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牛来机关之前，曾在报社工作一年半。对于记者职责的思考，伴随着我走过记者生涯。我从不否认新闻与政治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正是“第四种权力”的巨大诱惑，让我对报社产生了兴趣。1997年10月，在我刚从大学毕业3个月后，妈妈终于得恶病去世了，我仓皇回家奔丧。本来心情就不好，可偏偏我们镇上又传出了一个新闻：全镇只许种植经济作物，任何人都不许种一星儿点粮食作物，谁种，镇里就用铁犁给他 开。走在大街小巷，到处都是这样的标语：坚决建成无粮镇！这是一起明显违背群众意愿的“长官工程”，搞农业结构调整居然搞到农民怨声载道的份上，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事儿比这更能暴露基层官员的素质了。许多乡亲听说我回来了，就自动找上门儿来，说：你在北京，看有什么办法治治这些人，这太可恶了！他们听说我在报社工作，自然想起了“焦点访谈”，想起了这个在农民中享有崇高声望的“青天”，说你联系一下，看能不能让他们来给这些镇领导暴暴光。
出于一种内心的正义感，等我回京后有机会和中央电视台记者一起出去采访时，我请他们在台里报了这个选题。当然，以“焦点访谈”的声望，我是指望不上的，和我一起出去采访的是另一个节目组的两位记者。
我们要去的是有着类似情况的三个地方：一个是河北某县城搞建设，将农民土地大量征用，却没有给予适当的安置；另一个也是河北的，某旅游开发公司圈占农民土地搞项目，同样安置不好；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无粮镇”。
在这7、8天的采访中，农民对于那部标有“中央电视台”字样的摄像机所表现出来的信任和崇敬，给我留下了十分巨大的震动。就是在那部机器下面，无数的农民齐刷刷地跪倒了，跪倒在了冰天雪地的巷子中，跪倒在了那道喷薄而出的情感的潮水里，扶也扶不起。这让情景中的我很容易地就想到过去农民悲天抢地跪倒在清官面前的情景。
我和中央台的两位记者均是在沉重和抑郁中回到北京的。更让我们抑郁的是此后发生的事情。
在我们刚刚回到北京之后，三个地方的领导均先后赶到。其中的两个找到了我，一个是我家乡县里的领导，他们给我带了烟和酒，并从我那里得到了中央台两位记者的电话和地址，随后通过县里的关系找到人事部的某领导，人事部又找到了广电部，广电部又找到了中央台，随后在我不在场的情况下摆了8桌，也就把这事摆平了；另一个在我们在采访现场的时候，县里领导就把中央台某著名主持人和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的某中层领导请到和我们在一起吃了饭，两位名人一再声明：我们可不是来干预你们采访的，只是来看看，这里是咱们台（他们台）的扶贫点，能支持的还要支持啊。在我们回北京后的某个时间，该地领导迅速来京，在一个巧妙的机会，被农民控告的那位地方领导将我叫到了一边，顺手抽出5千块钱，说：兄弟，你给两位记者说说，能放就放一马吧，这是给你的运作费，他们两个的钱另说。我不知道我们回来后，发生了什么，我只知道，那5千块钱是十分烫手的，无论如何我不能要。另外一个地方的领导，此后也来到了北京，同行的两位记者告诉我，他们也找了人，基本上也免灾了。
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些；我还知道的是，这三次采访，仅仅播出了一个，就是这一个也在立场上有了重大改变，将鞭子不偏不倚地同时打在了“地方政府”和“农民”身上，各五十大板——农民，你也不要以为电视台给你说话了，再搞什么新花样！电视台的观点，往往被农民看成是事情的盖棺定论，他们看了也就没有什么再折腾的力气了。
这是阿牛当记者所有过的一段体验。在这段体验中我看到了无数双带着血丝的群众的眼睛，也看到了批评时弊的艰难。从而，我得出两个方面的结论：
（一）
（1）“焦点访谈”的产生有它现实的土壤。这个节目的出现体现群众的现实需求，更体现了这个社会的良心。它在国家法律和制度建设滞后的情况下，在社会运转机制中充当了启蒙和动力的角色，是我们这个社会充满希望的“亮点”。它在疏导民众情绪和引导民众寄托对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希望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大于它所消灭的一个个具体的社会罪恶，更大于它对国家法制和制度建设所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不看到一个个鲜活地、形象地存在着的社会救助行为，而去进行前于这个时代的学理或者思维上的批判，是不等值的。
（2）“焦点访谈”的记者是一批真正的勇士。在众所周知的舆论环境下，中央台一些青年人敢于开风气之先，成为社会良知的自觉承担者，他们形象地表明了中国记者的社会职责，是真正无愧于时代的一批勇士。看看他们为作社会代言人所受到的攻击和所经历的风险，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这个特定国度特定时期的记者的内涵。他们没有去抓那些风花雪夜类的花边新闻，而是将最大可能的思考和批判献给了社会和民众，这还不是值得尊敬的一群吗？
（二）
（1）作为中国青年的一种职业选择，当他选择了新闻界，他能够很好地表现对这个社会的责任，常常比在其他岗位上能更直接地进行社会承担。这是他们一个比较理想的人生去处，尤其是在青年阶段。在这个地方，他们较少被社会压抑，且在生活和思维上都有着广阔的空间，能够发挥所长，能量得到释放。
（2）记者中也有分类：焦点访谈代表着一类，还可以分成评论类、教育类、文艺类，等等，在这所有的类中，最缺少“焦点访谈”一类，最可贵的也是这一类。没有采访经验，没有深入过矿山企业，却对这个社会发表着诸种见解的，不代表记者的本质，他们是“文化人”，在搞著文化产业，或者是思想者，是“报人”。他们在人生的阅历和成就方面面临危机。……(原文如此：转载者注）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对我触动最大的记者就是行者，没有走过工厂串过农家的人，我不知道……(原文如此：转载者注)
(转自<<两千年目睹之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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