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高行健是汉语作家中最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虽然他在技术上并不完美，但其作品在主题上的超越性、视野上的广阔性、探索的多样性是其他汉语作家所无法匹敌的。
１、 高行健是真正意义上的后现代作家。在绝大多数汉语作家还忙于从人与人关系的角度对中国的政治-文化进行反思时，他已经开始从生态视界中看问题，在作品《野人》和《灵山》中表现出将人文关怀与生命关怀、生态关怀、宇宙关怀统一起来的努力。这使得他在思想高度上远远超越了北岛–北岛是以启蒙为使命的典型的现代作家，而高行健则是具有了生命关怀意识、生态关怀意识、宇宙关怀意识的后现代作家，二者根本不在一个水平面上。至于王蒙和李敖更无法与高行健相提并论。沈从文与高行健有类似之处：他们都从前现代文化中寻找世界的活水源头，但沈从文笔下的湘西本质上是乌托邦，高行健在《野人》和《灵山》中则一方面回到过去，一方面消解指向过去的乌托邦，所以，高行健所要表现的东西远比沈从文复杂，二者有后现代作家与前现代作家之别。
２、 高行健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最富探索精神的戏剧家–二十世纪中国有两个杰出的戏剧家，上半叶是曹禺，下半叶是高行健，高行健戏剧的完美性不如曹禺（高的戏剧有主题先行的毛病），但在探索性上超过了前者–他是中国大陆最早提出并实践总体戏剧的人，其《野人》是中国迄今为止最有生态意识和生命关怀意识的总体戏剧。至于有人批评他的《车站》是对《等待戈多》的模仿，则是个天大的误解：《等待戈多》是”上帝死后”属于西方人的后宗教戏剧，剧中人所等待的戈多是超越性的存在，《车站》则是”后文革戏剧”，其主题与《等待戈多》恰好相反：它用十年的荒诞等待所造成的生命的浪费告戒人们不要盲目等待（十年显然是影射文革），而要成为自我立法的主体，走自己的路，到自己的此岸和彼岸去（顺便说一句，高行健是汉语作家中努力将个人主义与大生命主义结合起来的人）。
所以，高行健是二十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一世纪初汉语作家中最应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那么，为什么高行健的获奖在中国大陆知识界所引发的不是兴奋，而是怀疑和不屑呢？原因有以下几点：
１、 大陆作家∕批评家还基本上是”现代人”，对真正的后现代主义–超越了主体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工业主义、消费主义、父权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尚不理解，故难以确切评估高行健的价值–这是最根本的原因；
２、 还有”大陆人”对”海外华人”的嫉妒心在作崇；
３、 高行健在语言的具体处理上确实不是汉语作家中最好的，但这不妨碍他的作品在西语化以后受西方人的赞赏（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他确实与萨特等诺贝尔文学获奖者有距离–但他的《灵山》中对汉语内在可能性的探索使他的作品与萨特等的作品相比还是有自己的个性）；
４、 高行健在移居法国后，实际上与活的汉语语境失去了联系，只能在想象中与大多数汉语人对话，而这种依靠记忆维持的对话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般过去时的，这使得他思想中的某些方面（尤其是对中国的理解）与大陆知识分子有较大隔阂；
５、 高行健在《灵山》中可以强调的个体独立意识在中国目前的语境（如大批工人下岗）中显得有些冷酷，其作品结尾所表现的禅宗式的顿悟在大陆知识分子看来未免做作，容易引起大陆知识分子的反感，这反感与对所谓的后殖民语境的反抗结合起来，便呈现为对高之获奖的本能式的拒斥。
要打破此僵局，高行健应积极地与大陆知识分子对话，理解大陆目前的语境，大陆知识分子也应以”破执”的精神来理解高行健。
－－转自《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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