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7日訊】索爾仁尼琴的逝世使人類又隕落了一顆良心，他是歷史的良心，也是文學的良心。
在對蘇聯共產專制的反抗中，索爾仁尼琴是最早的鬥士，他是蘇聯持不同政見運動的代表人物——這是一種個人的文學性的反抗，它的對象卻是一個橫誇歐亞大陸的現實帝國。索爾仁尼琴沒有妥協。這種反抗伴隨著他的是流放、監獄以及驅逐出境。這是鋼鐵機器對善良人性的應有的本能回應。一般來說，個人的文學反抗在這樣的情況下注定是要失敗的。
但索仁尼琴勝利了。他的勝利來自於人性，索爾仁尼琴的是人性的勝利。人性可以戰勝專制？多數時候人們或許都不會相信，會認為它只是一個夢想，但最後人性還是勝利了——共產主義的失敗正在於它沒有人性。它既不符合社會規律，也不符合人性規律，它的失敗或潰敗只是早遲的事。
索爾仁尼琴之所以能夠勝利正是緣於他有這樣的信心，以及堅持這樣的信心。儘管文學這種東西與任何現實力量都不沾邊，任何人也不會看到文學的現實的有形的力量，文學的力量是無形的，它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人性。這也就是文學的現實，這是索爾仁尼琴作為現實主義文學大師深刻之所在。
使專制和集權懼怕的文學緣於它的真實。索爾仁尼琴的所有作品都是告訴人民真實，告訴世界真實，從《古拉格群島》到《癌病房》都是如此。他的創作是記憶和見證的文學。人們要瞭解20世紀，要瞭解專制以及對專制的反抗，要瞭解什麼是真正的文學，要瞭解作為良心見證的文學，都必須讀他的作品。
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不僅扼殺人類的身體，也抹殺人類的記憶和人格。它使一個民族的記憶消失，它使一個民族的根本文化特徵喪失。反抗專制的文學首先是倡揚良心和人性的文學。正如索氏引用的一句俄羅斯諺語：「提舊事者失一目，忘舊事者失雙目。」不僅只是要告慰那些生者和死者，更是為了人類的良心，並抵達這種良心，索爾仁尼琴寫出了他見到一切，他所思考的一切。這是作為良心的作家的強烈的使命感所決定了的。
索爾仁尼琴曾說，「一句真話比整個世界的份量還重。」文學的生命正在這裡，它既不迎合權力，更不是徒有形式。在專制國家尤其如此，因為他深知，專制的冷漠和殘酷會使絕大多數人喪失人性並對謊言俯首聽命，面對不義熟視無睹。為此索爾仁尼琴曾寫下《不要靠謊言過日子》，希望人們在任何時候都不要講違心話，至少不要參與撒謊。這是作家面對專制和極權時所應具備的一個共同的底線和常識。真話的份量決定作家作品的份量。
俄國女詩人阿赫瑪托娃一次在監獄門外等候看望她的兒子，一位老婦人轉身問她：「您是阿赫瑪托娃嗎？」她說：「是的。」老人又問：「您是否認為有一天您能夠講述這個故事？」女詩人沉默片刻，然後回答說：「是的，我會試試的。」老人激動地望著她，毫無血色的臉上顯出一絲微笑。
索爾仁尼琴卻從一開始就講述了這樣的真實。他在《牛犢頂橡樹》中說到，「我一生中苦於不能高聲講出真話。我的一生都在於衝破阻攔而能夠向公眾公開講出真話。」他坦然面對這樣的講述，更重要的是他認為這是文學的基本責任。他的文學創作從真實開始到真實結束。如果說《古拉格群島》講述的蘇聯勞改營的真實，這樣的真實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會經歷的話，那麼《癌病房》則更多的講述了蘇聯的當下的現實，普通人都生活在這樣的現實之中。
「只要還活著，或者直到牛犢頂到橡樹上摺斷了脖頸時為止，或者是橡樹被頂得吱吱響，倒在了地上為止。」索爾仁尼琴的《癌病房》講述的是另一個「古拉格」，是另一種監獄社會的真實，它充滿著同樣的陰暗、疾病和死亡。索爾仁尼琴告訴蘇聯人也同樣告訴了全世界，《癌病房》是蘇聯的一個生動的象徵和比喻，蘇聯社會體制是「一堆爛了的土豆」，而共產專制則是一棟癌病房，人們生活在這裡卻不自知，等待《癌病房》裡的人們的早遲是死亡。
幸運的是索爾仁尼琴卻獲得了新生。它的新生是俄羅斯文學的新生，也是世界歷史的新生。說他是俄羅斯文學的新生，是因為在這以前或以後都沒有人能夠再有人像他那樣，既是歷史的見證人，又是文學的表達者。這二者在他身上如此自覺或不自覺的結合在了一起。
說他是俄羅斯文學的新生是因為索爾仁尼琴繼承了俄羅斯文學中的傳統中的優秀部分。如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然而索爾仁尼琴還不是托爾斯泰，蘇俄下的作家沒有托爾斯泰時期那樣從容做文的機緣，與托爾斯泰這樣的現實主義大師相比，索爾仁尼琴首先是一個受難者，監獄裡的犯人哪有坐擁莊園的老地主的閒散，在這種時候，托爾斯泰的對社會和人類的「反思」顯得是那樣的不真實，這也正是為什麼托翁會被列寧所嘲笑的原因。
索爾仁尼琴也不同於陀斯妥耶夫斯基。沙俄可以赦免後者，蘇維埃卻很難赦免前者。因為這是一台有效和嚴密的機器。事實也是如此，索爾仁尼琴的被安排的命運是比陀斯妥耶夫斯基更糟，在國內索爾仁尼琴是連寫作權都是被剝奪了的，他要生存和寫作就必須學會隱居，學會面對兩種現實：一種是克格勃的現實，一種是「癌病房」的現實。他必須既要寫作，又要保護他的寫作（為了作品不被克格勃沒收），而這是在共產專制國家進行真實寫作的一個基本常識，只有曾生活在專制國家同時又堅持真實寫作的自由作家才會對此有所體會。
索爾仁尼琴的文學是受難者的文學。在俄羅斯文學傳統中此前沒有任何先例教導他應該怎樣做，他的寫作與勇氣有關，勇敢、堅毅和頑強，是索爾仁尼琴的作品所以能夠存在的前提。
監獄可以使一個人變得更好，也可以使一個人變得更壞。但監獄是作家的大學卻是無疑的，只要你能夠畢業。當陀斯妥耶夫斯基從流放地歸來重拾文學時，他還可能表達，除了價值觀有所改變外，陀氏的改變也不是很多，但至少他可以寫作甚至可以出作品；索爾仁尼琴卻只有被驅逐出境，因為他什麼都沒有改變，一如既往。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索爾仁尼琴開闢了一個專制國家怎樣進行自由寫作的先例或傳統。那就是寫作的勇氣和面對真實的勇氣。索爾仁尼琴在這兩個方面超越了他的前輩，更不要說同儕。
索爾仁尼琴的新生來自他的堅韌不撥的意志和力量。他比蘇維埃活得久。如果有人告訴你堅強的信念最後可以使一個帝國崩潰，那麼這個人就是索爾仁尼琴。尤為難能可貴的是他在蘇聯的鼎盛時期就有了這樣的預言！這樣的預言除了先知還有誰能作這樣的推測！我們只能用偉大這樣的傳統詞彙來讚美他。由此之故，索爾仁尼琴對世界和歷史的意義被低估了，特別是在中國。他告訴我們文學可以直抵人心，也可以直抵世界和歷史，關鍵是勇氣。
願這位俄羅斯的（也是世界的）良知和靈魂安息！
──轉自《自由聖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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