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高科技网路的兴起，上网人数的增加，网路技术对于人类的投资、购物、咨询、学习、通讯、休闲等各方面传统习惯所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已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那么现代网路科技对于中共专制统治下，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又会产生那些影响呢？
记得一九九六年九月我虽离开中国大陆之前，上海一位资深的异议人士前来看望我，他十分兴奋的谈到网路科技的兴起，并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信息传播在网路上的无远弗届，必将导致中共专制政权的垮台。无独有偶的是，一些电脑科技专家如加拿大的塔普史考等人也十分乐观的认为：一但进入“网路民主”的新时代，地球村内“消灭国界”的日子终将来临，有“网路自由派”的观点认为：网路与加密技术结合将大幅增加个人的力量并消弱政府的力量；而“加密技术无政府主义者”则提前宣告了政府失去意义和作用，“暴民政治”将大兴其道；至于信奉“科技共产社会”者却认为科技是解决一切问题和纷扰的灵丹妙方，政府将愈来愈有效率，人民也将高度参予决策，创造一个双赢的理想社会。
如同七、八十年代我们就听到科学家们预言二十一世纪已经消灭了癌症，机器人如何进入千家万户供人使唤，所以动、植物、包括人类的基因都随心所欲的改造，以及上天入地如同走街串户那样方便等等，等等。虽然千禧年擦亮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到现实与幻想间的距离，但人们并不为怪。同样前述这种种“网路民主”的美好愿景，在民主国家总有一派会占上风，也自有它实现的可能性，只不过是早一些、晚一些而已；但在一个极权国家，当先进的国际网路面对一张可怕的专制铁幕时，“网路民主”的前景实在令人无法乐观，因为在先进的高科技网路在一个专制极权的国家内都会受到限制和监控，而且反过来也会被反动政府所利用，作为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的工具。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权不发达国家中，广大劳动人民相对处于贫穷状态，电脑的普及率极低，且大多数集中在大、中及沿海城市的少数中产阶级和知识份子手中、许多老、边、山区和农村的学子甚至于至今尚不知电脑为何物？他们往往连自家门口一条平坦的土路都没有，惶论什么“信息高速公路”？但就连这种极有限的跨国界的资讯传播也为中共当局所不容，国安局和情治部门正在努力采购和自行研制能有效监控和干扰网路通讯的先进设备，并建立网路警察部队。
新春伊始，最高人民法院于一月二十一日公布了一项所谓“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案件的释法”，根据此项最新的司法解释，凡是扣上以上罪名“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至无期徒刑可并处以没收财产。“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情节特别恶劣的”，可判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凡透过互联网路向境外泄密等，同其他方式泄密亦将依照型法有关规定定罪处罚。
非但如此，中共对海外的民运网站也倾全力进行封杀和破坏，甚于派遣了许多经过专业训练的特工人员以留学、经商为名在海外设立网站专事搅局，冒名顶替，造谣污蔑，自拉自唱，黑客出击，无所不用其极，这种种不惜动用国家力量与网路民主抗衡对决的做法，无非是想密切配合国内的网路专政，最大限度地压缩海外民运力量的网上空间，并用些有官方背景的钓鱼论坛来欺世盗名，专骗大陆的网民上勾，以达到他们以“互联网泄密”的莫须有罪状来害人、杀人、劫财的目的。
与此同时，大陆的人民日报BBS网站对于抨击对台文攻武吓的评论和文章一律封杀或删改得面目全非，而对一些叫嚣“打台湾要打得早，打得快”之类的的法西斯言论却全文照登不误，一篇署名“数学”的文章，不但邀请中共当局打台湾要立即动手，还建议“动员五百万到一千万军队到台湾去，或者移民二千万人到台湾去”，像打越南人一样打台湾，并在攻下台湾后，强制“将台湾人民移到内地某个地方，在台湾统统换上大陆人”以绝后患，另有一署名“达尔”的战争狂人甚至在“打下了台湾怎么办？”一文中歇斯底里地上书中共：“战端一开，不要顾忌台湾军用、民用设施的损失和台湾人生命，每一个解放军的生命都比一千个台独分子的生命重要。打死了台独是死有余辜，打死了支持统一的，帐要算在台独分子的账上。台湾每年从我们手真骗多少银子，年年针对它的备战又花了我们多少银子？！不要怕把台湾炸平了，两项相抵，咱们还是赚的。”
在这种全盘封杀民主和异议之声，在网路上大搞文革式一言堂的同时，有着明显官方背景的大陆最大的国际网路系统China.net构建公司－－亚信科技已向美国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申请在美国上市发行股票计划，募集千万美金用自由世界募集得来的钱进一步箝制网上资讯的自由流通，这对以民主精神、自由女神和“人权宣言”为立国之本的美国而言，真是一个极大的嘲弄。
鉴此，我们不得不遗憾的认为，虽然现代网路科技以它跨国界的触角将对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影响有限，由于中国人民生活的相对贫穷以及教育程度的低下，加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冲突，西方国家所倡导的，人权至上思想，近期内不可能被广大中国人民所接受，而历来走在新兴科技前列的中国知识份子，又普遍存在着传统的对统治者的依附心理，丧失了独立人格和做人的尊严，因此只要中共专制政权依然有效地统治着中国大陆，箝制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便无法得到根本改善，上世纪末，中共对中国民主党成员和法轮功成员的镇压便是一个明证。
如同中国的四大发明一旦传到海外便在科技成就上出现了日新月异的变化，而在发明者的基本国反倒出现了严重的落后状态一样，外来的新兴科技在中国这块缺乏民主、自由元素的黄土地上无法收获从根本上改善中国人权状况的硕果。说到底，这并不是一个科技是否落后的问题而是一个民族性和制度的问题。
二００一年一月一日于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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