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11月25日訊】從某種意義上說，有且只有兩種政治哲學：自由哲學與權力哲學。或是人們自由地按照他們認為合適的方式生活，同時尊重別人的同等權利，或是有人強迫他人做不願意的事情。這是新近出版的《古典自由主義》一書對各色各樣的政治哲學所作的分類。
該書還告訴我們，權力哲學曾以各種面目出現：個人獨裁（Caesarism）、東方專制主義、神權政治、社群主義、法西斯主義、君主政治、國家社會主義、階級專政。它們在名稱上各不相同，以至於掩蓋了本質上的相似之處。自由哲學也曾有各個不同的名字，但是它們的捍衛者的思路是一樣的：尊重個人權利的尊重，承認每個人是自主的，抵制那些用暴力手段進行專制統治的人。
自由哲學認為：每個人雖然都是社會動物，但卻是一個獨立的個體。因此人與人之間只能平等、獨立地像夥伴一樣交往，而不是像君臣一樣支配服從。每個人只對自己有所有權。每個人只屬於自己，不屬於任何階級、政黨。
權力哲學認為：人與人之間是不平等的，全社會注定要服從一個人或一個政黨或一個階級的統治與專政，要堅持一些人對所有人的永遠領導。人與人之間不是平等的夥伴關係，而是領導與被領導，統治與被統治的君臣關係、權力關係。最高統治者及其集權對所有的人有所有權，要他們無條件地服從、團結、忠於、熱愛、甚至永不叛變。
自由哲學之所以格外強調自由，是因為自由是人的生命所必不可少的。如書中指出，自由權與生命權不過是同一個東西的兩種不同表述。如果人們擁有自己，並且有權為了自己的生命的延續與發展採取必要的行動，且為自己的行動承擔責任，那麼他們就必須擁有思想和行動的自由。
上述兩種政治哲學之間的爭執反映到制度體制層面上，就是社會政治制度之爭。數千年以來，世界各國都為選擇什麼樣的政治制度爭論不休。不論選擇了什麼樣的政治制度，選擇者都信心滿懷，信誓旦旦。在古代可供西方人選擇的有貴族制、共和民主制、寡頭制、君主制等等。古代的中國只有一種選擇，那就是君主制。到二十世紀以降，英美這樣的國家，像中國古代一樣，在政治制度上已經無可選擇，也不可能做出新的選擇。而中國面臨的選擇卻多了起來，有君主制、軍閥統治、威權政治、極權政治、階級專政、憲政民主等等。這個政治制度選項的單子看起來很長，其實很短。因為其中的絕 大多數在道義上都沒有正當性，無法獲得民眾的認同。
政治制度、社會制度，說起來花樣萬千，其實也就只有兩大類。因為社會與政治秩序的組成與組織方式根本上也只有兩種：一種秩序依據的是權力哲學，靠統治者的暴力強制來統治。一種秩序依據的是自由哲學，靠人與人之間的自願、平等互動來實現。不論掛著什麼主義旗號的意識形態，不論有多少種名稱，一切社會政治制度，歸結起來都指向以下的問題：人與人之間，被治者與統治者之間是君臣式的尊卑關係，還是平等的夥伴關係？社會成員是服從自己，還是服從最高政治權力？每個人是與別人自願結社，還是必須團結在最高政治權力周圍？對這些問題的不同回答導致不同的社會制度安排。
不論是政治哲學之爭，還是社會政治制度之爭，都與知識分子脫不了干係。很自然，自由哲學深受信奉個人自由的知識分子喜愛，而權力哲學對那些崇尚權力的知識分子有相當的吸引力。權力哲學為專制統治者所篤信，卻是知識分子所發明的。不僅如此，權力哲學的推廣更是離不開專制統治者的「知識保鏢」。
本書提醒人們對權力哲學的知識保鏢保持警惕。有趣的是，「知識保鏢」不是外人強加的貶稱，而是那些以維護權力哲學和專制統治為己任的知識分子的自號。正如作者指出的：「啟蒙運動之後，統治階級意識到，依靠君權神授的理論已不足以保持被統治臣民的忠誠。於是他們就開始與世俗知識分子結盟，從畫家、劇作家到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城市規劃師、經濟學家和高級技術人員。有的知識分子需要統治者來拉攏，有的則熱血沸騰地主動要求為國效力，就像19世紀柏林大學的教授，他們宣稱：我們都是霍亨索倫王室（普魯士的統治者）的『知識保鏢』。」
當然這些知識保鏢也絕不是無私、無償地工作的。作者發現，「統治者常常給那些願意為他們的統治作貢獻的知識分子賞賜金錢和授予特權。有時候這些御用知識分子實際上就住在宮廷裡，享受著平民無緣參與的奢華生活。另一些則被任命為高級官員，或在國立大學當中任職，或者接受國家人文學科基金的資助。」
現在，這些知識保鏢實現其理想的手段也越來越巧妙。如書中所描述的，他們不再高呼國王萬歲，不再赤裸裸地主張鐵血的專制，而是用充滿學術素養的語調告訴大眾：必須有一個更大的政府來應付現代社會的複雜性、幫助窮人、穩定經濟週期、促進經濟增長、促進民族平等、保護環境、建立大規模轉移支付系統等，還有無數其他的目標。他們中智商更高的一些人，甚至對政府和統治者保持一種「批評」姿態，不斷地抱怨國家的權力太小，政府的稅收太少，對民眾生活的干預太弱，執意地要求統治者擴大權力強化力度。這樣，在掌權者與知識保鏢雙簧戲般的共同努力之下，國家與政府悄然無聲地不斷擴大著自己權力的地盤，民眾也心甘情願服從統治者的英明領導，一些人甚至呼喊國家來用權力干預自己的生活，去為自己當家作主。順理成章，預算更多、體積更加膨脹的無限政府也為其不遺餘力的的知識保鏢們提供更大的預算、更高的職位、更多的榮耀。
儘管這些權力哲學的知識保鏢們的所作所為侵蝕了個人的自由與尊嚴，為權力踐踏自由鋪上了厚厚的紅地毯，但是，該書並沒有對這些知識保鏢們做誅心之論。正如作者所強調的：不能簡單地說這些御用知識分子就是道德敗壞。他們當中很多人真誠地相信一個不斷擴張的國家政權是符合公眾利益的。另一方面，縱然他們的動機是真誠的，但是後果卻是有害的。因此，必須對權力哲學的知識保鏢們保持應有的警醒！
（《古典自由主義》，大衛·鮑茲著 陳青藍譯。）
──轉自《東方早報》 2009年11月22日 (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