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8日訊】所謂小官，是指縣處級幹部到最普通公務員（稱為「科員」或「辦事員」）的下層中共官吏。這個龐大的群體十分特殊，一方面要直接面對百姓，是中共的數以 千萬計的「窗口」，而且由於其生活圈子與普通百姓接近，難有政治隱私可言；另一方他們表面上雖過得輕鬆滋潤，但內心對上級懷有天然的恐懼，怕檢查，怕考 核，怕曝光，而且上級下達諸種不合理的任務指標一定要他們設法完成。
長期的體制矛盾轉化為心理壓力，長此以往，導致了嚴重的精神疾病，因此，小官自殺便成了一大官場現象。比如汶川抗震救災中出現的模範人物馮翔，被提拔為中共北川縣委宣傳部副部長不久後自殺身亡，《廣州日報》的報道說他「疑遭人逼迫」。
官場如市場官員多拜神
小官們基數龐大，保持職位的競爭性壓力非常之大。通俗地說，這個就業市場充分飽和，獲取額外利益的機制極不穩定。隨機抽取相關數據便可證明，如福建泉州 所屬某縣的副縣級幹部與全部公務員之比例接近一比二，又如湖南湘潭市有縣處級副秘書長二十人，再例如全國貧困縣四川德陽地區的中江縣竟有九名副縣長。
一職數人是中共官場上無法根治的怪病，因此內耗係數居高不下。小官之間激烈的勾心鬥角也造成了人格畸變，像同一單位正副局長互毆、上下級互相告黑狀等現 象比比皆是。由於人格畸變，產生精神方面的疾病在所難免，有民間調查表明：有百分之七十的小官存在分裂性人格傾向；有接近百分之四十的小官有不自覺的自言自語行為；有百分之三十的小官具有明顯的家庭暴力傾向，至少也是以損毀器物來發泄內心不滿。
中共統治集團在表面上仍堅持無神論，但是為了兩岸三地的統戰，不得不利用佛教。因此，絕大多數下層官員認為「佛教就是國教」，小官拜佛進而信道術、請財神的比例高達百分之八十。仍是上指的民間調查表明：約有百分之六十五的小官會定期向自己所託付的佛家、道爺進香、問卦，一次花費金額從兩百至五百元人民幣 不等；有百分之九十三的小官委託家屬或夫妻一同供奉佛像、財神、菩薩，即在居所內從事有神論的祭拜活動。
「厚黑」行不通百姓瞧不起
中共小官在上世紀末與本世紀初還是比較囂張的，他們深信「心黑、手毒、臉皮厚」的官場規則，尤其在對待農民超計劃生育與市民上訪問題，動不動就施以暴力。但是，隨著百姓法律意識的增強，通過法律程序形成的壓力迫使小官們改變了因應策略，改為通過利用「說事人」的辦法軟化對方，即利用人情成本替代法律成本。此種辦法再不奏效，就親自說好話乃至下跪求憐。素以幹部素質低劣著稱的山西臨汾某鄉鎮，一位副書記因在宅基地糾紛處理問題上措施失當，被農民告上法庭。二審開庭前，該副書記到原告家中下跪，淚涕橫流：「我混了三十年才弄到這麼個韭菜葉兒寬紗帽翅，要是輸了官司，肯定要丟官的呀！」
百姓對小官們的評價極低，一般情況下罵他們「吃人飯不拉人屎」、「錢比爹親」等等，最令人捧腹的是連妓女都瞧不起他們。人民網四月二十四日文章《官場「新八股」面面觀》引述了一個故事：一名縣級市的市委副書記與妓女鬼混時，妓女房間電視上播出了該副書記講話的新聞畫面，號召大家拒腐蝕、永不沾，妓女看後對他反譏說「你這是在糊弄洋鬼子」。
有些正當資歷的小官明顯地感到有品位的同齡人對他們的疏遠，因此形成了更深層次的心理壓力。如在山東一個縣級市，一位身為電業局副局長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畢業的 老大專生，每年都要召集同城同學新年聚會，但他發現近三年有些文化品位的同學越來越少地參加他主持的聚會，到二零零九年新年竟然沒有一位文化人到場。外界則譏笑這個在當地頗有名氣的同學會說：「現在成了官商大雜燴，混得差勁的同學沒資格來，有品位的同學都羞於來，更不用說積極參與了。」
良心受煎熬自殺案增多
本文開頭所涉及到的馮翔究竟遭到了什麼樣逼迫，是一個巨大的謎團，但有學者分析說：「很可能是由於失去愛子之痛，欲向外界透露地震中死亡學生數據，但由 於遭到官方限制，陷入難以自拔的矛盾，最後精神崩潰。」三十三歲的馮翔若放棄良知而自甘麻木，也許會有一個比較不錯的前途。
在馮翔自殺之前，二零零八年十二月份，雲南威信縣一位年齡尚不到四十歲的縣委常委、組織部長在家中上吊身亡。這位叫凌光輝的官員曾經在家中打開煤氣自殺未遂。這位小官給人的印象是「為人謙虛，做事比較穩重，有時候受到別人表揚，還會顯得侷促不安和拘束」。可以肯定地說，只要一個小官在本質上想做好人，就 很難在體制內求得良心的安寧。發生在二零零九年二月初江蘇射陽縣的地稅局長沈忠良上吊自殺事件更是一個印證，這位新上任一個月的局長，平時也是老實忠厚，升官後即自殺，為世人留下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今年上半年最著名的小官自殺事件發生在北京市通州區，一位任村官的大學生留下遺書，上吊身亡。媒體報導說他患有抑鬱症，此前曾兩次割腕試圖自殺。知情的村民無不惋惜地對民間調研人士說：「大學生當什麼村官嘛！小孩子哪能應付得了鄉鎮上明槍暗箭那一套？」
轉自《動向雜誌2009年5月號》(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