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牛來机關之前，曾在報社工作一年半。對于記者職責的思考，伴隨著我走過記者生涯。我從不否認新聞与政治的聯系，甚至可以說，正是“第四种權力”的巨大誘惑，讓我對報社產生了興趣。1997年10月，在我剛從大學畢業3個月后，媽媽終于得惡病去世了，我倉皇回家奔喪。本來心情就不好，可偏偏我們鎮上又傳出了一個新聞：全鎮只許种植經濟作物，任何人都不許种一星儿點糧食作物，誰种，鎮里就用鐵犁給他 開。走在大街小巷，到處都是這樣的標語：堅決建成無糧鎮！這是一起明顯違背群眾意愿的“長官工程”，搞農業結构調整居然搞到農民怨聲載道的份上，我不知道還有什么事儿比這更能暴露基層官員的素質了。許多鄉親听說我回來了，就自動找上門儿來，說：你在北京，看有什么辦法治治這些人，這太可惡了！他們听說我在報社工作，自然想起了“焦點訪談”，想起了這個在農民中享有崇高聲望的“青天”，說你聯系一下，看能不能讓他們來給這些鎮領導暴暴光。
出于一种內心的正義感，等我回京后有机會和中央電視台記者一起出去采訪時，我請他們在台里報了這個選題。當然，以“焦點訪談”的聲望，我是指望不上的，和我一起出去采訪的是另一個節目組的兩位記者。
我們要去的是有著類似情況的三個地方：一個是河北某縣城搞建設，將農民土地大量征用，卻沒有給予适當的安置；另一個也是河北的，某旅游開發公司圈占農民土地搞項目，同樣安置不好；還有一個就是我們那個“無糧鎮”。
在這7、8天的采訪中，農民對于那部標有“中央電視台”字樣的攝像机所表現出來的信任和崇敬，給我留下了十分巨大的震動。就是在那部机器下面，無數的農民齊刷刷地跪倒了，跪倒在了冰天雪地的巷子中，跪倒在了那道噴薄而出的情感的潮水里，扶也扶不起。這讓情景中的我很容易地就想到過去農民悲天搶地跪倒在清官面前的情景。
我和中央台的兩位記者均是在沉重和抑郁中回到北京的。更讓我們抑郁的是此后發生的事情。
在我們剛剛回到北京之后，三個地方的領導均先后赶到。其中的兩個找到了我，一個是我家鄉縣里的領導，他們給我帶了煙和酒，并從我那里得到了中央台兩位記者的電話和地址，隨后通過縣里的關系找到人事部的某領導，人事部又找到了廣電部，廣電部又找到了中央台，隨后在我不在場的情況下擺了8桌，也就把這事擺平了；另一個在我們在采訪現場的時候，縣里領導就把中央台某著名主持人和中國電視劇制作中心的某中層領導請到和我們在一起吃了飯，兩位名人一再聲明：我們可不是來干預你們采訪的，只是來看看，這里是咱們台（他們台）的扶貧點，能支持的還要支持啊。在我們回北京后的某個時間，該地領導迅速來京，在一個巧妙的机會，被農民控告的那位地方領導將我叫到了一邊，順手抽出5千塊錢，說：兄弟，你給兩位記者說說，能放就放一馬吧，這是給你的運作費，他們兩個的錢另說。我不知道我們回來后，發生了什么，我只知道，那5千塊錢是十分燙手的，無論如何我不能要。另外一個地方的領導，此后也來到了北京，同行的兩位記者告訴我，他們也找了人，基本上也免災了。
我所知道的就是這些；我還知道的是，這三次采訪，僅僅播出了一個，就是這一個也在立場上有了重大改變，將鞭子不偏不倚地同時打在了“地方政府”和“農民”身上，各五十大板——農民，你也不要以為電視台給你說話了，再搞什么新花樣！電視台的觀點，往往被農民看成是事情的蓋棺定論，他們看了也就沒有什么再折騰的力气了。
這是阿牛當記者所有過的一段体驗。在這段体驗中我看到了無數雙帶著血絲的群眾的眼睛，也看到了批評時弊的艱難。從而，我得出兩個方面的結論：
（一）
（1）“焦點訪談”的產生有它現實的土壤。這個節目的出現体現群眾的現實需求，更体現了這個社會的良心。它在國家法律和制度建設滯后的情況下，在社會運轉机制中充當了啟蒙和動力的角色，是我們這個社會充滿希望的“亮點”。它在疏導民眾情緒和引導民眾寄托對這個國家和社會的希望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大于它所消滅的一個個具体的社會罪惡，更大于它對國家法制和制度建設所可能產生的負面效應。不看到一個個鮮活地、形象地存在著的社會救助行為，而去進行前于這個時代的學理或者思維上的批判，是不等值的。
（2）“焦點訪談”的記者是一批真正的勇士。在眾所周知的輿論環境下，中央台一些青年人敢于開風气之先，成為社會良知的自覺承擔者，他們形象地表明了中國記者的社會職責，是真正無愧于時代的一批勇士。看看他們為作社會代言人所受到的攻擊和所經歷的風險，我們就可以找到我們這個特定國度特定時期的記者的內涵。他們沒有去抓那些風花雪夜類的花邊新聞，而是將最大可能的思考和批判獻給了社會和民眾，這還不是值得尊敬的一群嗎？
（二）
（1）作為中國青年的一种職業選擇，當他選擇了新聞界，他能夠很好地表現對這個社會的責任，常常比在其他崗位上能更直接地進行社會承擔。這是他們一個比較理想的人生去處，尤其是在青年階段。在這個地方，他們較少被社會壓抑，且在生活和思維上都有著廣闊的空間，能夠發揮所長，能量得到釋放。
（2）記者中也有分類：焦點訪談代表著一類，還可以分成評論類、教育類、文藝類，等等，在這所有的類中，最缺少“焦點訪談”一類，最可貴的也是這一類。沒有采訪經驗，沒有深入過礦山企業，卻對這個社會發表著諸种見解的，不代表記者的本質，他們是“文化人”，在搞著文化產業，或者是思想者，是“報人”。他們在人生的閱歷和成就方面面臨危机。……(原文如此：轉載者注）
在這一年多的時間里，對我触動最大的記者就是行者，沒有走過工厂串過農家的人，我不知道……(原文如此：轉載者注)
(轉自<<兩千年目睹之怪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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