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8月7日讯】索尔仁尼琴的逝世使人类又陨落了一颗良心，他是历史的良心，也是文学的良心。
在对苏联共产专制的反抗中，索尔仁尼琴是最早的斗士，他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的代表人物——这是一种个人的文学性的反抗，它的对象却是一个横夸欧亚大陆的现实帝国。索尔仁尼琴没有妥协。这种反抗伴随着他的是流放、监狱以及驱逐出境。这是钢铁机器对善良人性的应有的本能回应。一般来说，个人的文学反抗在这样的情况下注定是要失败的。
但索仁尼琴胜利了。他的胜利来自于人性，索尔仁尼琴的是人性的胜利。人性可以战胜专制？多数时候人们或许都不会相信，会认为它只是一个梦想，但最后人性还是胜利了——共产主义的失败正在于它没有人性。它既不符合社会规律，也不符合人性规律，它的失败或溃败只是早迟的事。
索尔仁尼琴之所以能够胜利正是缘于他有这样的信心，以及坚持这样的信心。尽管文学这种东西与任何现实力量都不沾边，任何人也不会看到文学的现实的有形的力量，文学的力量是无形的，它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人性。这也就是文学的现实，这是索尔仁尼琴作为现实主义文学大师深刻之所在。
使专制和集权惧怕的文学缘于它的真实。索尔仁尼琴的所有作品都是告诉人民真实，告诉世界真实，从《古拉格群岛》到《癌病房》都是如此。他的创作是记忆和见证的文学。人们要了解20世纪，要了解专制以及对专制的反抗，要了解什么是真正的文学，要了解作为良心见证的文学，都必须读他的作品。
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仅扼杀人类的身体，也抹杀人类的记忆和人格。它使一个民族的记忆消失，它使一个民族的根本文化特征丧失。反抗专制的文学首先是倡扬良心和人性的文学。正如索氏引用的一句俄罗斯谚语：“提旧事者失一目，忘旧事者失双目。”不仅只是要告慰那些生者和死者，更是为了人类的良心，并抵达这种良心，索尔仁尼琴写出了他见到一切，他所思考的一切。这是作为良心的作家的强烈的使命感所决定了的。
索尔仁尼琴曾说，“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文学的生命正在这里，它既不迎合权力，更不是徒有形式。在专制国家尤其如此，因为他深知，专制的冷漠和残酷会使绝大多数人丧失人性并对谎言俯首听命，面对不义熟视无睹。为此索尔仁尼琴曾写下《不要靠谎言过日子》，希望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讲违心话，至少不要参与撒谎。这是作家面对专制和极权时所应具备的一个共同的底线和常识。真话的份量决定作家作品的份量。
俄国女诗人阿赫玛托娃一次在监狱门外等候看望她的儿子，一位老妇人转身问她：“您是阿赫玛托娃吗？”她说：“是的。”老人又问：“您是否认为有一天您能够讲述这个故事？”女诗人沉默片刻，然后回答说：“是的，我会试试的。”老人激动地望着她，毫无血色的脸上显出一丝微笑。
索尔仁尼琴却从一开始就讲述了这样的真实。他在《牛犊顶橡树》中说到，“我一生中苦于不能高声讲出真话。我的一生都在于冲破阻拦而能够向公众公开讲出真话。”他坦然面对这样的讲述，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这是文学的基本责任。他的文学创作从真实开始到真实结束。如果说《古拉格群岛》讲述的苏联劳改营的真实，这样的真实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经历的话，那么《癌病房》则更多的讲述了苏联的当下的现实，普通人都生活在这样的现实之中。
“只要还活着，或者直到牛犊顶到橡树上折断了脖颈时为止，或者是橡树被顶得吱吱响，倒在了地上为止。”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讲述的是另一个“古拉格”，是另一种监狱社会的真实，它充满着同样的阴暗、疾病和死亡。索尔仁尼琴告诉苏联人也同样告诉了全世界，《癌病房》是苏联的一个生动的象征和比喻，苏联社会体制是“一堆烂了的土豆”，而共产专制则是一栋癌病房，人们生活在这里却不自知，等待《癌病房》里的人们的早迟是死亡。
幸运的是索尔仁尼琴却获得了新生。它的新生是俄罗斯文学的新生，也是世界历史的新生。说他是俄罗斯文学的新生，是因为在这以前或以后都没有人能够再有人像他那样，既是历史的见证人，又是文学的表达者。这二者在他身上如此自觉或不自觉的结合在了一起。
说他是俄罗斯文学的新生是因为索尔仁尼琴继承了俄罗斯文学中的传统中的优秀部分。如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然而索尔仁尼琴还不是托尔斯泰，苏俄下的作家没有托尔斯泰时期那样从容做文的机缘，与托尔斯泰这样的现实主义大师相比，索尔仁尼琴首先是一个受难者，监狱里的犯人哪有坐拥庄园的老地主的闲散，在这种时候，托尔斯泰的对社会和人类的“反思”显得是那样的不真实，这也正是为什么托翁会被列宁所嘲笑的原因。
索尔仁尼琴也不同于陀斯妥耶夫斯基。沙俄可以赦免后者，苏维埃却很难赦免前者。因为这是一台有效和严密的机器。事实也是如此，索尔仁尼琴的被安排的命运是比陀斯妥耶夫斯基更糟，在国内索尔仁尼琴是连写作权都是被剥夺了的，他要生存和写作就必须学会隐居，学会面对两种现实：一种是克格勃的现实，一种是“癌病房”的现实。他必须既要写作，又要保护他的写作（为了作品不被克格勃没收），而这是在共产专制国家进行真实写作的一个基本常识，只有曾生活在专制国家同时又坚持真实写作的自由作家才会对此有所体会。
索尔仁尼琴的文学是受难者的文学。在俄罗斯文学传统中此前没有任何先例教导他应该怎样做，他的写作与勇气有关，勇敢、坚毅和顽强，是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所以能够存在的前提。
监狱可以使一个人变得更好，也可以使一个人变得更坏。但监狱是作家的大学却是无疑的，只要你能够毕业。当陀斯妥耶夫斯基从流放地归来重拾文学时，他还可能表达，除了价值观有所改变外，陀氏的改变也不是很多，但至少他可以写作甚至可以出作品；索尔仁尼琴却只有被驱逐出境，因为他什么都没有改变，一如既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索尔仁尼琴开辟了一个专制国家怎样进行自由写作的先例或传统。那就是写作的勇气和面对真实的勇气。索尔仁尼琴在这两个方面超越了他的前辈，更不要说同侪。
索尔仁尼琴的新生来自他的坚韧不拨的意志和力量。他比苏维埃活得久。如果有人告诉你坚强的信念最后可以使一个帝国崩溃，那么这个人就是索尔仁尼琴。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苏联的鼎盛时期就有了这样的预言！这样的预言除了先知还有谁能作这样的推测！我们只能用伟大这样的传统词汇来赞美他。由此之故，索尔仁尼琴对世界和历史的意义被低估了，特别是在中国。他告诉我们文学可以直抵人心，也可以直抵世界和历史，关键是勇气。
愿这位俄罗斯的（也是世界的）良知和灵魂安息！
──转自《自由圣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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