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内政外交
其实，在整个格局中，基本的变数来自中国内部，特别是其演变的速度。如果演变过慢，乃至停滞不前，主政者抱持“我死之后，管它洪水滔天”的心态，则实际的效果恐怕就是四面树敌，那时北京的外交态势将是极其严峻的。
不过，笔者并不过于悲观。由于经济利益和文化心态的驱使，从长程眼光看，在所谓“大中华经济圈”的范围内(大陆、西藏、新疆、香港、澳门、台湾等)，将来虽然难免还会出现更多的摩擦和曲折，不过仍然极有可能在二十一世纪某个瓜熟蒂落时机，浮现出某种政治安排(邦联、联邦或其他安排)，使其相互间的关系会缓和下来，制度愈益趋同，而且其制度变迁的方向则是大陆的香港化、台湾化，而不是相反。
但是，无庸讳言，这一历史过程必定是充满痛苦的。而其关键性的因素则是中国大陆的变迁方向和速度。因此观察中共外交政策中变与不变的东西，有助于对未来中国当局外交动向的判断。
影响中共在国际格局中行为模式的，有两重因素：地缘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因素。
所谓地缘政治因素，系指无论是谁、何党何派当政，作为独立的国家利益的主体都必须如此行事的模式。例如，对南海诸岛的主权要求，对日本、俄国的某种距离感，某种模糊的“远交近攻”的外交准则，甚至还包括了中国传统中的均势平衡智慧等，….这是一种普遍性的长期性的因素，换言之，应当是其外交政策的基石。
所谓意识形态因素，指的是“国教”对外交方针的影响，是某种特殊历史阶段的现象。如，建政初期对苏俄的“一边倒”，参与韩战、越战，支援古巴和输出革命等等。这是一种临时性的因素。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外交史，就是这两重因素的消涨起伏史。而总的趋势是，地缘政治的因素增强，意识形态的因素减弱。应当看到，这两方面经常是矛盾的、甚至是分裂的。我们必须把其外交政策中的这两重因素剥离开来，使其意识形态的因素消解于无形，才能使之更加接近中国的国家利益。
问题是，意识形态的因素常常成为历史包袱，成为实施地缘政治外交的绊脚石。而且，更不妙的是，这种因素已成为现实条件的一部分，使主政者不得不考虑。例如，目前对北韩的笨拙外交，就是这种难以扔掉的历史包袱所造成的。
这是中国长期以来内政与外交取向分裂所付的代价。所以如此说的原因是，中国自从毛时代后期，即七十年代初与美国开始谋和后，外交与内政出现了明显的分裂。它必定要寻求某种解决。不是外交的方向战胜内政的方向，就是内政的极左方向战胜外交的现实主义方向。因为内政和外交的分裂是不可能长期存在的。
众所周知，在这一竞争中，外交所象征的路线战胜了内政的路线，二者渐趋一致的结果，是总体上带现实主义色彩的邓时代。邓的这种方针，当然是比毛晚期的内外分裂的路线更符合中国的利益。
但是,虽然江泽民在外交与内政上大体继承了邓的现实主义方针，然而这一现实主义是有限的。因为其基点是建立在维护其统治地位这一首要目标上的。即，它是维持权力第一，国家利益第二的。因而，不可避免的，在某些时候，为了权位，就不得不牺牲长远的国家利益，而保护一党一私的利益。在外交上，最为明显的是伊拉克、科索沃事件的处理，而在内政上，最大的败笔乃至罪行，则是镇压民主党、法轮功和严控新闻网络。
自从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并非缺乏现代外交技巧和传统。在同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以均势原则为核心的地缘政治原则实际上深刻影响了中国各政权的外交方针。早在19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官僚已懂得外交上的均势原则。当时曾纪泽就建议请政府对藩属安南(越南)采取对西方门户开放的均势政策，他形容此政策为“投一羊以斗众虎”，由于没有一只老虎有能力夺得该羊，因此该羊遂得幸存。这一均势策略的平衡技巧后来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已被运用得十分娴熟，得心应手了，联美抗苏就是其著名范例。
中国将来的主事者，倘在经济力量大大增强后，如果忘记了祖先古老的平衡智慧，权令智昏，把内政上“天下归一”的帝王心态扩张到外交，希图称霸亚洲乃至世界，那么，这不仅将破坏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同时，势必祸国殃民，严重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
明智的抉择，正好是相反的方向。即把祖先在外交上的均势制衡的智慧吸纳进内政的安排中，从而打破权力一元垄断的局面，建立权力制衡机制，特别是在政府的外交活动中建立起某种制度性制衡机制，使得整体的国家利益能有保障地超越主政的一党一私的利益，完全褪去共产意识形态色彩，与国际的正常政治秩序协调起来。最后，作为更高的原则，是使自身完全纳入国际公认的文明规范：即使是政府维护国家利益的行动，仍必须以不侵害到国民的最基本的人权底线为界。如此，则中国幸甚，东亚幸甚，世界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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