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勝利後我離開昆明到了上海，不久，陳納德將軍也到中國來了。他是回到中國來組織中美合作為航空公司的。我們的戀愛該說是在上海開始的。
當時在上海新聞圈中已盛傳我們戀愛的消息，因為在許多社交場合中，我們偶爾一同出現。陳納德有個司機，姓王，是雲南人，陳將軍來華時他就替他做司機，後來陳將軍返回中國在上海成立了民航空運公司，老王就來上海當他的司機，連家眷一妻一兒一女也來了上海。陳將軍還特地在屋旁另建了一個兩屋樓的小房子讓老王安家。老王是個忠心的司機，每次他該派去接我或送我回家時，就會滔滔不絕絕對我述說他的老闆如何英勇，性情既好，人又忠厚，而且就只有我是他唯一的女朋友，若能嫁給他真是前世積福云云。這些話我都聽膩了，可是卻不好意思去斥責他，因為他是個老實人。
有一次我生病住院，是胃潰瘍。大概多年在內地的營養太壞，回到上海外祖母又每天要我喝雞湯和補品，飲食前後失調反而鬧出胃病來了。那次的胃病是慢慢發作的，我說過到了上海，我對自己許願要快樂輕鬆地活一下，因此經常和親戚朋友們到夜總會跳舞（我到如今仍然喜歡這項運動）或是去看電影。在工作之餘一定會安排娛樂節目，家中和辦公室找我的電話日夜響個不停。大概節日排得太滿了，所以才會生病，胃部開始夜間作痛，直到有一天痛不可支，才被送入醫院。大夫說這是長期生活不正常、飲食不協調的毛病，吃藥、休息該會復原，外祖父母都說：「這個大孩子在這兒玩瘋了，就讓她在醫院好好休息吧。」
我病在醫院裡，不少朋友送來鮮花，陳納德將軍每天差王司機送花籃來，房中花籃、花盆堆積到連走道都佔滿了。一個黃昏將軍來看我，見到滿室花叢，就笑著問我：「是誰送了這麼多花兒？」我也開玩笑答說：「是你的司機，我還未死你就想以花葬我。」從此他再不要王司機去買花給我，但這個笑話後來也變成公開的秘密。
我病後出院，醫生囑咐要多休息，外祖父母也和我約法三章，不准天天和朋友有約，除了工作外要多在家休息。這一來倒給陳納德將軍很多上門拜訪兩位老人家的機會，當初我還不敢請他到家中來，而且還得找機會說服兩老；首先至少讓他們在最低限度之內能接受這位比我年長30多歲的外國人。
結果我們想出一個妙計。
陳納德是橋牌高手，外祖父母也都喜歡玩這玩意兒。於是一個週末我和外祖母商量是否可以請我的意中人到家裡玩橋牌（我和陳納德搭檔，兩人商量好要讓外祖父母做贏家，我們要多輸一點，好讓老人家高興）。經同意後，他來了，我迎出去，他手中捧著一大束紅色玫瑰花，我說：「多麼漂亮的玫瑰，是我的嗎？」他說：「對不起，不是給你的，是給廖夫人（即外祖母）的。」我們相視而笑。
外子彬彬有禮地稱外祖父母廖大使（外祖父曾任駐日本、古巴等國大使）、廖夫人，他們用流利的英語交談，外祖母還考了一下他的法語和西班牙語。坐下來玩橋牌時，我有時忘記了讓外祖父母多得分，還搶著做莊，偶爾他會在桌下碰我的腳尖，以提醒我。有幾次叫牌他裝傻，分明多過15點而不叫牌，就這樣使兩位老人家大贏。他說：「你們的牌術真好。」外祖父說：「今天我們的牌運還不錯。」於是有了第一次愉快的會面。
之後，陳納德一有空就到外祖父母家來，有時候我不在他就和外祖父聊天。外祖父講他的外交經歷，陳納德回憶抗日時的驚險，兩人談得相當投機。他還會陪著外祖父喝放冰塊的成士忌，漸漸地，他就像家中的一員了；連在二樓居住的九姨和九姨丈偶爾也來湊熱鬧，我想兩老對他已沒有太多成見。
一天晚上外祖母到我的臥房來和我單獨談。他說：「你媽是我最鍾愛的女兒，和你一起，有你在身旁我就像看見了依莎芭（母親小名）。你若和美國人結婚，就是遠嫁，我們就少有機會見到你了；知道嗎，寶寶。」我的小名是Bo.Bo，因為據說我牙牙學語時常說Bo.Bo。大家隨著小孩說話，因此家人都喊我寶寶。大姐是貝貝－－Baby，雖然到了我們年長為人母，這小名仍是習慣地使用。
外祖母對陳納德印象甚好，但捨不得我遠嫁。我告訴她，我的愛人有志留在中國協助中國的重建，即使回美也是暫時的，我們計劃留在東方。後來我沒有食言，我和外子一直以上海、香港、台北為家。大陸巨變後，外祖父母移居香港堅尼地道，我在香港九龍塘有一棟房子，但因工作的關係，還是定居在台北。
當年外祖父不適時，我還常去看望他老人家：後未能隨侍在側到他臨終，是因為外子也病重在醫院，而他們兩人同在1958年去世。
四五十年前，中國人並不贊成異族通婚。1947年末父親攜著繼母回外交部述職，他將被調到太平洋英國屬地古晉做公使。繼母張碧茜想了一個理由，說是父親到古晉需要一位中英文部好的人芻私人秘書，她認為我是最適合不過了，藉此希望能分離我和陳納德將軍的感情。
在那個年代，我可以抗議不去美國，留在中國讀書，但婚姻大事若得不到雙親的祝福將會引來不少閒話，不但在中國人面前抬不起頭，到美國去也會被人看不起。因此要得到雙親的點頭真要下點苦功夫。當時父親、繼母和外祖父母談論我的婚事時常常辦紅耳赤，幾乎翻了臉，父親說他這個不聽話又任性的女兒都是被丈人和丈母娘寵壞的。
陳納德將軍為了討好雙親，還派了專機到香港把兩人接到上海見面，又替他們在當年上海一流的賓館－－國際飯店訂了最好的套房，讓他們休息。
在國際飯店的套房裡，我和父親開始談判。他要我考慮和他們同去古晉1年，假如1年之後我仍維持原議，他就答應我們的婚事。我說古晉我是不會去的，五妹剛好入大學，她可以休學1年到古晉為父親服務。我們父女一再地討論，直到陳納德到旅館來接我們去國際飯店的十四樓吃晚飯，才稍停歇。
樂隊奏著我們喜愛的歌曲，他牽著我的手入舞池。他在舞池中低聲問我：「進展如何？」我說：「不太順利。」他說：「絕對不要妥協。這樣吧，明天讓我單獨和你繼母談；你的父親在她面前像綿羊，她若同意，其他的就好辦了。」我想他的話也有點道理。
第二天晚上我們到將軍家中晚餐，飯後將軍請繼母進入書房，他們在那兒談了許久，出來時將軍笑著對我說：「你現在仍是民航公司的職員，我批准你請假一星期，陪你的父母去杭州西湖玩玩，再仔細商量一下我們的結婚大事吧。」
他真是比我有辦法。
我陪著父母去了西湖。那正是初冬時分，西子湖畔遊人不多，但我對湖光山色了無心緒。花前月下，枕畔窗前，儘是相思，儘是離緒。每天晚上，有時早上將軍數次來電話詢問歸期。
父親知道我已有所決定，而且不會讓步，後來是他讓步了。他說：「我想作主意已定，我嫁了你這個女兒，我也要去古晉就任了。」
在杭州西湖停留了5天之後，我們回到上海。
陳納德坐著他那輛老式順風牌轎車到火車站接我們，車上後座跳出未的是小喬，它是我們心愛的德國臘腸短腿、短毛小狗，毛色黑得發亮，蹦蹦跳跳，猛烈地擺搖著它粗短的小尾巴，和它的主人一樣高興地歡迎我歸來。
我們和家人一起籌備婚禮，那是上海1947年底，不但是迎接1948年新年的來臨，更迎接那陌生而又充滿著考驗的未來。
我們從1944年初識，直到1947年12月底，除夕前一週才得到外祖父母、父親和繼母的准許，舉行小型的婚禮。那年他54歲，我23歲（結婚日期分12月21日），婚禮是在陳納德將軍在上海的私寓舉行，由基督教士和美國駐上海總領率證婚。參加婚禮的除了父親、繼母外，還有大姐和當時的外交部次長葉公超叔叔及陳納德的助理舒伯炎上校和他的夫人；另外還有他的好友，也是他的私人醫生詹德狄上校。
我披上白色的婚紗，穿了上海有名的服裝設計師法國綠屋夫人為我縫製的雪白嫁衣，陳納德穿了美國空軍中將的軍服；在1000朵白菊花的花架下，互相許願終生相守。他替我戴上了結婚戒指。樂師用小提琴奏了幾首我們都喜歡的曲子如「允諾」（Promis E）、「你的眼睛是甜酒」（Drink to me on1ywlth thy eyes）和「你是我的陽光」（You are my sunshine）等愛情歌曲，我和他在大廳中起舞。
當天晚上我們邀請了幾位朋友共進晚餐。我們並不想勞師動眾，也不想製造新聞，但卻不知道何時走漏了消息。在我們用餐時，傭人報告有新聞記者找陳納德夫人，當時我還在和客人交談，我的新婚夫婿笑著說：「陳納德夫人，有人找你，你去應付一下吧。」大家都笑開了。
這之後中外記者和攝影師來拍照，中外新聞、美國各大雜誌都登載了一張陳納德將軍和我接吻的照片，在那年頭，加上他的身份和我們不同的背景，實在是一件大新聞。為了不曝光，我們兩人沒有去度蜜月，第二天星期一，我們照常到辦公室上班。當時我已辭去了中央通訊社的採訪工作，轉到民航公司的新聞部上班，婚後，更跟著外子在工作上同甘共苦，一起為民航工作盡力。
婚前外子住的是公司的房子，但我們已商量過該有一棟自己的房子，於是就在虹橋路美華新村找尋。美華新村共有十二棟精緻房屋，都是英國式的房子，價錢相當昂貴。
1947年聖誕夜，我們坐在客廳內，聖誕樹下閃著紅綠色的燈光，大包小包五色繽紛的禮物堆積如山，有從中國各地進來的，也有從美國各地郵寄來的，還有不少是上海親朋和民航公司職員送來的。我想光是打開這些包裹，就要花上整個聖誕日。
夜靜，客人散去，外子拉著我的手說：「我先把我的禮物送給你。」那是一個淡黃色綢子做的小盒子，繫著一條紅絲帶，我心想那一定是一件首飾，但我錯了，那是一把金鑰匙，是美華新村五號的門匙，有一張小卡片寫著：「送給我親愛的小東西，連同我完整的愛。」我說：「啊，那所房子！」他微笑著說：「親愛的，聖誕快樂！」我送他一個金制打火機，但我對他說：「不要吸太多煙！」
19年流浪，我終於有了一個家，有一所我自己名下的房子。雖然因為戰事，我們在那所房子裡只住了不到兩年，又得再搬家，但我有一個關心我、愛我的人與我同在。
外子那時雖已過50歲了，但他仍是一位優秀的運動家，網球場上，他身手敏捷，技術嫻熟，而且常單打。公司又組織了一個棒球隊，他親自參加球隊出征，擔任投手，在上海和其他商業界組織的球隊比賽中多次獲得冠軍錦標。
我們的經濟情況也因公司業務的開展而大有進步。在中國大陸一共有47個站。上海虹橋機場是大本營，此外北京、南京、西安、桂林、貴陽、蘭州、太原、包頭、瀋陽、長春、煙台、青島，整個大東南、大東北、大西南，如昆明、重慶、成都、廣州、青海、寧夏、綏遠、西藏……，都有民航公司的班機。我有許多機會到每個地方隨著外子視察業務，也為公司的週刊寫報告。
能親眼看到中國的美麗山河，再親自走過中國的貧鄉僻壤，看到富沃的農田，貧脊的土地，農村裡的雞犬牛羊和田中插秧的男女，成群跑著、跳著的男女小孩，還有瘦小的女孩背後背著小嬰孩……，這些人一輩子可能生老病死都在不到10多平方裡的地方度過。這些對我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主人們對我們的禮遇愈重，我對他們的同情更深。雖然我遠嫁美國，脫離了貧窮，也稍微脫離了中國重男輕女的社會，但我的心中永遠無法忘記那些貧困的同胞，對於祖國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觀點上的一些改革和變化都使我無法忘懷，無法置身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