出家僧人？」得到的回答全部是：「不認識！」
正是因為大陸中國的所有媒體，多少年來從來不允許正面報道中國歷史上唯一一位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正大光明的和平活動及其影像資料，絕大多數的大陸中國人，是不認識達賴活佛的。且不說達賴活佛一直堅持不懈地向全人類公開宣傳非暴力、反藏獨的文明理念；也不說在他的支持之下一部分西藏人已經在印度建立了高度民主化的流亡自治政府；僅僅基於絕大多數大陸中國人根本不認識達賴活佛的客觀現實，年事已高的達賴活佛也不大可能從事所謂「分裂祖國」的政治活動。稍微知道一點中國歷史的人都應該知道，真正出賣大陸中國的國家利益的，偏偏就是被一黨一派的宣傳機器吹噓為「偉大、光榮、正確」的偽愛國主義者或者說是「漢奸愛國主義者」。
1915年2月5日，正當袁世凱及中華民國政府就日本方面強橫提出的二十一條無理要求進行艱難談判的時候，是孫中山、陳其美等人擅自代表整個國家與日本方面秘密簽訂了一份旨在賣國求援的《中日盟約》，袁世凱力爭倖免的關係國家主權的重要條款，幾乎全部被孫中山、陳其美等人主動奉送給了日本人。假如這份《中日盟約》能夠兌現的話，中國就會像當時的韓國一樣，完全墮落為日本人的殖民地和附屬國。
到了1923年1月26日，孫中山又擅自代表整個國家與蘇俄特命全權大使越飛秘密簽訂賣國求援的「聯合宣言」。面對國民黨內部的種種異議，孫中山提供的自我辯護竟然是「朕即國家」或者說是「朕即國父」的救國愛國：「中華民國就像我的孩子，他現在有淹死的危險。我要設法使他不沉下去，而我們在河中被急流沖走。我向英國和美國求救，他們站在岸上嘲笑我。這時候漂來蘇俄這根稻草。因為要淹死了，我只好抓住它。英國和美國在岸上向我大喊，千萬不要抓那根稻草，但是他們不幫助我。他們自己只顧著嘲笑，卻又叫我不要抓蘇俄這根稻草。我知道那是一根稻草，但是總比什麼都沒有好。」
宋慶齡繼承孫中山的遺志充當了共產國際秘密成員之後，為極力顛覆國民黨「一黨訓政」的中華民國，不辭辛苦地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中國共產黨提供了大批來自蘇聯的金錢物資甚至於武器彈藥。在抗日戰爭期間，躲藏在延安地區的黨派軍隊，更是種植了大量直接毒害中國人民的鴉片。
到了1950年2月24日，黨和國家領導人郭沫若在最高級的宣傳機器《人民日報》中發表《我們應該怎樣認識外蒙古獨立》一文，公然為「蒙獨」大唱讚歌：「反動分子企圖煽動某些中國人的大漢族主義的感情，反對外蒙古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國家。但是請問。外蒙古附屬於中國的時候，中國人對於外蒙古人民究竟給了些什麼福利呢？難道不是某些中國的侵略主義者，派兵攻入外蒙古，在政治經濟方面壓迫外蒙古人民，這才激起外蒙古人民脫離中國而獨立的要求嗎？我們自己在封建主義與帝國主義雙重壓迫之下差不多不能自保，難道一定要強迫外蒙古人民跟著我們殉葬嗎？我們在雙重壓迫之下，稍微有點覺悟的人便知道要求解放，難道外蒙古人民就不應該有點覺悟，不應該有解放的要求嗎？認真說，倒是外蒙古人民比我們爭氣些，比我們覺悟的早，比我們更清醒地能和社會主義地蘇聯做朋友，因而得到了幫助，而比我們早解放了。我們假如是站在大公無私地立場，我們倒應該向外蒙古人民告罪、向外蒙古人民致敬、向外蒙古人民學習地。更那裡有什麼理由跟在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反動地後面，來對蘇聯『憤慨』呢？再請問，由於外蒙古的獨立，在蘇聯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麼呢？豈不是和我們一樣，僅僅得到了一個鄰邦？」
假如把這段話中的「外蒙古」轉換成為「西藏」，同樣的道理是：「反動分子企圖煽動某些中國人的大漢族主義的感情，反對西藏人民建立自主的人民國家。但是請問。西藏附屬於中國的時候，中國人對於西藏人民究竟給了些什麼福利呢？難道不是某些中國的侵略主義者，派兵攻入西藏，在政治經濟方面壓迫西藏人民，這才激起西藏人民脫離中國而獨立的要求嗎？……再請問，由於西藏的獨立，在國際社會方面究竟得到了些什麼呢？豈不是和我們一樣，僅僅得到了一個鄰邦？」
從另一方面說，被英國人整整殖民了一百年的香港，在1997年回歸之後採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彈性政策，切實可行地保證了香港作為大陸中國的一方文明淨土的特區地位。已經在西藏建立高度民主化的流亡自治政府的西藏人，為什麼不可以回歸「西藏」，在整個藏區建立一個香港式的「一國兩制、藏人治藏、高度自治」的西藏特區呢？！假如在新聞出版自由的條件下進行全民公投的話，我敢保證除了那些不肯還權於民的「藏奸愛國主義者」或「漢奸愛國主義者」之外，全體中國人中的絕大多數都會同意設立這樣一個西藏特區的！！
一個男人與自己的妻子發生性關係自然是不容外人干涉的家庭私事；但是，這個男人假如在自己家中強姦甚至殘害了自己的妻子，就是嚴重侵犯人權的暴力犯罪。同樣的道理，一個國家政權盡職盡責地為本國人民提供公共服務，自然是不容干涉的國家內政；但是，假如這個國家動用軍警大規模地武裝鎮壓本國人民，就犯下了嚴重侵犯人權的反人類罪。鑒於西藏目前的嚴重局勢，鑒於中國社會新聞出版不自由的客觀事實，國際社會特別是國際人權組織必須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深入藏區實地調查。各種各樣的「藏奸」們所發表的極端妖魔化達賴活佛的「愛國」話語，無論如何都是不值得相信的。
我自己完全明白寫作這樣一篇文章的個人代價和政治風險。之所以要堅持寫作這樣一篇文章，是因為我自己和我的家庭一直都是自以為「偉大、光榮、正確」的偽愛國主義者及其政黨的犧牲品和受害者。我的爺爺和大爺爺是在史無前例的共產主義「大躍進」中被活活餓死的，我自己從小就生活在一黨一派壟斷包辦國家政權的飢寒交迫加紅色恐怖之中。在我的家人飢寒交迫甚至於活活餓死的情況下，由一黨一派壟斷包辦的國家政權，慷慨援助阿爾巴尼亞的金額竟然高達人均4000元之多。在中國人住房待遇還不如歐洲國家法定的牧羊犬待遇的情況下，阿爾巴尼亞用中國的鋼筋水泥先是建了數萬個用不著的地堡，又把地堡當雞捨，實在糟蹋不了，又用來建造了上萬個烈士紀念碑。
關於包括「藏奸愛國」在內的各種各樣的偽愛國主義和偽民族主義，秦暉先生曾經有過經典到位的理性分析：本世紀伊始，紫禁城裡的老佛爺就因為列強同情「康梁逆黨」並反對廢黜光緒帝而佛心大怒。這個曾動用海軍軍費修建自家園林的慈禧太后創下了空前絕後的「說不」壯舉，同時向世界列強「宣戰」。幾十萬拳民被她召來攻打各國駐華大使館，在她半真半假的「說不」遊戲中屍橫遍地。而當八國聯軍蹂躪神州大地時，老佛爺為了保住她的權勢又連聲說「是」了。「說不」也罷，「說是」也好，億兆國人在她眼裡都不過是「家奴」而已，她可以大批驅使「家奴」去當炮灰，也可以「寧贈友邦不與家奴」，甚至拿成千上萬的「家奴」人頭作禮物獻給「友邦」！因此，「中國可以說不」要真有意義，中國公民就應該首先在自己的國家內部擁有「說不」的權利。沒有公民的尊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尊嚴。印度民族的聖雄甘地說：「我首先是一個人，其次才是印度人。」中華民族之魂魯迅說得更好：把淪為異族奴隸之苦告訴國人，是很必要的，但是切莫使人得出結論：「那麼，我們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隸罷」。對於那種「不愛國人卻『愛國』，只『愛民族』不愛民」的偽民族主義，這兩句話應是最好的回答。
借用魯迅的話說，中國五千的前文明歷史或者說是非文明歷史，一直都是中國人奴役殺戮中國人的「做穩了奴隸」和「想做奴隸而不可得」的歷史，而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由民主的文明歷史。真正意義上的愛國家、愛民族，所要熱愛的是既要保障本國人的基本人權又要尊重外國人和外族人的基本人權的現代文明國家，而不是極端維護「我們倒不如做自己人的奴隸」的野蠻民族及其邪惡政權的「藏奸愛國」或「漢奸愛國」。
2008-4-12於北京家中
──原載《民主中國》(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