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媒体似乎在通过对亓培玉事件的关注来挽回自己的荣誉。对中国媒体来说，“挽回荣誉”这种说法可能还是奢侈了，因为这种荣誉30年间从来没有存在过，而接下来的20年里，它仅仅是一种外部性的原则，远远没有成为一种实践。但是当这一原则已经被提到“精神文化”的层面上来而“社会文化”又无法与之统一的时候，作为身在其中的媒体来说，一直在蒙受耻辱，这种耻辱感比以前缺乏对原则的基本意识的时候更加强烈，这种耻辱感因只能表达对政治运动或更高权力伤害的人以外的被伤害者的关注而更加绝望。
1990年以来，1999年以来，记者内心的原则一直在进行捍卫尊严的努力，这种努力表现在南方一些报刊对“半吊子自由”的坚守，表现为知识分子90年代特有的对忏悔精神的张扬。尽管中国一些先锋媒体对腐败个案的关注仍然是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框架内进行的，特别是还可能客观上参与了机会主义时代的权力之争，但是，它们对底层社会的关怀，对个体生命价值和个人尊严的尊重，仍然应该感动着世界的良心。
亓培玉事件可以看作是上述记者捍卫尊严的行动之一。通过媒体的介入，它向这个“化外民族”宣示了两条人权原则：第一，每个人都有责任关怀另一个人的命运，他人的命运与我自己息息相关。第二、个人价值至上这一伦理只有通过“不放过每一件罪恶”这种努力才能得到保卫。第二点非常重要，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总是提出这样一种谴责：为什么不敢去关注身边“更悲惨”的事件？事实是，每一件悲剧都是最悲惨的事件，而只有不放过每一件罪恶，“更悲惨”的事件才能不断减少。至于对另外一些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悲剧，是的，所有人都有责任去关注，这的确是一种绝对的耻辱，但问题是，这种耻辱感不应该视为是同样无视亓培玉之死的理由。这两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我呼吁批评家们记住这一点。而对于媒体来说，满怀耻辱地关注更多个体悲剧，也许是这个时代给定的一种正确的职业姿态。我们的良心应该警惕两种倾向：一、以只关怀“更”字号事件为名忽视个体悲剧，甚至出于一种病态的心理嘲弄对个体悲剧的个别关怀。这种倾向发生在一些看客和批评家身上。二、因关注了某些生命个案就被一种道德优越感所诱惑，忘记了结构性的耻辱。这种倾向往往是一些自由派的“无冕之王”在“亓培玉事件以后”的心态。通往自由的道路是这两者之间的道路。而这条道路正是基督的道路。
人们有理由在向死难者致哀的同时，向亓培玉事件中的一些媒体和记者致敬，也许，这是一个时代开始之间出现的又一个重要事件。人们已经厌倦了，但人们没有完全在等待一个“新的时代”。“新时代”并不在历史主义的时间链条上，而在我们的精神生活中，在“此刻”。或者“我们在场”，或者我们根本不存在。如何确认我们活着，如何说明我们在场？我们要说话。这一次，新闻自由的价值更清晰地呈现在整个民族面前，人们发现，真相不可能通过行政命令产生，正义尤其如此。
此外，我们发现，自由和人道主义的敌人不仅仅是“大哥”（奥威尔，《1984》），它在每个人的内心。亓培玉事件中的凶手是普普通通的百姓，他们从普通个人成长为一名法西斯主义暴徒是如此的轻而易举，他们的心灵里的罪恶意志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乃至“正常化”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了。我常常怀疑，是否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个潜在的法西斯匪徒，是否每一个人都是把有朝一日能当“大哥”作为唯一人生理想的奴隶？中国走向自由的道路之所以艰难无比，不是因为“大哥”专制的残暴性，而在于千千万万个“大哥”在茁壮成长，大哥的残暴在一国家规模进行的同时，各种微型的但完全具有相同特质和形式的残暴正在千千万万个地方反复上演。
自由，我们必须不放过每一件罪恶。
自由，每一个我必须警惕每一个自己的心中之贼。
(转自<<思想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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